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荒原上迎来“上甘岭”之战。
饥饿困扰会战全线，一夜间有几千人因饥饿患上浮肿而相继倒下。将军部长心急如焚：“下泡子逮鱼！上荒地挖野菜！扒树皮！吃雪水！就是用草根泥巴填塞肚子，也不能败下阵！”
“谁做逃兵，我就在萨尔图车站用机枪挡他回去！”
钻井台上，一位正跪着双腿摆岩心的女技术员说：“我的腿有毛病，站不起来。跪着好干活。”
吉普车上，铁骨铮铮的将军部长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在一座“干打垒”前，他飞脚踢开木门，对正坐在椅子上的一位领导干部大开骂戒：“……工人和技术人员跪在地上干活，你却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听着：把你们办公室的所有凳椅统统送到施工一线去！否则我枪毙你！”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多云。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二百多万群众，毛泽东出现在城楼时，“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毛泽东神情凝重，显得心事重重。中苏之间的争吵已经很激烈了，而毛泽东此刻仍然期待着能够弥合所出现的裂痕，天安门前这声势浩大的声援便是一种姿态，但能不能换得赫鲁晓夫的回心转意，毛泽东显得并不那么有信心。
这一天，余秋里没能上天安门城楼。他乘坐的吉普车正陷在雨中的荒原上，前也不是，退也不是。站在泥水里的司机急得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不知如何是好地叫嚷着：“这鬼地方怎么天天雨下个不停呀！”
余秋里无奈地打开车门，一手挑着盖在头上的雨衣帽，眯着被雨淋湿的眼睛，向四周了望：
四周是什么？什么也没有，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望不见边的水泽世界……那些刚刚露出绿芽的野草七歪八斜地飘落在汪洋之中，仿佛在痛苦地向过路者求助。但它们得到的结果是更加的痛苦——几乎从它们身边走过的人无一例处地反过来求助这些野草，他们或双脚踩在它们的上面以求不陷入沼泽之险，或干脆将它们连根拔起，当作阻滑器，垫塞在拖拉机或者汽车的轮子底下……嘎斯吉普车毫不例外地同样采取了野草垫塞车轮子的办法。司机和秘书几乎把长裤和短裤都浸湿透了，但由于陷得很深，车子不仅发动起来后前进不了半步，反而陷得更深。此刻的部长也成了“泥猴”，唯有那只和身子贴在一起的空袖子还能让人认出他是谁。
“哎呀余部长，你们怎么在这儿呀？快快，快上我们的拖拉机吧！”真是天助余秋里！在司机和秘书不知所措之时，老劳模薛国邦从一辆送货路过的拖拉机上跳下。
“是薛国邦呀！我们抛锚啦！抛锚啦！”余秋里欣喜地握住薛国邦的手，问他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薛国邦直摇头：“大伙儿有劲使不上呀部长！你瞧这天，打誓师大会那天起，雨就下个不停。我们想抢任务，可物资供应不上来，这不，我们这批材料已经等三四天了，指挥部就是送不上来，我们只好想法从几十里的一个农场那儿借来了一台拖拉机自个儿去拉的。这不本来一个星期就能干完的活，现在还不知误到什么时候呢！”
余秋里皱皱眉头：“工人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更别提了。我们都是从西北过来的，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雨。队上住的又是地窨子，您瞧这水汪汪的，大伙儿住的地窨子里面，那床变成了能浮在水上划动的船了……”
“快领我去看看！”不等薛国邦说完，余秋里心急如焚地跳上刚刚从泥潭里拖出的吉普车，直奔井队。
眼前的情景，是余秋里不曾想到的：油井几乎全泡在水里，上班的采油工一半人在操作，一半人则用着各种可以抵挡雨水的布、篷、瓢、盆，站在雨中守护着采油树……而更令余秋里不安的是当他走进工人们住的地窨子时，那个半在地面半在地下的地窨子里到处都是水汪汪一片，原先搁在地下的木板床无一例外地打飘在水里，被子和物品湿成一团……下班的工人们没有干衣服可换洗，只能光着身子在一只烤火盆边取暖……“部长？！部长您怎么来啦？这雨下得这么大您咋还上我们这儿来呀？”正在烤火的工人们见湿淋淋的余秋里来到他们身边，感到十分意外。
余秋里解下身上的雨衣，裹在一位浑身在瑟瑟颤抖的小工友身上，心疼地：“我怎么不能来？瞧瞧你们冻成这个样！又住这么个地方……我这个部长没当好啊！”余秋里有些说不下去了。他顺手提起一个工人放在床板上的湿棉衣，觉得特别的沉，便让人拿称过来。
一称：整整18斤！
余秋里骇然变脸。
薛国邦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打会战誓师大会那天起，老天爷就一直“泪汪汪”的，大伙儿只能穿着又油腻又潮湿的棉衣上班，多数人为了保证能睡觉时有身干衣服贴在肉边，其它时间穿的全是湿衣。这三天五天下来，就成“铁衣”了。
“我……是我没当好这个部长！没当好嘞！”余秋里听着，一脸自责。
“部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都得怪老天爷！它是想有意跟我们会战大军较量较量！我们不怕它！同志们说了：我们从大西北来到北大荒，如今大油田已经找到，我们就要为彻底甩掉进口洋油而奋斗。它天公爷想跟我们较量，那好，我们就跟它宣战：无雨时咱特干！小雨时咱大干！大雨时咱猛干！不信天公爷不低头！”薛国邦在余秋里面前握紧拳头，壮志凌云。
“对。部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战胜天公爷：无雨特干，小雨大干，大雨猛干！”工人们情绪高涨地在部长面前表决心。
余秋里真的被感动了：“好！同志们，我要向你们学习。同时还要把你们的战斗口号宣扬到整个会战所有战区！我们一起跟天公爷比个高低！就是上甘岭战役，我们也得冲上去！你们有这个决心吗？”
“有——！”地窨子里震起比雷声响十倍的声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斗激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姿态？也许今天的人已经无法想象，但昨天的共和国建设就是这个样——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别的，只有为国家建设出力流汗，甚至不惜英勇牺牲的心愿。
余秋里离开薛国邦的采油队时，虽然被会战指战员不畏困难的精神所感动，但他作为五万余会战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他依然忧心忡忡：地处松辽腹地的大庆油田发现和开发初期，整个会战大军完全是在毫无依托的一片荒芜的大草原展开的。这里寒霜期有近四五个月时间。进入五月，大地刚刚解冻，雨季便开始了，而且1960年的雨下得特别的多。松辽油田的所在地，又是地势低洼的松花江和嫩江两个江河的自然泄洪区，这给油田会战的五个战区全线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原有的几条土公路，已寸步难行。汽车出门，都得拖拉机保驾。就是拖拉机上路，也不时陷入泥潭。更让人头痛的是当时天气气温很低，一般不过零上4－5度。会战队伍面临想干活工地一片水汪汪，又等不到物资供应，想干也没法干；一旦停工，别说总指挥部定下的计划落实不了，就是职工们呆在工棚和宿舍里也遭雨淋遭寒冷……职工们的干劲和精神是一回事，但没有物质保障的会战必然会造成战斗力的严重损害，这一点当过司令员和政委的余秋里十分清楚。什么都不重要，人是第一位的。他想命令后勤人员迅速给各井场和分队的职工们送去能够暖身子的生姜和辣椒去，后勤供给部门的同志告诉他，几十辆车子全部出去一天也送不了几个井场；生产部门的人更是叫苦，说空车子往外跑还能走上几里，一装上物资连几百米都走不动——全线物资供应断档。书包网bookbao.com想看书来书包网
“有一个油建小分队5个人，困在几百里外的暴风雨之中，已经五天失去联系，不知是死是活……”有人报告说。
“部长，今天装卸一中队七分队的30名复员战士，为了赶抢一批泡在一米多深积水中的材料给井队前线送去，他们从早晨3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15个小时奋战在水中，硬是把250吨钻杆和油管装上了车……”有人兴冲冲地前来报告一个战况，可余秋里听了不知是喜是悲，心情反而更加沉重。
“老张，当务之急，必须让所有车子能动起来，否则我们全线几万人会陷在大草原上的！”
余秋里把张文彬叫到他的牛棚办公室，异常焦虑地命令道：“你得用主要精力解决好这个问题。道路不通，物资送不到井场和野外分队，我们整个会战就是死棋一盘。必须限期解决，分秒必争！明白吗？”
“明白！我马上去执行！”张文彬二话没说，领了“军令状”就走。
张文彬接受任务后，知道这份责任之重大和紧迫，可他其实一点经验也没有。过去在玉门和新疆油田工作时，队伍可能遇到的危险就是随时随地呼啸而来的沙尘暴。这沙尘暴说穿了，别看它漫天狂舞的挺吓人，可只要躲它一阵子它就没脾气了。然而眼下东北大草原上的雨水让张文彬有些束手无策。
怎么办？张文彬知道余秋里的脾气，交待的事办不好、办不利索，那是要受到“军法”处置的。轻则一阵狗血喷头的臭骂，重则撤职受罚。而这也是张文彬格外欣赏余秋里的一个地方：军人嘛就得有点军人的血性。粘粘乎乎，拖拖拉拉，还能干什么呀？当年战场上你慢一拍、愣一下，就是一条命、一场战斗胜利的结果可能就没了。石油会战就是战场，就是人与自然较量的恶战，含含糊糊，不是余秋里的作风，也不是他张文彬的作风，更不是全国人民时刻在期待扔掉贫油帽子的中国作风！
找群众去！这是张文彬从余秋里和其他指挥者那儿学到的秘诀，也是他本人多年养成的传统。车子动不了找谁呀？当然找会开车的人嘛！
果不其然，张文彬找到在三战区工作的运输处。运输处的同志发动全处职工献计献策，两天之内就设计出了40多种方案，画了59张图纸。一区队二分队司机郑学书听说余部长给张文彬下的“军令状”后，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革新活动。这郑师傅还真有能耐，他在汽车轮上设计出了一套“防滑鞋”——用钢板制成的又可固定在轮轴上的“铁鞋”，而且不仅雨天能穿上，晴天还可以卸下，又不磨损轮胎和钢圈。钳工、电工连的同志们加班突击，把郑师傅的“防滑鞋”进行技术加工，待完工后套上汽车一试：嚯，效果好极了！汽车再不怕翻泥浆和陷烂泥地了，装着货物也能跑得飞快。
张文彬让运输处的同志将穿上“防滑鞋”的汽车开到总指挥部。余秋里见后大喜，命令政治部的同志给郑学书师傅和运输处的同志记功嘉奖，同时又立即召开会战总指挥部领导干部会议，进行抢送物资和防雨工作的大动员。
于是全线机关和后勤人员全部出动，帮助供应部门突击抢运前线所需物资。各战区也针对前期对雨季的认识和准备不足的问题，纷纷成立了防雨指挥部和防雨突击队。指挥机关连续七天七夜人不下班、车不熄火，及时将3000多吨物资送到野外深处的40多个井场和工地以及数百个点的小分队。各战区的同志更是按照余秋里的统一部署，在自己所属的工作区内和井场周围展开了挖掘排水沟等堵漏防漏的与老天爷争夺时间和比高低的阻击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九天九夜不休息”的动人故事。会战后来一直坚持的“九天制工作周”就是从这个时候全面形成，即工作九天休息一天的周十制。一周十天，这是余秋里和大庆人发明的。
那个时候没有劳动法，多快好省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全国上下的大法。毛泽东对石油工业还有一句话叫做“革命加拼命”，余秋里领导他的队伍执行的就是这个法。
余秋里后来回到北京有人告诉他，这个五月份的黑龙江松辽地区，是有史以来同期降雨量创下了最高峰，为107毫米，比有记载的历史最高纪录的1919年5月的83.2毫米高出近24毫米。老天爷给余秋里和石油会战大军下了个“下马威”。但一番激战之后，输家还是老天爷。老天爷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一支摧不垮、打不烂的建设大军：
大雨滂沱中，他们连搬钻机的样式都变了——5月4日，1247队在萨15井中，利用雨水打滑泥地所产生的润滑，并依靠钻机自身动力，将钻机整体从这一井位挪动了100米。
几天之后，他们第四次试行，仅用18分钟时间，将钻机移动250米，安全准确到达新井位……使石油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创举。这个队的队长叫段兴枝，也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他领导的这一创举，为会战的生产队伍提高劳动效率所起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大雨滂沱中，一支野外地质小分队为了追回因泥泞耽误的时间，在冰冷的溪沟里，顺着湍流趟水八个多小时，一天走完晴天两个工作日的普查线路；大雨滂沱中，“八一部队”的3000余名官兵在负责铺设管道中，几乎天天是在一米多深的水沟里挥锹挖、用手抠，突击完成输水管线28公路、输油管道28公里，共计土方46.4万方……“余部长，哪一天需要，我准备到你这儿借一支队伍，再战一次上甘岭也不怕！”一位将军听余秋里介绍会战情况后如此兴奋说。
余秋里笑笑，说我现在带的是找油队伍，不过哪一天真用得着让他们打仗去，我相信他们都是“硬骨头六连”式的好队伍。余秋里心想，我还有许多“雨中上甘岭”没给你讲呢：那天，二战区65名同志为参加生产技术座谈会和同时向会战指挥部汇报会战成果，为了赶时间，每人仅带了两个饼子，在倾盆大雨中走了22个小时，行程140多华里，而且这140多华里全是泥泞之路哟！
这不也是“上甘岭”嘛！跟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差不了多少，就差了前后敌人的追击与围堵而已。余秋里坚信，这样的队伍就是有敌人前后追堵也一定能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5月25日，余秋里见会战队伍在雨季中站住脚跟、生产开始走上正规后，带着周文龙和康世恩赴哈尔滨向黑龙江省委汇报会战首战情况。
“了不得了不得！石油战士们的冲天干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我们全省人民学习的榜样。我一定要让各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你们那儿看一看，学一学。”欧阳钦书记握住余秋里的右手，直伸大姆指。宴会的饭桌上，欧阳钦书记悄悄问余秋里：“北京20号声援老大哥的示威大会声势空前，你没看报纸吧？”
余秋里抱歉地笑笑：“这些日子整天被暴雨冲得昏头转向，没来得及看。”
欧阳书记又神秘地问：“你上次电话里说不是也想给老大哥助助威，怎么样，准备差不多了吧？”
余秋里听后笑笑，指指康世恩：“你问他。”
康世恩爽朗地点头说：“争取在六一。”
欧阳书记一听，高兴地站起端上酒杯：“来来，我代表省委先向你们表示祝贺！”
余秋里和周文龙等赶紧跟着起身，频频向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们敬酒致谢：“没有欧阳书记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全力支持，我们的几万会战大军真是寸步难行啊！来来，我们敬你们……”
高级干部们轮到有高兴的事聚在一起时，也弄得挺热闹的。那天酒桌上没有露底的事，后几天就在萨尔图那个小小的火车上爆了出来：装满21节大庆原油的第一列油车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徐徐开出……消息传遍了东北大地，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六一”的第一列原油驶出大庆油田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许多人的关注。虽然那时连大庆这个名字都是保密的，可再保密的事也不可能不透一点风声。更何况，苏联“老大哥”的专家组一直参与了松辽找油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中国发现了大油田那是天大的笑话，已经开始同中国翻脸的苏联人知道的事，美国人不会一点不知道，美国人知道的事，他的欧洲盟国小兄弟们也不会不知道。
很有意思的是“六一”第一列原油驶出萨尔图站时，有一位专管装油的会战英雄却竟然不知道他灌的油车在他呼呼大睡之时“隆隆”轰鸣着从他身边开走了。当他醒来时，听说油车已经过了哈尔滨时，气得直嚷嚷队友们“缺德”。
此人便是薛国邦。40年后我在这位老英雄的家里听他讲述了一段趣闻：
上面已说过，薛国邦带领他和采油队到松辽后，接受了萨66井的采油任务。这是大庆油田试验区的第一口高产井。当会战指挥部决定要在“六一”前外运第一列原油时，自然而然装油的任务他薛国邦队又摊上了。那时外界的人还不知道，大庆的原油凝固度特高，从井里喷出后一到地面就凝固起来，尤其是天气一冷，其凝固度就更高了，无法成为流动的液体。薛国邦接受外运列车的装油任务时，只离“六一”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们先要把21节油罐量的原油加温、熔化好。偏偏在临装车的前三天，气温低于原油的凝固度，土油池里的原油变得愈来愈稠，蒸汽盘管又进不了油池中间，那台土抽油机——水泥车的泵机不时发出“哼嘶哼嘶”的怪叫。“不行了！打不上油啦！”水泥车的司机从驾驶室里一次次探出头来，异常焦急地喊着，最后干脆关停了抽油机。
这可怎么办？满身油泥的薛国邦瞅着像凝结成冰块一样的油池，直抓头皮。队友们则眼睁睁地瞅着自己的队长，等待他决策。
“指挥部已经确定了第一列外运原油的火车出发时间，要是耽误在装油上，那还要我们干什么？”薛国邦奋然将衣服一脱，腾起双腿，一跃跳进了油池，然后张开双臂，左右划动起来……结成冰块似的原油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又渐渐变成流动的液体，涌动着、奔流着。
水泥车的泵机重新隆隆响起。“行了行了！”负责抽油的司机欣喜万分地高呼起来。
乌黑的原油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入油罐车内……“队长，你的腿关节不好，快上来吧！”队友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可谁也没有喊动池子里的薛国邦。四天四夜，薛国邦就这样和他的战友激战在油池里，用身体熔化着原油，直到灌完前20节油罐车时，他才被几位党总支的领导硬拉出油池。
“几天几夜下来，太累了，我被大伙抬到宿舍，一躺下就没醒过来……”老英雄回想当年的壮烈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六一’中午时我才醒过来，走出门一看，怎么油罐车没了？
就问队上的人，他们笑着告诉我说，现在火车都快到大连炼油厂了，你还想看什么呀？我生气地问他们为啥开车时不叫醒我？队友们说，我们不知叫了你多少次，叫醒一次你又倒下睡着了，连续叫了不下五六次，就是叫不醒！我听后自己也乐了，心想，反正油车已经走了，毛主席也知道我们大庆的石油要派上用场了，这不就是我的愿望吗？那会儿，人不知啥是累，睁开眼睛就是干活，眼睛闭了也想着工作……”薛国邦后来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与铁人王进喜等名列在中国石油史篇上。退休前，他是大庆市人大主任。
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战役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形容。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这样，斯大林指挥的卫国战争是这样，诺尔曼底登陆战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少战斗，能用上这四个字的也有不少，像美国人修建纵横南北的大铁路工程时，每一公里就要掉死十几个人，其中中国的华人在此次修建铁路中便有数千的尸骨埋在加利福尼亚州沿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庆会战可以说五十多年建国史上一场最为壮烈的艰苦卓绝战斗了。
五万余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一下来到荒原后，他们几乎没有顾得上垒一个像样的窝、多备一件卸寒的衣，便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施工。又可以说在脚跟尚未站稳之际，便遭受了一场连绵不断的暴风雨袭击。于是不管是先前在松辽进行普查的松辽勘探局的几千名职工，还是后来从四川、玉门、新疆和青海来的一万余名石油老职工，和三万多部队转业官兵，他们都是遵照会战总指挥部的命令，以最快速度，轻装来到这儿的。大雨将他们仅有的随身物品泡了又泡、湿了又湿，结果让他们遭受了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
“我从四川来时就带了两身外衣，三身内衣，加上到松辽后发的一身工作服和一块棉毯，不到半个月就啥也没得可换的了。不瞒你说，我当时下面的裤裆里烂得路都走不动。下裆发烂的不是我一个。那时钻井台上基本没有女同志，所以大伙上班时里面不穿短裤，这样舒服些。
一回到住处，大家干脆脱得精光往炕上一趟，十几条汉子，赤条条的躺在上面，双腿叉得大大的，我们自嘲这叫烤小黑鱼——从井台上拣点原油，放在盆罐里点着后，将红肿溃烂的双腿根烤着取干取暖……”一位“老四川”对我说。
“我们几个女孩子都是地质学校刚毕业就到了会战前线。那时到会战前线、到会战前线最基层的单位是最光荣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姐妹抢着上野外普查分队。到野外分队后，整天一身水一身泥的，几乎每天都要趟水。男同志们把衣服一脱，往头顶一举，光着屁股就过去了。
我们女的不行啊！内衣总得穿吧！所以趟一次水后，就得湿一次身子。时间一长，身体就发生了变化。我和队上的几个女孩，开始几个月的‘例假’都不对劲，两三个月不来是常有的事。队上有个女孩子见两个月没来月经，吓得以为自己怀孕了，她有男朋友。后来到医院一检查不是。她为这高兴得请我们几个吃了一斤糖。可后来这位同志到了想生育的时候却再也没了能力。医生说她因长期患经病而丧失了怀孕功能。在参加会战的女同志中，像这样的人不止一二个。可我们至今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我们一直是高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过来的……”一位女地质师对我说。
在大庆、在石油战线，我听过无数这样的讲述。说起当年会战，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给我讲三天三夜，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不朽的史书。
但，我知道在五万多人的会战大军中，余秋里无疑是最精彩和最动人的篇章。因为他是这个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他有十倍、百倍于普通会战干部和职工所经历的困苦与艰难需要面对。
现在他需要面对的是比雨季更为严重的一件事：荒原上的四五万大军，冬天来了怎么过？
松辽的冬天是什么样？
松辽的冬天有一百种说法：
一场雪能把一年长起来的草压死；一日结冰能五个月不化；一次寒流能灭掉秋夏两暖；雨季无论再可怕，那是零上温度的春夏里；东北的冬季，从10月开始，将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而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一二十度、最低能过零下三四十度。零下三四十度是什么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拉一回屎可以当凳子坐和尿一泡尿成冰棒的事——你假如不小心迷失在露天几个小时就可能会冻成僵尸、你假如穿一身湿透的衣服在几十分钟内便会冻得失去知觉……在冬季，经常还有被当地人称之为“大烟泡”的暴风雪，那一刮起来，真可谓海倒山移。至于这儿的雪一个冬天下多少场就更是谁也说不清了。在大同镇采访时，当地百姓告诉我，说他们经常遇上这类事：晚上好好的把马儿圈在马厩里，可第二天一开门，却见老马上了房顶。为啥，下雪呗！大雪降至，渐渐积起。马儿没处跑，只好跟着积雪往上走。一夜大雪掩过房墙，马儿也就上了房顶……“秋里啊，咱东北可不比你老家江西，要是冬天没有很好的防寒设施，别说人过不了冬，就是铁疙瘩的机器设备也会成一堆废铜烂铁呀！”早在会战初期，“钢铁大王”王鹤寿等过去在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老同志就关切地告诫过余秋里，并说如果会战队伍过不了冬，就争取在10月份之前把人和设备拉到哈尔滨、长春或沈阳等城市，等来年开春后再把队伍和设备拉到大庆油田去。
“这样保险。”王鹤寿特别提醒跟他仍在较劲“一吨钢一吨油”的石油部部长、好友余秋里。
这是肯定的，把人和设备拉到有保暖设施的城里，会比天寒地冻的北大荒要保险得多。但余秋里却不甘心这么做：一年12个月，过冬就要花去6个月，搬进搬出两次折腾，队伍的消耗不说，光会战的时间就至少拉长一倍！这油田开发将拖到什么时候呀？
“不行！这么干我们耗不起！队伍耗不起！国家要油的时间耗不起！既然一屁股坐定了北大荒，那就不该随便动来动去。还是我说的老话：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余秋里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那只有力的右拳，一连挥动了十几下。“就这么定了，天塌下来，也要把它顶回去！”
然而决心是决心，办法何在？
盖房子？在荒原上一下盖起几十万平方米的房子和其它防寒设施，再让职工们住进去，让机器设备进暖库，吃的粮食蔬菜也能入窖，能做得到吗？肯定不能。一是既没有那么多钱，二也没那么多建筑材料和施工队伍，另外时间也来不及呀！北大荒的冬天不仅寒冷，还有风暴呢！房子不盖坚固，一阵风刮来伤亡不更严重吗？
关键时刻，还是黑龙江老书记欧阳钦同志出了个好主意。余秋里因此生前深怀感激地这样回忆道：“有一天，欧阳钦同志对我说，有一种办法可行，就是东北老乡搞的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冷。
于是我们就立即派人到农村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住房情况。又找民间泥瓦匠，调查当地居民住房的用材、设计和施工情况。经过调查，发现附近乡镇除主要公用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居民建筑主要是砖框土坯房和当地称之为‘干打垒’的房子，它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几乎全用土垒筑成。墙壁是就地取土，装入活动木夹板内，用木锤、铁钎分层夯实而成。房顶不用瓦，把当地的羊草和芦苇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碱土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干打垒’房子看起来很土气，但墙厚实，房顶密实，结构也严实，防寒性能比较好，夏天也不太热，适应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随时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能够很快地大面积地建设起来。我们一致认为搞‘干打垒’这个办法可行！
”
“干打垒”是大庆历史上第一批居住的建筑，也是永远留存在大庆人记忆中的那种不可抹去的一种象征，就像延安窑洞一样。虽然现在我们上大庆市看到的都是高楼耸立的现代化城市，但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这儿的人，无论是部长市长，还是司机炊事员，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居宿这些用泥、羊草和芦苇等垒起的原始式建筑内。
石油大会战中的防寒之战，余秋里依然稳操胜券。为此，他亲自签署三条命令：一、不管西伯利亚的寒流如何凶猛，会战队伍一定要像解放军在战场上一样，坚守阵地。一个也不许撤走，一步也不准后退。钻井一刻也不能停，输油管线一寸也不能冻。人一个也不能冻伤。二、由油田建设指挥部迅速调查总结当地老百姓“打干垒”的施工方法，油田设计院提出“干打垒”的标准设计，供应指挥部负责木材、木房架、门窗、芦苇、油毛毡及砌火墙和炕口的红砖。三、各级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充分发动群众，在搞好油田生产建设的同时，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和时间，开展一个人人搞干打垒的群众运动。和老天爷争时间，为国家原油自给争速度。
真是军令如山倒。七月份开始，“干打垒”行动在不影响石油开发和勘探主业的前提下，全线开战。顿时，在轰鸣的钻机林中，一座座、一排排大营升帐而起。到9月，历时100天的为生存而战的“防冬保温”战斗胜利完成，全线建起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转眼间百里亘古的荒原上出现了众多村落，如同天上撒下的繁星……除了人居住的居室外，车库、机房、食堂，甚至干部办公室、职工学习室和卫生所等也沾了“干打垒”的光。一个个“铁人村”、“群英村”、“八一村”等地名也芸芸而生……这年入冬时，会战全线基本做到了“人进屋，菜进窖，机器车子进库房”。但又一个更大严峻考验降临——10月，会战的五万大军尚处在脚跟未稳、半饥半饱之中的激战时刻，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来了一个要命的电文：素有中国米粮仓的黑龙江省的储备粮已过“危险线”，大庆会战人员的粮食定量必须按国家规定全线下调。
“下调到多少？”此时正在北京的余秋里一听就大嚷起来。
北京——萨尔图的电话专线里，张文彬向他报告：“钻工从每月56斤减至45斤，采油工从45斤减至32斤，干部、专家和机关人员一律减到27斤。而且每人每月还要省下2斤爱国粮。部长你看怎么办？咱们会战的同志多数是干体力活的，原本的口粮也刚刚够大家填饱的，这一下要降这么多……”
“……”北京方面没有回答。
张文彬着急地：“余部长，你在听吗？”
片刻，电话线里终于有了声音：“我听着呢！”从来声如宏钟的余秋里第一次在电话里变得有气无力。
张文彬不敢大声了，小心翼翼地补问了一句：“余部长你看还有啥办法？”
这一头的余秋里长叹一声，无比沉重地：“知道吗？主席也从10月份开始不吃肉了，总理和中央领导现在都不吃肉了……”
张文彬不再说什么了，他想放下电话，又怎么也放不下。
“文彬同志啊！现在会战的同志们情况怎么样？千万千万要稳住啊！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部党组正在召开会议研究对应措施。”余秋里焦虑万分地叮咛着。
“首长！醒醒，到站了。”不知什么时候，秘书李晔的声音又出现了。余秋里睁开眼睛一看，可不，车窗外那个俄罗斯建筑风貌的安达小站出现了。
站台上，康世恩等会战指挥部的干部已经久候在那里。老康怎么啦？几天不见，憔悴得快不成样了！
一出车站，余秋里便停住脚步，一脸严肃地问康世恩：“老康，你没事吧？”
康世恩一愣，定定神说：“没事。”
余秋里这才缓和了一下，又问：“你哪只手有力？”
康世恩不知其意，便伸出右手：“这只有力。”
余秋里又伸出自己的右手——他的唯一一只手，说：“那好，我们俩人从现在开始，你的这只手抓生产，我的这只手抓生活。”
在安达未歇脚，余秋里直赴萨尔图前线。现在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亲自看一看队伍到底被饥荒摧毁到什么严重程度。
想象到的事都发生了：在叠叠排列的“干打垒”里，余秋里串东房、走西屋，一个一个的巡视，每一个“干打垒”内的炕铺上，他都看到了躺着的那些有气无力的患病职工。有人见部长来了，想伸手跟部长握一握手，却就是抬不起手臂，甚至连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握着一双双软塌塌的、枯干的手，心如刀割——昨天这些手还跟着他振臂高呼“让地球抖三抖”，今天却……余秋里两眼噙着泪水却又强忍着不让其流出来。他知道此刻的会战官兵们，无论是躺在铺上的浮肿患者，还是仍拖着疲惫身子、坚持在岗位上战斗的人，他们需要更坚强的后盾支撑。
“会好的！会好的同志们！”余秋里不断用这句话鼓励自己的干部职工。
走出“干打垒”，余秋里立即吩咐张文彬和吴星峰：“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病号治疗和会战职工们的生活上。所有病号要立即集中起来，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对他们进行抢救。”
“可一下躺了这么多人，本来咱这儿也缺医少药……”吴星峰说。
“再缺医少药也要保证患者。”余秋里斩钉截铁地说，“让他们吃饭吃好些，是最好的治疗。老张，你通知所有食堂，一定要保证患浮肿病的人每天都能吃上二两肉和一顿白面或白米饭。”见张文彬面有难情，余秋里补了一句：“让办公厅的同志负责把我和几个部长们的特供全部调到这儿来！”
张文彬知道余秋里说的是什么，便忙说：“可你们也拖家带口的……”
余秋里右手一甩：“我们那点困难算什么？对了，从现在开始，我和老康等领导，生活上一律跟前线的职工们一样，他们吃什么我们也一个样！听明白了吗？要是搞啥特殊，小心别怪我不客气！”
“知道了。”张文彬和吴星峰哪敢违抗？
“主席都好几个月不吃肉了。他老人家体重已经减了二十多斤！”在走进钻井指挥部的办公室时，余秋里的嘴里嘀咕着。
又是一个座谈会。“你们都说说，队上和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余秋里的目光扫向一在场的干部，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变了样似的，前次来时他们个个生龙活虎，今儿个咋成了有气无力的败军之将？
“李云同志，你是不是也得了浮肿啊？”余秋里一把抓过坐在身边的党委书记李云的手，捏了一下，软的，又用手指一戳，塌下处没有弹起来。
宋振明替李云说：“李书记患病已经有些日子了！”
余秋里大为惊愕地站起身，然后一个一个地捏了捏干部们的手，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同程度患有浮肿。“这不行，你们是指挥员！你们要倒下了，队伍就更不得了啦！”
康世恩掏出小本本，说：我作了一下调查和统计，重灾区一般都发生在生产和工作任务繁重的几个战线，他们分别是施工第一线的干部职工，像功勋队的王进喜队和1202队等，他们的患病比例基本在50％左右；再就是负责生产、调度的部门，比如像建筑指挥部，也达到了45％患病率；还有像指挥部机关的同志，他们加班加点的特别多，患病率高达80％，打字室的同志全部浮肿了！另一个特点是党员团员的比例在患病者中占的多数，像水电机修处的21个患病中，有20个是党团员……余秋里坐不住了，空袖子又扇动起来，一边频频点着头，一边说着：“我们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关键时刻，就是靠的党团员骨干！”突然他的脚步停住，右臂有力地一挥，洪钟般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但现在我们要保护他们！保护这些同志，就是保护了我们的大油田！保护了我们的大会战！”
“这样，老康，在你前期已经布置的几条应急措施外，我看我们还需要再补充一条：前线的职工要进行轮休——当然钻机不能停！物资供应也得保证，这是会战的前方战场，不得马虎。但可以作些适当的调整。保证战斗员的战斗力不减，就是为了更好的战斗嘛！第二点就是机关、指挥部一级的机关同志，得让他们有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也得有个时间限定。我看还可以搞点文化娱乐活动嘛！吴星峰同志和文彬同志，你们在这方面是行家，周末我看可以搞些舞会啥的……”
一生从不娱乐的余秋里，在万般无奈的困难岁月，第一次开口让自己的队伍“娱乐娱乐”真是不容易。从此安达火车站旁的铁路俱乐部和二号院后面的那个礼堂内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开始有了歌声和笑声……但职工们仍然发现，即使所有的会战人员都上那儿蹦蹦跳跳，也不会见得到他们的部长余秋里的身影在那种场合出现。
多么好的石油会战将士！多么好的兄弟姐妹啊！他们舍家为国找油，千里迢迢来到北国荒原，雨水尚未泡干，严寒仍在袭击，饥饿却又降临，他们没有后退，坚守岗位，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卖掉仅有的随身之物为吃一顿饱饭再上井场，这样的阶级兄弟能让他们饿死冻死吗？不不，决不！铁骨铮铮的余秋里在此刻全身的每一根毫毛都张扬着万般柔情，万般温馨，万般忠厚，万般怜悯。
“这还不够！会战队伍里那么多浮肿病人躺着，明天还会有成百成千的患者。我们得想一切办法制止疾病侵袭！我们必须作出相应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我建议：一，所有患者必须入院治疗，对那些一线已经患病的人要全部下到后方来；二，每月要有20％的一线人员轮流下来休整；三，抽出10％的强壮职工搞生活——张文彬同志你从现在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抓生活上，要人给人，部党组全力支持；四，粮食、商业等后勤部门的人要全力以赴到全国各地去大力采购蔬菜、食品，送货到前线；五，要发扬南泥弯精神，自己起来动手种菜种粮，掀起生产自救大运动。这方面我看可以放手干，而且要从长远着想，必要时各单位可以抽调30％左右的人去开荒种地嘛。这北大荒比起当年我们在延安的黄土地不知要肥沃多少倍！《南泥湾》的歌你们不是都会唱嘛！王震将军那时是三五九旅旅长，他的旅第一个通过开垦荒地实现了粮食、经费的自足自给，毛主席表扬他了。我是三五八旅的。我们后来也搞得好嘛！我所在的团在葫芦河边，那是洛河的一条支流。河两边尽是山，山上背阴长满了树林，阳坡没有树，只有一墩墩的羊胡子草和一丛丛狼牙剌和酸枣树，一米多高嘞！
我们就在那儿开荒种地。大家比着种，嗨嗨，那不得了啊！漫山遍野的人，镢头上下飞舞，劳动的号子震得山都动了！同志们编了一首歌叫什么来的？噢，这么说的：‘葫芦河川好地方，火红的太阳照山岗。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多打粮。粉碎敌人的封锁，赶走日本小东洋，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嘞！……”
会场气氛被将军部长绘声绘色、神采飞扬的讲述感染了。他们中间不少人就是从延安过来的，也都经过大生产运动。于是，整个干部会又沉浸在一片激昂亢奋之中。
余秋里的“龙门阵”有些收不住了：“……当年我们团就收了6000多担粮食、蔬菜87万多斤，还采集药材、山果和生漆7000多斤呢！养的猪、牛、鸡更是不知其数！嗨嗨，老康你那个部队听说也搞得不错。”
康世康满脸笑容地推推眼镜，不无得意地：“我们打的粮食还上过毛主席招待美国记者斯诺的宴会呢！”
“就是嘛！我看我们这儿要大家发动起来开荒种地，这北大荒，肯定能变成米粮仓！你们望外边看看——看不到边吧？对嘞！看不到边，就证明我们可以在这儿有垦不完的地，有垦不完的地，就有产不完的粮！那时我们还怕饿肚子？不会了！说不好，我们外送的原油列车后面还拖着几节装满圆溜滚滚的大豆高粱米的车哪！那时，我们也来个给全国人民每人送上几口袋粮食……”
“好——！”方才还是沉闷的会场此刻已经热气腾腾。鼓掌声，叫好声连成一片。
有几个干部在下面窃窃私语：“这余部长真有点子！账也会算哪！”
“嗨，人家是当过解放军的总财务部部长和总后勤部政委哩！算账高手！咱这几万人在他手里算个啥？不过是几颗小算盘珠！”
“是啊，看来我们不会饿死了！”
“饿死啥？饿死了谁来找石油？”
“静一静，静一静。现在我代表会战领导小组念一下《关于安排当前职工生活的紧急指示》，这通知是根据余部长的指示起草的。大家听着，有补充的一会儿再提……”吴星峰趁着余秋里和康世恩等几个干部沉浸在延安“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的甜蜜回忆之际，便拉开嗓门，宣读起来。这份通知基本上是余秋里亲笔起草的，《紧急指示》里提出了“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的口号。具体规定，每个基层大队和中队，必须保证有一名干部在食堂同炊事员同做、同吃、同算、同议；要抽调部分优秀干部和红旗手（劳动模范）以及关心群众、办事公正的人，担任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食堂必须达到一清（账目清，并能公之于众）二无（无贪污、无浪费）三好（饭菜花样调剂好、服务态度好、清洁卫生好）以及三热一暖（热饭热菜热汤和餐厅暖和）；同时不准吃不上热饭热菜，不准喝不上热汤热开水，不准住凉房子。此通知规定得事无巨细。这是余秋里风格。
别以为当部长、当大将军的人就只会划划圈、念念稿子、做做不着天不着地的所谓“大事”。余秋里的本事是粗能粗到右手一挥，千军万马在辽阔的大荒原上铁蹄飞扬；细能细到管住一颗螺丝一块岩芯。
信不信？不信你看下面的事：
不是说“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嘛！好，余秋里这会儿在会战前线是最大的干部、最大的书记，自然他也毫不含糊进了食堂。你以为大部长进食堂就是做做样子？到处看看、遛达遛达算完事了？错。余秋里进食堂，头件事就让炊事班长拿来一套伙夫的白大褂往身上一穿，那只晃来晃去的空袖子则被扎在腰间。只见他右手操起锅铲，一声：“大火！”二声：“上盐”！三声：“搅匀！”四声：“闷足！”蛮是专业厨师水平嘛！
炊事班的同志看得目瞪口呆：这余部长怎么还有这一手啊？
不是说开荒种地嘛？那地直铺天边，可没那么多牛耕地呀？“来，牛不够，我们人来凑！”
余秋里利利索索地躬下腰，将两条裤腿往上一挽，又将一根绳子搭上右肩，右手揪住绳头，一声：“走——喽！”嗨，人拉犁，马儿跑。这部长一出腿，一垄地就是十几里远呀！“部长都参加开荒拉犁去了！我们还不赶紧行动？”
大荒原上顿时人声沸腾，那你追我赶的劳动景象赛过“南泥湾”。
独臂将军在北大荒上竟然当了回“狩猎队长”。余秋里对张文彬的安排和康世恩的谦让十分满意。除了抽烟，狩猎是他余秋里最感兴趣的爱好了。人家枪法准嘛！俗话说“独眼龙”胜过千只眼，他独臂举枪就是比两只手瞄得准嘛！这叫“精力集中”。
“打！”独臂伸出，子弹“砰砰”出膛，再飞跑的猛兽鸟鸨也无处藏身。
吉普车在草原上飞奔，野山鸡、野兔子，还有野狍子，不是累倒，就是累死。不是中弹，就是断头穿胸……不要说我们的将军凶残手狠，那会儿《人民日报》在头版还发过《开展冬季狩猎》的社论呢！全国饥荒，别再装斯文了！此一时彼一时嘛！
狩猎队载着满车“战利品”归队时，各食堂就会热闹好一阵，大伙儿的嘴巴上也多了些油腥味。
北京急电：令余秋里速回开会。
会议还没有开完，会战前线又是叫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浮肿病消灭得差不多了嘛？
余秋里真着急了。康世恩和张文彬报告说：黑龙江省来电说，储备粮仓库见底了，原来供应的粮食供应要断一个月。六、七、八三个月只能有两个月的粮食供应。
“我们种的东西接得上吗？”
“不行。至少得到深秋才有收成。”康世恩、张文彬那边回答说。
余秋里直抓毛发：这可怎么弄！一个月没吃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现在是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也就是唯一还能解决些问题的就是挖野菜了。这北大荒毕竟还是个大草原，我看我们靠谁现在都不行，只能靠能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法子！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单位的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吗？这就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的，让人感到心酸和严峻。
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它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
张文彬布置得更细致：“各个施工单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尽量多挖。如果本单位吃不完，必须把数量汇报上来，我们再进行统一调配。每个机关干部除工作外，必须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等。各食堂在进行野菜和食品制作上，应采取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他杂粮里，做成糊糊或菜饼子，平均每人一天吃1.1斤。这样每天每人可以节省2两粮食……”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心里沉甸甸的，可除了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正如康世恩所言，无论吃野菜怎么样，而当时大挖野菜是惟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份有任免，正规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黄花地，其面积之大，简直能用“一望无边”来形容。“好消息嘛！老李，我跟余、康部长招呼了，就任命你为‘野菜司令’，你带上三百个人，好好干它一仗！”正在为上哪儿“大挖野菜”发愁的张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个口头任命就落到了这位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野菜部队”，并且按每二三十个人为一个中队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务，自带粮食和行李，雄纠纠气昂昂地整队出发。驻扎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队”完全是军事化的正规行动，他们采取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阵地战”法则——几百人排成一线，目标是生长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显得低劣和简单，或麻袋，或干脆是身上脱下的衣服，不过这对收拾野菜之类这样的敌人，此类武器足矣。“战况”煞是好看：长长的队伍，在辽宽而平展的草滩上不停地向前蠕动，如蚕食桑，所经之处，原为一片金黄色花地，转眼变青变绿……五月里来好风光，遍地黄花分外香；摘来黄花保会战，吃饱肚子打井忙……歌声、笑声荡漾在大草原上，这是那个困难岁月少有的一景。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虽然仅当了一个星期，他的“野菜部队”也在完成那片十万斤的黄花采摘任务后解散了，但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被人叫了一辈子——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唯一一次有过“司令”头衔的正式称谓。
野菜——特别是用黄花菜充饥，天天吃令人呕吐难咽。尤其是这些饿急了的人一到黄花菜地后，就拔得鲜菜，往水泡子里洗洗，便架起铁锅点起火，狼吞虎咽吃一餐煮鲜黄花。那黄花是不宜鲜吃的，结果吃得许多同志又拉又吐，几日不得舒服。虽然指挥部颁了有言在先的“吃野菜注意事项”，但无法制止饿极了的会战职工擅自行为。
黄花菜现今是一样稀贵的菜肴。可是我在大庆采访时上一些年龄的人都一听“黄花菜”三个字，便会食欲锐减。“当年我们吃怕了。”他们如此说。
“大挖野菜”渡困难只是余秋里和他同事们的一招。
第二招是食堂伙食上搞名堂。
这是余秋里的拿手好戏。有一天他上一个职工食堂细察伙食情况，见有位师傅烙的玉米饼又脆又香，而且同样的份量饼比别人烙的大。
“好嘛，我要让全会战食堂推广你的手艺。”余秋里高兴地挽起右胳膊，跟着那“大厨”在炉前忙碌了半天。当他认为这种野菜玉米饼确实具有“增量增效增耐饥”的“三增”后，立即找来张文彬，让他推广到各个单位。
一时间，会战各单位掀起了一场“粮食增量大比赛”的活动。说来你不相信，但在当时的大庆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机修厂（现大庆总机厂前身）的食堂发明了一种可以将一市斤大米做成4.5斤饭、将一市斤小米做成5市斤饭和将一市斤杂粮面做6市斤发糕的的传奇。怎么做的？其实简单，就是将粮食长时间的浸泡，尽量让其膨胀的粮食再吸水，煮饭和蒸发时再使其吸水吸气。于是一点点粮食原料，煮熟和蒸出的东西就变得看上去又大又量多，饭像蓬蓬松松的棉花，发糕像软软绵绵的泡沫。这种饭和糕吃下去能填肚子，却不经饱，过不了一二个小时便肚肠乱叫，可确实在当时能管些用。
拾得农家用的做燃料的庄稼秸杆和玉米瓤子等粉碎后掺入玉米面或小米中，做成馍馍一类的糕饼，再每人配上一碗野菜汤。这样“一硬一软”，也能把肚子撑得胀胀的，好像多饱似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为了骗骗肚子嘛！”余秋里对此有过评说和愧疚，但他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骗嘴”的招术自发动群众后，怪招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余秋里选择了6月6日这一天，命令张文彬主持全战区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吃饭大会”。地址就在前一年召开“誓师大会”的万人广场上。
嗨，这热闹哟！
参加“吃饭大会”的各路书记、指挥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及后勤供应人员1100余人。
并且各单位的炊事人员都带上了炊具、锅灶和花样百出的瓢盆，现场制做自各的包括菜馍和代食品。
“交流比赛开始——”张文彬一声令下。一时间，万人广场上锅碗瓢勺叮当乱响，炸煮烹炖，热气腾腾。
“好好，这又好看又好吃！你们一定得传传经嘛！”
“我看还是这炸糕好，你瞧，用料不多，也不像棉花那么篷篷松松，吃起来也管用。”
“不不，我看还是这野菜馍做得实惠，口感好，用粮少，也顶饱……”
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喜在心里。
“冠军！这个冠军红旗不比打井的红旗差噢！”余秋里亲自将一面面奖状和锦旗颁发给那些炊事人员。而那些得奖者的炊事员们，喜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无自豪而激动地说：“以前一直看铁人他们得奖，心里痒滋滋的。这回也是余部长给我们颁奖，够露脸！”
第三招：到农民地里“拾遗补饱”。
有一天张文彬和宋振明汇报说，钻井3274队的叶永庭一家四口人，老婆孩子来队后没粮食吃，他们就自己想法子，上农民收割后的地里拣残留之粮，结果拣回了600多斤粮食。
还有另一个井队的马德久一家，也是同样的办法，拣了400多斤。一家老小不靠集体，吃得饱饱的。“这个拾遗补饱办法好。既为农民扫除了浪费现象，又减轻了我们会战的负担，家属也有事干了。”余秋里听后大喜，立即命令张文彬他们宣传叶永庭、马德久家的精神，随后又加了一句：“千万不能触犯农民利益啊！”
宋振明证明，由于大力提倡了“拾遗补饱”的做法，至少使数以千计的来队家属和他们的家庭解决了饿肚的问题。
余秋里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他和康世恩不再没完没了地在办公室门口或出行的路头看到成群结队的工人带着家庭，在半道上拦着他们的车子喊穷叫饿的。因为那些过去喊穷叫饿的人，现在不用再费尽口舌去为他们解释什么。他们已经自觉自愿地在寻找自我的生存出路了。
白天，工人的婆姨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地里拾捡；下班后，她们的丈夫和老爹们也成群结队地奔向田地，有人还抡起锹镐专掘老鼠洞，这是聪明人的招术——田鼠洞里既有鼠，又有鼠留下的粮食……面对队伍不安定的局面，余秋里的招不仅在“吃”字上做文章——当然他在“吃”的文章上还有些做法也解决了相当的问题，如转业到大庆油田来的原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的季铁中（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就是余秋里力排众议，亲自把他要过来的。危难之时，余秋里对季铁中说，这回该轮到你老季报恩石油部了。季铁中也不含糊，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回军区要来了10万斤黄豆。“季政委是有功之臣，他要回的黄豆是救命之豆。我们会战的人每人都有一份，许多人都把分得的黄豆煮熟后，像稀罕之物似的藏在自己的床铺底下，晚上回来后躲在被窝里一粒一粒的数着吃，又生怕别人抢走了……”
大庆人对此记忆犹新。据说有人把发的两斤黄豆吃了四五十天。正是粒豆如金。
不是有那么多人想回家吗？也是，当时三万退伍兵来大庆报到时，本来离开部队时准备让他们都先回老家探亲的，可松辽指挥部为了早日让会战大军开拔到前线参加战役，曾经向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等部队发过一个急电，大体意思是说：松辽会战任务紧迫，希望三万退伍兵和6000转业军官暂不探亲回家，直接赴松辽前线报到，探亲之事以后由这边统一安排。
可官兵们来大庆会战后，一头便扎在热火朝天的大会战之中，连十天一休的时间几乎全占去了，探亲的事便一拖再拖，客观上造成不少人生活和个人问题上的不便。有人本想离开部队时回家找个对象，有的是准备回家结婚的，这么一来对象吹了，婚也没结成，没意见才怪呢！那时大庆不像现在，天南海北的姑娘都往那儿跑。会战时期，工人们找对象在当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是个大问题。”余秋里这回没有甩空袖子，而是用右手轻轻地牵起它，沉思了许久，然后对康世恩等副手们说：“我看趁冬季天寒地冻时，分批让职工们轮流探亲回家一次。亲人团聚，联络感情，讲讲我们找石油的伟大意义也很重要嘛！”
这一招又出奇效。
一来，让会战职工有了喘息和调整的机会；二来，回老家的职工一走，给前线的粮食问题缓解了压力；三来有不少职工回家后与家人一讲为国家找石油的伟大意义后，不仅稳定了干石油行业的决心，而且归队时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从老家带回了许多吃的东西。这可是皆大欢喜的事！
康世恩和张文彬将各单位职工探亲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汇报给余秋里听时，将军部长叼着烟卷只管乐，什么话都没说，看得出，他心里是满意这个效果的。
这里有个故事不能不讲。
1202队有个工人探亲回家，吃了一顿家里用石磨做的豆制品，很惬意，心想：咱会战前线黄豆不少吃，可就是老是煮着吃，单调乏味。要是也能用石磨磨碎后做成多种花样的豆制品，该多好啊！“背个石磨回队！”他的这一个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为了购一具好石磨，这工人特意上县城几次，后来又上火车站托运。哪知托运时遇上了难题，人家怎么也不愿给他托“石头”。为此，这工人一次又一次地去车站求情，每一次他从家里到火车站要走几十里路，最后总算靠他一片“石油情”的精神感动下，车站特例为他办了“石头”托运手续。石磨千里运至大庆后，队上的豆制食品一下多了起来，什么豆腐、豆腐汁、豆腐饼、豆腐块……就多达十几种。这事被余秋里知道了，好一阵表扬：“豆制品营养好，应大力提倡，各单位都要学习推广。”于是乎，好多花样的豆制品一时间流行会战前线，也涌现出了一批“千里背石磨”的动人故事。
“走，看看我们种的玉米和大豆长得怎么样！”一天，余秋里换上一件干净的中山装，嘴里叼着“大中华”，对刚从施工现场回来的康世恩说。
康世恩一看这阵势，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啊，秋高气爽，清风习习，好舒坦喔——遥望遍地金色的玉米地和收获在望的大豆，两位会战最高指挥官会心地笑了：自种的庄稼要进仓了，会战的困难期行将结束！
“不容易啊！可竟然给我们走过来了！”康世恩用右手的食指扶扶眼镜，满眼自豪地看着余秋里，说：“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冒出你当时在会战开始时说过的一句预言……”
“嗯？什么预言？”余秋里将目光从庄稼地里收回，有些惊愕地问。
“你说过，你准备这次大会战付出五六千人的生命。”
“可是我们没有呀！”余秋里爽朗地一笑，右手做了一个很少有的甩手动作，又像刚吃过蜜糖的孩儿，开心自在地在原地转了两圈，然后立正身子，右手叉在腰间，举目凝视着远方。
“是啊，正是因为没有，所以我更感觉我们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康世恩这会儿想当诗人，他想抒发自己心头久积的那火山般的豪情。但他不是诗人，他是石油专家，石油工业的指挥大家，他因此只抒怀这样的诗情：“看来我们的大庆会战将从困境中全面走向伟大胜利！”
余秋里更不是诗人，但此刻他的胸中荡漾着比康世恩更加澎湃的诗情。他说：“前些天听总理说，主席已经恢复了吃肉。我看，我们这儿也可以痛痛快快吃顿红烧肉了！”
“对对，该让同志们吃顿红烧肉了！吃！”康世恩乐得嘴巴张得大大的，高声嚷嚷着：“我也想痛痛快快，有滋有味的吃它顿红烧肉了！”
“走！让食堂今天开荤！”余秋里抹了抹嘴，双眼看着脚尖，捷步如飞。
“来来来，余部长，这回我请您吃的猪肉可不是从老乡那儿买来的啊！绝对是我们队上自己养的，你放开吃！”王进喜把余秋里拉到桌上时，声明在先。
余秋里笑着没回铁人的话，只顾眼睛盯着桌上的两盆香喷喷的红烧肉。“吃！吃啊！”他的筷子已经将肉放入口中。
王进喜见部长这阵势，比自己吃盆红烧肉还带劲。“余部长，今天我特意让我们的这位梁工陪您一起吃饭。”王进喜将坐在身边的一位很显拘谨的年轻人介绍给余秋里。
“梁工？！知道知道，我知道你的大名。”余秋里重新举筷时，将一块红烧肉放入那个叫梁工的年轻人碗里。“安装专家梁栋材！”
拘谨的年轻人更加拘谨，大红着脸：“不敢不敢，部长您叫我小梁就行。”
“栋梁栋梁，石油工人的栋梁之材；进喜进喜，石油工业又要进喜了！”余秋里给王进喜和梁栋材又各自夹起一块红烧肉后，开怀大笑。
“是，余部长，我正要向您汇报最近我们队的生产情况呢！”王进喜笑逐颜开地给余秋里的酒杯满上。
余秋里一抹嘴，起身道：“饱了饱了。走，你跟我一会儿上二号院，听张文彬同志作今年的工作总结。”
王进喜赶紧将筷子朝盆里猛夹几下，含着红烧肉就跟余秋里出了门。
这是一个难忘的冬天。这也是大庆人经历了最艰难的日子后第一次重新能放歌豪唱的冬天。
“同志们，今年的总结会，我要先说的是生活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饿了一年多的日子现在终于能够吃饱肚了啦！”采油指挥部大礼堂内，张文彬的话，引来一片欢呼和鼓掌。
久违的笑颜，在铁人、在大庆几万职工脸上重新洋溢。
余秋里和康世恩笑得最舒坦。
“我要向大家报告的是：今年我们抽调近两万名职工抓生活，种地4万亩，收获粮食325万斤，蔬菜1500万斤，养猪4344头，养羊132只，各种家禽2269只，其他牲畜669头。并且加强了食堂管理，建立起了多功能的作坊43个，发动群众挖野菜160万斤，制代食品120万斤，打猪草1567万斤，打草籽371万斤，打羊草606万斤，基本保证了职工吃饱肚子，体质普遍增强……”
掌声再起。
“我要插张副总指挥一句话。”吴星峰站起来说道，“你们回去通知所有的职工看一看自己的床铺底下，有没有一个口袋。这是根据余部长的指示办的，每人20斤黄豆。另外，凡是探亲回家的职工，各单位也要发给他们几斤黄豆带回去，让职工的亲人也尝一尝我们北大荒的黄豆是什么滋味！”
“油性大！油性大哟！”不知谁冒出这句话，惹得1000多名与会者哄堂大笑。
大庆人种的黄豆比其它食品确实油性大，但不是石油味，而是高质的营养成份油性。
几个月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到大庆视察，余秋里和康世恩亲自陪同。此时的大庆到处荡漾着高昂的战斗景象和欢乐的生活气氛，而且六月的萨尔图正是最美的季节，到处绿草茵茵，马兰花迎风盛开。周恩来到大庆会战的一个又一个基层井队、采油井和油库等单位视察。与工人亲切交谈，问长问短。油井上，周恩来伸手要跟工人握手，工人却不好意思地缩回油腻腻的手，周恩来一把将工人的手拉过来，说：“我也当过工人嘛！”干打垒里，他躬着身子，坐在炕头向职工家属问寒问暖。食堂里，他尝着石油人自产的高粱米饭，连要几碗，直夸好吃。与周恩来交往过的人都知道他的酒量，尤其是喝茅台酒的水平。这回在大庆，周恩来对余秋里请他喝的“萨尔图茅台酒”更是大加赞扬。其实这酒是几个职工们在干打垒里自制的普通老白酒。在大庆采访时我专门拜访了当年“萨尔图茅台”的生产地——那栋孤零零被人遗弃的干打垒，有人说这“萨尔图茅台”确实不错，原因是酿制的原料尽是好高粱米。在走过让湖路的两栋又高又大的“干打垒”时，周恩来立住了脚，问余秋里：“这儿谁住了？
”余秋里说：“这儿不住人，是我们的粮库。”康世恩接话：“里面装了100多万斤粮食呢！”周恩来颇为深情地：“重灾之年，你们还有这么多存粮，不容易啊！”然后把头转向余秋里，感叹地：“我这个总理也没有这么多粮食可调。你把这些粮食给我吧！”
余秋里一个立正：“总理，你什么时候下命令，我什么时候把这些粮食给你送去！”
周恩来笑笑，又神情严肃地望着“干打垒”，说：“这是职工们用血汗换来的。我再穷，也不能揩你们的油。”
第一次来大庆视察，周恩来当晚就因国务活动返回了哈尔滨。
“看到你们这儿一片生机勃勃，我高兴啊！特别是职工和家属们能吃饱肚皮，还有些余粮。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深夜，周恩来在列车上高兴地与余秋里交谈。
余秋里说，目前我们这儿还仅仅只是在房前屋后搞了点开荒，规模有限。如果总理能同意多给点地，还可以办个大农场。
“你要多少？”周恩来问。
独臂将军伸出右手，将张着的五个手指翻了翻：“十万亩。”
周恩来笑笑：“十万就十万嘛！”
这事第二天就办成了。黑龙江省委的欧阳钦书记在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交待后，便痛快答应了余秋里的要求。
“大庆油田有今天、有明天，我余秋里首先不忘的是总理和你……”余秋里想用两只手握住欧阳老书记的双手，但不能，于是他只好张开右臂，热烈地搂住对方，如此少有的动情。
“同志们，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我还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重灾之年，我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石油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上下一心，苦战大战，生产形势十分喜人！全战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萨尔图前线的年终会上，张文彬仍在激情满怀地作着总结报告。而当他说到这一年多困难时期的施工生产情况时，这位“石油师”老政委竟然几度哽咽得说不下去。台下听报告的人更有“呜呜”痛哭的。看，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铁人王进喜等红旗手也在那儿抹眼泪：“是太苦了！这一年多，我们是饿着肚子、干着饱汉也干不了的活啊……”
将士们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