我知道白芳礼老人的事是从团中央学校部一位负责人口里听得的，他告诉我，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现已八十五六岁了，十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曾受到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领导的赞誉和接见。初听这事，我除了强烈的震惊外，心里怎么也不太容易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穿衣和上学，实在太残酷了，也太……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去采访之前，我给天津团市委打了个电话，请他们帮助找到这位老人。5月19日，我正在北京参加一次文学研讨会，会的中途传来天津方面打在我寻呼机上的消息：“天津无你打听的那个白大爷……”这怎么可能！我走出会议大厅，急忙给天津方面打去长途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帮助寻找。下午对方告知“已找到”，这才使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第二天一早4点我就睡不着了，5点“打的”赶到市郊的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因为来得太早，白白在晨露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启程到天津。
9点半左右，市学联的一位同志带我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走了好多路，来到了天津火车站。
“白大爷就在那个大广告牌后面。”学联的同志指着火车站西侧的那块巨型广告，对我说，“白大爷平时没有固定地点，到处都走。为了今天你的采访，昨天下午我专门来了一趟，让他今儿在这个地方等着。”
越过川流不息的车潮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们来到巨型广告牌后面的一个三角地。我远远看到在那个三角地的路边，堆放着一摊破破烂烂的东西，有各种瓶瓶罐罐、纸屑废桶等，在这些废品堆放物的中央，有一个用旧编织袋片搭成的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棚。在棚的后面，只见一位衣衫穿着极为破旧的老人在一只小盆里洗刷着两顶旧鸭舌帽……
“这就是白大爷？！”
“是他。”
这时，老人正抬起头。我心头一颤：这不是油画《父亲》的翻版吗？瞧那一道道刀刻般的深深皱纹和充满沧桑的脸……
“你是北京来的作家？”老人直起身子，那张黑黝黝的脸盘顿时绽出那憨厚的歉意，“看看，我嘛没干，又让上面重视了。”
老人家原来是个一开口就叫人能见得着底的人哪！
“可你这阵来看我啥都不像了……”老人皱起眉头，指指点点地对我说，“以前我在这儿有13个小卖铺，前阵子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我们这些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我是劳模，当了几十年的老劳模，得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呀，所以我就让政府先拆了我的这些小卖铺。13个小铺哩，他们那天来了三十多辆车、一百多号人哪，拆了近一天，全给拆掉了。现在我就成了这个样，一点不像样，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生意好着呢！”
老大爷还是个做过大生意的人呢，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哎，以前生意大着呢。”老人一提起这，顿时神采飞扬。他说他这儿是前些年张立昌市长亲自给他批的一块地用来让他建小亭子，卖些水果、包子什么的。“我是老劳模，嘛事就得想多为国家做点事，多做点贡献。你等着，我给你看看材料……”
老人转身钻进那个小棚棚，很吃力地拎出四个塞得满满的包包给我看：“都是材料，写我的，还有照片。好多好多呢。我当劳模十几年，你想十几年了给我写的材料有多少！多去了，家里还有好多好多……”质朴的老人拿起一张张皱巴巴的、早已发黄了的各式各样有关介绍他的报纸和新闻图片，如数家珍似的给我看，那张沧桑的脸上露着一种童真般的笑容。而我正是从这些早已发黄和模糊了的点点滴滴材料上，了解了这位蹬三轮车老人的事——
白芳礼老人生于1912年，祖籍河北沧县白贾村，祖辈贫寒，他从小没念过书，如今也不认得几个字。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一名卖苦力的三轮车车夫。从那时起，他一跨上三轮车就没停过，一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三轮车拉扯大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其中三个上了大学。从小不认字的老人，对自己能用三轮车滚出的汗水，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感到欣慰。1986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74岁老人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次回老家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老人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来的老爷爷，他们的大人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老人找到孩子的家长问这是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孩子们上不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儿八十的，不过就是真的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老人顿时无言。
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不！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
“有件事跟你们说一说我原打算回老家养老享清福，可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回城重操旧业。”家庭会上，白芳礼老人当着老伴和儿女们宣布道，“另一件事是，我要把以前蹬三轮车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这事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一样，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插杠了！”
别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们知道，这5000元钱，是老爷子几十年来仅存下的“养老钱”呀！急也没用，嚷更不顶事，既然老爷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家人无可奈何地叹了几声气，孝顺的儿女们担心的是父亲蹬了一辈子三轮车，如今这么大年纪了，本该享享清福，可他……唉，阻是阻不住了，老爷子的脾气家人最清楚。
“爸，咱再说别的啥是没用了，您老可悠着点，腿脚感到有点累了就早点儿回来歇着。”像往常一样，儿女们在老爷子出门时，给他备好一瓶水、一块毛巾，一直目送出街的尽头。
白芳礼呢，这回重新蹬上三轮车虽然还是那么熟悉，那么转圈圈，但心里却比过去多装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孩子们上学的事。是的，毛主席都解放我们几十年了，咋还有念不下去书的？！不能，绝不能让小娃儿们再像我不认得几个字而只能蹬三轮车。74岁的老人想到这里，他的双腿重重地提了一把劲，而就是这么一提劲，又整整绕地球转了六圈……
面对一位如此执着、坚韧的耄耋老人，我的心无法不强烈颤动。那辆伴着老人走了地球几圈的三轮车就停在旁边，这是很普通的一辆人力小车，与天津火车站附近千百辆三轮车不同的是，这辆小车前面有一面十分醒目的小三角红旗，红旗上面有三行字：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军烈属半价。
“你看看咱车站四周有多少蹬车人哪！竞争了不得哟。可我从不挣黑心钱，为了给孩子们多挣些钱念书，我就争取每天多跑几趟。这面旗打出去后，好多以前的老伙计朝我白眼，说你又是压价又搞义务我们生意怎么做呀。我说你们说错了，车站那么多人要车，我哪顾得过来？你们挣钱是为了养家糊口和发财，我不一样，所以我可以搞些义务，当然我也要赚钱，可赚了钱是为孩子们上学用的，好生意你们抢去了，我只能找些便宜的或者半价一类的活。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老伙计们就不再跟我过不去了。”老人擦着车，开心地说着。然而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看看眼前这位苍如古柏的三轮车老人那身破陋得与街边要饭的乞丐无两样的行头，谁能想得到他在这十余年里竟无偿向教育事业赞助了30万元巨款，长年支援了天津、南开等好几所大学里正在读书的200多名贫困大学生和几十名有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上学！
“大爷，您给学生们捐了那么多钱，自己却生活得如此艰苦！”我实在无法忍心看一眼这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的生活，从头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吃的是冷馒头加一瓶白开水，那张他说已经在此住了十个年头的所谓“床”，只不过是两叠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没有“屋”，惟一的“屋”是块摊开的塑料编织袋布和四根小木杆支撑的一个弱不禁风的小棚棚。我来此的夜晚京津两地正下过一场暴雨，老人说他昨晚就是在雨中过的，他拿起一床正在晒着的被子给我看，那上面有一大摊水迹……
“以前这儿是小亭子，7平方来米，能有个栖身之处。现在不行了，给拆了，不知啥时候能好起来……”老人似乎对我没能看到他以前曾经“辉煌”的小亭子感到有些遗憾。其实有人告诉我即使是那时，老人过的仍是俭朴得叫人不堪入目的生活。为了能多挣一点钱，他已经好多年不住家里，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车站边的小亭子为家，很多时候由于拉活需要，他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只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还有袜子，我都是捡的。今儿捡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出钱买的。”老人说到这儿很神秘地对我说，“那么多记者采访我，我都没给他们讲这些事，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忙说谢谢您老了。于是老人接着说：“我哪舍得花钱！蹬一次车赚一二十块钱不易啊，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天天心头惦记着我赞助的那几百学生。我就不能花钱，只能往里挣才是。孩子们考上大学多不易，可考上大学还念不起，你说这事咋整？那年我听人说咱天津几所大学里有不少学生考上了却没钱买书，没钱吃饱饭，我想孩子们的家长没办法给他们挣来钱，可我蹬三轮车还能挣些呀，所以我就重操旧业，一蹬就蹬到现在，一蹬就下不了车了，你想几百个学生光吃光出学费一年就要多少钱！我是劳模，没文化，又年岁大了，嘛事干不了了，可蹬三轮车还成。一天蹬下来总还有几十块钱么，孩子们有了钱就可以安心上课了，所以一想到这些我就越蹬越有劲……”
老人说得我眼睛直发酸。
现今的社会上有大款儿一出手可以给哪个单位赞助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虽然赚钱也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那么容易，但无论如何他们要比白芳礼容易不知多少倍。可是我眼前的这位津门老人为学生们送去的每一分钱，却是用自己的双腿一脚高一脚低那么踩出来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栉风沐雨，用淌下的一滴滴汗水积攒出来的，它是多么来之不易，来之艰辛呵！
一日，老人正蹬车回“家”时，见路边躺着一位昏倒在地的妇女。他赶紧下车将这位40来岁的妇女扶上自己的小三轮，之后直奔医院。谁知在颠簸中苏醒过来的这位妇女说啥也不愿让老人往医院送。“大爷求求您了，我要赶回学校，您给我把车转过来。”老人听妇女说这话后有些不解，便问嘛回事。当这位妇女告诉他自己是位老师，身体不好，有贫血症，眼下得要赶去给学生批改作业呢。白大爷听到这里，心头一阵发热，从此更坚定了他支持教育的那片赤诚之心。而且似乎每每想起这位因劳累导致贫血的女老师，老人不仅一方面更拼命蹬车，另一方面对自己俭朴的生活更苛刻。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不买不花钱，有人常看到他在拾他人扔下的馒头、面包或半截没有吃完的香肠……
白芳礼的事迹后来被新闻媒体广为宣传报道，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次他正在5路汽车站小憩时啃着一块馍。有人认出是“当代武训”白芳礼老人，便一下围了过来。有人就问他：“您老捐别人十万八万的，为嘛自己这么苦？”
老人举起如今到处可见的弃馍说：“这有嘛苦？这馍是农民兄弟用一滴一滴汗换来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来吃了，不少浪费些么。”
在场的好几位人被感动得直流泪。
老人为了让孩子们能安心上学，他几乎是在用超过极限的生命努力相助着。老人告诉我，有一年他到南开大学给贫困生捐款，学校要派车来接他，老人说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钱给穷孩子买书。后来他自个儿蹬着三轮车到了南开大学。捐赠仪式上，学工部的老师把这事一讲，台下一片哭声。许多学生上台从白芳礼老人手中接过资助的钱时，双手都在发抖，说我们一个个青春年华却让如此一位日子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蹬三轮老人供学费、供生活费，实在过意不去。当场有一位来自新疆贫困地区的大学生，门门功课优秀，道德品质也好，没毕业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并以高薪相聘。在这捐赠仪式上，这位新疆学生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激动地说：“我从白大爷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这种精神使我的灵魂得到升华，现在我正式向学校、也向白大爷表示：毕业后我不留天津，我要回目前还贫困的家乡，以白大爷的精神去努力为改变贫困落后做贡献。”那位同学说完深深地向白芳礼鞠了一躬。这时全场的情绪激昂起来，紧跟着一批安徽、贵州等地的大学生们纷纷上台表示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南开校园里的这一幕是白芳礼老人最感欣慰的事。他说有人说我傻，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了别人，自己却过得不像人过的日子。要说人家的话一点道理没有也不对。我过得是苦，挣来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是舒畅的，看到大学生们能从我做的这一点点小事上唤起一份报国心，我高兴呀。你都看到了，像我这样一大把年岁的人，又不识得字，没啥能耐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可我捐助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有文化，懂科学，说不定以后出几个大人才，那对国家贡献多大！老人说到这里，从其中的一只包里取出一叠资助的学生名单给我看，他说他不认得字，不知上面都写些啥，但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从穷地方来的好孩子，不是好孩子咋能考上南开、天津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老人说这些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睁得特别大，仿佛他已经看到自己用汗水换来的辛苦钱有了满意的回报。“我给这些孩子捐些钱让他们买书学知识，买点吃的补补身体。嘿，他们一转眼大学毕业，上了工作岗位，搞出个啥科学发明，你说那该给国家建设做多大贡献哩！”我看到老人说到这儿，脸上光彩异常。
1994年，时值82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的会上，他把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辛苦钱交给学校后，这个学校的领导说要代表全校300余贫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听这话，久久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得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的那个露天“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
“爸呀。您这么早来没出啥事吧？”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老爷子有啥急茬，忙让进屋。
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落尘，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
“哈哈哈，我的老爷子，您昨晚没多喝吧？”儿女们一听这就忍不住捧腹笑起来。
老爷子有些生气了，板着脸：“我给你们说正经的，有嘛好笑？我就是要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芳礼支教公司’。”
“啥啥？子饺还是水饺公司？”
“支——教，支持的支，教育的教，支持教育的公司。”老人一个字一个字给儿孙们念清楚。
这回都听清楚了：老爷子真是着了魔，敢情自个儿卖老命还嫌不够，还想当个“专业”赞助户！
“你们看咋样？啊，说呀，是支持还是反对？”老人心急地问了这个又问那个。
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异口同声地：“爸，只要您老看咋合适就咋办。”
“哈哈哈，我说我的儿女就像我么。”这回轮到老爷子哈哈乐不可支了。
“爸，我们嘛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
白芳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麦乳精强百倍。走喽——”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丁零零”声，便消失在晨雾之中……
不多时，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84岁的白芳礼当上了公司董事长。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二十来名员工庄严宣布：“我们挣来的钱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不知道的人以为这下白芳礼老人可以坐享清福了，其实他的那个“支教公司”只不过是火车站边的一个7平方米的小售货亭，经营些糕点、烟酒什么的。
“可别小看我的小亭子，这儿可是黄金宝地哩。”与我面对面坐着的白芳礼老人指指如今那块成为他露天栖身之地的地盘，不无自豪地说，“我就是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做本钱，慢慢滚雪球越滚越大，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小亭子，连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啥的，还余1万多元哩！”
“那可比您老一个人蹬三轮车多赚不少哟。”我听后打心眼里为老人高兴。
“多好几倍呢！”老人发出朗朗笑声。
不过有一件事我不禁要问他：“您老这么一大摊都是自己管呀？”
“不不不，我是董事长，不管具体的，我雇一个经理，他帮着我管事。我还是蹬自己的三轮车……”老人连摆了几回手，“我懂嘛做买卖？再说蹬了几十年三轮，你这回一下让我真像皇帝那样坐在太师椅里，看着伙计们流着汗吆喝着，可不是自己给自己折寿吗？要不得要不得。”老人乐呵呵地开怀大笑之后，接着说道：“再说想想那些缺钱的孩子，我也坐不住呀！我还是像以前天天出车，24小时待客，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全部内心世界。他靠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莘莘学子。
我知道自办公司起，白芳礼老人每月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他因此而由开始资助的十几名学生，到后来的几十名、一百多名，直到二百多名……并且成为名扬津门和海内外的“支教劳模”。
老人讲到这段辉煌历史时，情不自禁地又翻腾起那几口袋有关他的报道材料，并自豪地夸耀起来：“……我到中央、到市里作报告，十三个机子对着我，录像的电视机呀。我对学生们讲，我说你们花我白爷爷一个卖大苦力的人的钱确实不容易，我是一脚一脚蹬出来的呀，可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朝好的方向走，我供你们学习也越干越有劲么。我干啥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我晓得我们国家落后就是因为教育没上去，所以我要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好好上学。我是上面挂上号的人哪，不干出些事来，咋向上面交待？你看你从北京大老远地跑到我这里来，我没有点事迹，没有点材料给你写，你就不好回去写了，我就算啥先进、算啥劳模么？所以我越干越有劲。我对孩子们说，你们只要好好学习，就不要为钱发愁，有我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就有你们娃儿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我这么一讲，台下的孩子们全哭了……”
能不哭么！老人在一边依然沉浸在他那幸福的回忆之中，而我却无法平静如波澜起伏的心海世界：一个坐在你面前形似乞丐却比丰碑更巍峨的老人，十几年来从不间断地蹬着三轮，行程50余万里、捐出30多万元帮助贫困生，其本身的壮举便足够让那些大有能力却从不愿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的人汗颜，当然那些不仅不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且还想尽心思占便宜、伸黑手的人，就更无法与白芳礼老人的精神境界相比。照理像白芳礼这样高龄的老人不仅无需再为他人做些什么，理当完全可以接受别人的关爱。可他没有，不仅丝毫没有，而且把自己仅能再为别人可闪耀的一截烛光全部点亮，并点得如此亮堂，如此光耀！
末后，老人告诉我，虽然他为诸多学生提供赞助的主要生财之源的“支教公司”，其经营地盘因整治城市环境而被拆除了，但他的三轮车还在，他的双脚还健壮，他的那颗爱国、爱教、爱学生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他就要尽快恢复每月向200多名学生的资助。
“大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所有受过您老资助的同学向您致意。”我觉得再在老人面前呆下去我就会哭出来。
“好好，让同学们放心，我身体还硬朗着呢，还在天天蹬三轮，一天十块八块的我还要挣回来。”老人吃力地从小凳上坐起来，向我伸过双手。
“您老的手怎么啦？”在我触摸到那双粗糙的手时，心头一阵颤动：老人的两手背上都有一大块发紫的淤血斑！
“前天夜里被几个小偷打的。”老人说，“他们看我这儿乱哄哄的，就想占便宜。我出去拦，他们就用木棍打我……”
我抚摸着老人手背上的伤痕，又是悲愤又是心疼，就像抚摸我自己爷爷的手。
“您老快去医院看看呀！”
“我不去，一去的话他们就要让你住院咋的，我这摊咋整？”真无法明白老人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总那样毫不在乎。
临别时，我向他要几份资料带走。老人显得有些为难。我马上明白过来，便说：“大爷，我要的资料我自己去复印，顺便给您多复印几份，以后有记者什么的来了您就可以给他们了。”
老人听后，似乎一下激动起来，脸都有些涨红了，他把手伸过来握着我连连说：“你是我碰到的好人。以前他们来写我，一来就拿走好多材料，我一印就是好几十块哪！可人家是来宣传我的呀，我嘛有话说么！那会儿我做买卖的那些小亭子没拆，也有钱应付得起。现在不行了，我断财源了，资助的那些学生有的一两个月没拿到钱了，所以你看你大老远地来宣传我还让你掏钱，怪叫人那个的……”
“大爷你可别当一回事，比起您这么高龄还一脚一脚地蹬车为学生们捐钱，我们算什么？大爷千万别……”我感觉自己的鼻子阵阵发酸，再也说不下去了。
“再见了，大爷。”
“欢迎再来。”身后，突然传来老人的一声叫喊，“……等文章出来了给我捎上一份啊！”
“哎，一定。”
当时已经走出几步的我，真想再回头看一眼津门的这位令人无比尊敬的老人，可是我没勇气。我发现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我猜想这是第一次、或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我一生中最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么渴望转过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可以让我不失声痛哭的力量……
离开天津，我到了山西。
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天地。一个是海与河的天地，一个是山和丘的世界。在喧闹的大都市街头，当白芳礼老人蹬着他的三轮车艰难地穿梭奔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时，人们几乎谁也不会注意或听到一声是属于一位八十多岁老人所碾出的那个车轱辘声。在太行山脉的崎岖小道上，人们同样不会注意或听到一位普通农家妇女推着她的那辆两轮板车的轱辘声……
但，我却听得清彻、悦耳，甚至那么动情。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可以在咖啡馆里随意听一出富豪们为情人或美女的一个笑脸而一掷百万的绯闻，也可以唾手捡一篓有关腐败官员费尽心机地替自己添金博彩而丧尽天良的佐证。然而你或许不能相信和明白这样一件事：一位山区妇女和她已经死去的父亲二人，前赴后继二十年，靠推小车养猪致富来济助一大群从不相识的贫困学生。令我感动的是，这对许多年间每次出手都是几万几万的“济困父女”，自己家中却穷得一贫如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不会相信这对经常出现在京城、省城的大会堂、电视台里的慷慨资助者家中不仅见不到半点儿“富裕”，就连基本的生活家什都难见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几间农舍，农舍里面是一字形排着的三个立柜，主人说这还是曾祖父传的；一张方桌，两把老式椅子，其中一把还短了半条腿；惟一的奢侈品，是方桌上摆着的一台17英寸电视机，那是死去的父亲在他当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从省里得奖抱回来的。主人见我们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盯在那只老式立柜上的那把铜锁，便不好意思地掏出钥匙当着众人面打开了——没有金银财宝，更没有绫罗绸缎，只有上下两层补丁摞补丁的旧衣破褥。
毕腊英说她从来不愿有记者、作家什么的到她家采访，她说她宁可披红戴花地站在主席台上让人们认为她真的是财主什么的“吹”着、“抬”着，那样那些贫困学生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捐助，否则她说她的一份心意别人就不敢领受了。
与太行山的泥土一样质朴的毕腊英，不善言辞，更不善装腔作势，除了当她推起两轮车给一群猪崽喂食扫圈时所勃发出的那一股麻利劲外，你见到的她只会是一脸憨厚的笑容和大山女儿那特有的举止。然而这只是你所看到她的表面现象，你看不到她的那颗对生活、对贫困学生的怜惜的滚烫之心！
毕腊英和她的父亲都是农民，也没有特别的能耐，他们靠一个庄稼人能做的一点种粮养猪的本领，一个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父亲），一个是省人大代表和第一届国际家庭年“五好家庭”金奖得主（毕腊英）。
“咱是农民，农民除了身上有力气外就没其他啥本事。力气虽不是金银钱财，但却能生金银钱财。咱有力气呀！力气用完了会再生出来。出点力，少睡会儿，多收几百斤粮就少掏钱买饲料，少掏钱买饲料一年就能省出万儿八千块来资助那些贫困娃娃上学、读大学。”让毕腊英谈帮困助学的“思想境界”，你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你又同时会发现她是位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没有高深的智慧，没有闪烁的辞藻，毕腊英跟着她那位可敬的父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助学历程，而这条漫长的助学历程既非惊天动地，又非常人所能。毕腊英对自己为何走上一条“养猪助学”人生路的最初印象并不深刻，她说还在她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时，就亲历过父亲出的一次当时让她难以解开的谜。那时“文革”刚结束，因受不白之冤而蹲了几年大狱的父亲为洗刷屈辱，在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访生涯。小腊英那时不知父亲求的是什么，她只知全家人为了父亲能出行上访，可以几天几宿不起灶、不热炕，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喂成六七十斤重的小猪崽子总被提前出栏卖掉，换得几十块钱给父亲上省城、京城。那时小腊英也像别的女孩一样想上学，可她不敢开口，知道全家惟一能生钱的小猪崽子是为父亲上访而饲养和准备的。她清楚记得，每次父亲从省城、京城回来时总要带回一只病怏怏的小猪崽子，而且父亲总说那猪崽不是买的，是路边捡的或是别人送的。小腊英一见这病怏怏的猪崽就生气，一则这半死不活的猪崽总是那样难养无比，娇得比婴儿还难侍候，二则只要有这小猪崽的存在，父亲那上访的心思就断不了。恨死你这狗猪崽！有一次小腊英乘父亲不在家时，有意把一堆猪饲草放在露雨天里淋湿后再给猪崽吃，那猪崽一吃便拉个不停，小腊英觉得十分解恨。可第二天她发现父亲竟累昏在猪栏里——他老整整一宿用自己的体温和草禾给小猪崽子取暖哩！那次小腊英哭了，她哭父亲可怜，也哭自己的不幸命运。后来的她不仅对小猪崽子渐渐有了感情，而且发现父亲在养猪崽上极有一套，什么样病弱的猪崽，一经他手没有不被养得体胖膘肥的。小腊英似乎从父亲对养猪的专注中看到了老人家在上访问题上那义无返顾的执着和对美好人生的无限希冀，于是她也开始学养猪，直到后来父亲或家人不在的时候她能独立喂养几头猪崽。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近十个春秋，小腊英也变成了大腊英，而父亲也在一位老将军的帮助下平反了往日的冤屈。
“爸，你现在不用上访了，咋还养猪崽，而且是一大窝崽？”一日，腊英见刚刚宁静了不足半年的猪圈里又热闹非凡，便问。
父亲嘿嘿一笑，没理会女儿的话，照常用他往日的养猪本领一天一天地精心饲养他的那些小猪崽。半年过后，小猪崽养得又肥又壮，该出栏了！邻里们都来观摩，并在一旁七嘴八舌地说这回毕家可再不是“上访贫困户”了，而马上是养猪致富户啦！腊英听得也高兴哟，她想跟老爸全家苦了几十年，咱毕家也该有出头日子了！
晚饭时分，父亲从镇上回来，腊英和母亲、丈夫及孩子们欢欢喜喜地把老人家让到上座，等待着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激动时刻……可是直到碗空锅朝天时，这激动的时候仍不见到来。腊英和全家人大眼小眼直瞪着父亲，问你卖掉猪崽的钱哪去啦？
我都给邻村的那几个辍学的娃儿送去了呀！父亲眯着堆满皱纹的老眼笑嘻嘻地说道。
腊英和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呆了。先是老母亲的一声撕人心肺的啼哭，接着是娃儿们的哭闹……
“咋啦？我做错了？”父亲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说，“你们咋忘了？忘了我是为什么坐监狱吃劳苦的？忘了我为啥上访十年才平冤的？不就是我、我们全家没有人识文认字嘛！一个家，不认字、不识文，全家就没有出头的好日子过。一个国家，没有文化、没有科学，就是全国的人没有好日子过。我看到邻村的娃儿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却因为没有钱而半途退学，可惜啊！我想我老农民一个能做啥呀？不能。可我能养猪，养好几栏猪崽，我就这点本事，我就这点能耐。那就把这点本事和能耐给那些能上大学、上重点高中的好娃儿尽一份心、一份力，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你们说，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英儿，你说爸是老昏了还是老得有出息了？你说呀，爸要听你的话。”
腊英哭了，哭得双肩抖动。许久，腊英抬起泪眼，重重地向父亲点点头：“爸，你做得对。我、我们全家支持你！”
“英儿……”父亲顿时老泪纵横，哭得比谁都动情，最后是在儿孙们劝导下又破涕为笑。
父亲选定的济困助学路并不好走，尤其对缺乏经济来源的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而且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严重的是不被人理解。最早有关助学的事都由父亲一手操办，腊英和家里人只管把地种好，把猪喂大，至于外面的事她们一概不太清楚。1987年父亲资助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批贫困大学生时，在临上省城时父亲便叫上了腊英，说我年岁越来越大了，可咱家助贫济学的事才刚开始，以后怕你得替我多走走了。腊英是孝女，父亲说啥都听着。那是腊英第一次上省城，在向山西经济管理学院贫困生捐助的仪式上，她不仅深深感受到了父亲选择济困助学这条路的意义，而且也被另外一件事触痛了自己的心。那是她和父亲捐款结束后，准备返回高平老家的前一夜，突然她和父亲住的小招待所里来了好几位“募捐者”，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省直某某单位或什么基金会的，牌子都很大，他们共同的一句话是：希望毕家父女为他们的“事业”掏钱，而且一开口便说得那么轻松随便——三万、五万不嫌少，十万、八万凑整数。腊英哪见过这种场面，说我跟爸到省城几天除了受捐助单位请客吃上两顿好饭，其余的饭我们吃的都是方便面和自己家中带来的干馍馍，别说三万五万，就是三五百也没有呀！那些伸手者哪相信腊英的话，说你别逗了，谁不知你们毕家是“大富翁”，说句痛快话，我们这些单位办的事也跟救济贫困大学生的事差不多重要，你到底给还是不给？腊英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她想说可又嫌自己嘴笨。最后还是父亲见识广，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回我们出门没多带钱，只准备了给几个念不下书的大学生带了些钱，下回一定也多为大伙想着些。来来来，捐款的事留着下回，咱们先上馆子喝一杯。父亲叫腊英跟着一起去，腊英哪有这份心思，推说不舒服留在招待所。晚上十来点钟时，父亲踉踉跄跄回来了，一头栽在床上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苏醒过来。“英儿，本来我留了300元钱想给你和娃儿扯几块花布做件新衣服，不想昨晚都给那几个人吃光了……爸对不住你和娃儿。”父亲喃喃地说。腊英啥都没埋怨，说爸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太原吧，保不准呆一会儿有更多的人来向我们伸手哩！于是父女俩连早饭都没顾上吃便“逃”出了山城……
其实，腊英父女俩“逃”回老家高平后，仍有人不远数百里追来向他们毕家伸手要赞助，只是当那些充满欲望的人走进毕家亲眼目睹了这家“富裕户”的贫困程度才一个一个甘心自愿地主动放弃了募捐的念头。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相信，毕家捐助给学生们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这来自毕家人的一滴滴血汗啊！
从80年代中期父亲靠三百五百捐助到现在的毕腊英能两万三万地拿出手，毕家一共资助了贫困生十余万元巨款。可所有的这些钱，毕家人除了靠养猪生钱外，没有一分钱来自其他途径。有人给毕腊英父女算过一笔账，一年毕家饲养50头猪，每顿至少要喂30担饲料，一天就是90担；每一担饲料约40勺，从磨房一勺一勺舀好，担到猪舍再一勺一勺地舀进猪食盆，每天毕腊英一家人就要舀7200多勺。一年365天，毕家人几乎重复着同一种繁重而单调的劳作。从早晨东方泛白到皓月当空的夜晚，毕家人忙里忙外地或是在磨房磨粉、沥浆、搅兑猪饲料，或是大担小勺地在猪栏前一伏一起地喂食清圈。毕家是个大家，腊英的父亲和二叔老兄弟俩没分过家，这样毕氏一家便有了祖孙三代十几口人。但如此三代人并没有影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养好猪、挣得钱去资助那些念不起书的穷学生。
1992年，腊英的父亲、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毕生才老先生不幸惨死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等几所曾获得过毕家捐助的大学时，好几所大学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那些接受过毕家资助后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贫困学生们，在悼念会上泣不成声朗读着一篇篇情深意切的奠文，学子们为自己过早失去一位可敬可爱的农民老伯而无限悲伤。可是同学们万没有想到的是，仅时隔两个月，逝者的女儿毕腊英只身带着家中全部的9000元积蓄和新近卖猪所得的11200元钱，又来到了经济管理学院。这回她是代表父亲及全家人的心愿，专程来与校方商量设定一个以先父名字命名的“救济贫困大学生奖励基金”。
“……我父亲不幸去世了，但他生前担起的支持教育事业、资助贫困生的这份责任，从现在开始由我和全家人接过来。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有啥本事，还是一句话，我有力气，有力气就能种地养猪，种了地养了猪就能生来钱。我向同学们保证，只要我毕家能拿得出一分钱，就不会让没有半分钱的同学挨饿辍学！”这段话是腊英在为父亲设立的教育奖励基金仪式上说的。她说这话时，台下的许多大学生们忍不住上台把这位个头不足一米五五的妇女，高高地簇拥起来。
呵，毕腊英，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可在大学生们的心目中，你和你家人是一座耸立云端的擎天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