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豌豆。”她说。她的脑子里没有了翡翠的概念，可是却有豌豆，这很奇怪。
那一天，距车祸的发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吧。爸爸像是算好了自己会有如此劫难，要给他的老妈妈留下一个念想。
婶婶是葬礼上最活跃的人。她穿着一双白底黑面的帆布鞋，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轻快地跑来跑去，搀扶这个，招呼那个，耳朵上两个圆圆的金耳环甩动得像要飞起来，脸上的笑容可以称得上快乐。
真的，她应该快乐。爸爸死了，十岁的弟弟快要离开这个城市跟他妈妈舒一眉走了，留下来的房子毫无疑问由她来处理。这是一个天大的实惠。家人聚集的时候，婶婶站在爸爸的遗像面前，不容置疑地地对大家宣布：“长子不在，我们就要来照顾老娘了，这任务不轻，就算有房子做补偿，也未必抵得辛苦。是不是啊？”她把头转过去，用眼色示意叔叔，希望自己的丈夫站出来附合一句。
当时叔叔闷坐在一旁抽烟，死活都没有开口。他反感她这么说话，可是又不敢公开制止她。叔叔一直都害怕婶婶，害怕她的伶牙利齿，她咯咯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她那根尖尖的伸出去戳到他脑门上的食指。从恋爱的时候男人就怕女人，怕了漫长的十年，还会一直怕下去。
所以，葬礼上叔叔的表情跟婶婶迥然不同：婶婶是快乐的，叔叔是悲哀的。手足同胞的悲哀，牵心连肺的悲哀。
弟弟原本不叫“弟弟”，他的学名叫赵安迪。爸爸从小喊他“安宝儿”，姑妈姑夫叔叔婶婶都跟着这么喊他。
爸爸葬礼的前一天，妈妈舒一眉下了火车，走进这个家门。她第一次听见亲戚们叫这个名字时，就皱起眉头问：“谁叫安宝儿？”得知这个乳名是爸爸叫出来的，她嘴唇抿了抿，大概是想要说什么，看在一群悲哀的亲戚的面子上，最终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她把弟弟叫到旁边去，很客气地征求他的意见：“安宝儿这个名字不好，太滑稽了，以后你的同学会笑话你。改了吧，好不好？”
弟弟心里紧张，完全没有了自主意识，只是点头。
舒一眉独自思索：“改个什么小名才好？赵安迪肯定是太严肃了。叫你迪迪呢？也不好听。迪迪，嘀嘀，听上去好像在叫唤一辆汽车，是不是？”她仰起脸，想了一会儿，轻轻地叹口气：“真麻烦！这样吧，我叫你弟弟好了。弟弟也就是男孩的意思，简单明了，又不别扭。”
可是弟弟自己有点别扭。舒一眉的决定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所有人对他的称呼，此后的几天中，赵安迪满耳听到的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弟弟。这使他觉得自己忽然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弟弟――不是奶奶的孙子，舒一眉的儿子，姑妈的侄子，小表妹的哥哥，而是一个让他倍感屈辱的称谓：弟弟。
到他将来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须发斑白，他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可笑的名字。他一生一世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弟弟。妈妈为什么没有替他考虑考虑？她如此匆忙又不负责任地把这个称呼掷给了他，就好像一张板凳的腿断了，主人不高兴麻烦木匠，随手抓一根树棍折了折，拿一颗钉子敲进榫洞里，巴掌拍了拍，说，就这样吧。
弟弟决定抗议。这个少言寡语的孩子，他以拒绝吃饭来表明自己对这个名字的态度。
全家人不知何故，围着他惊慌失措，问长问短。弟弟紧抿着嘴唇，就是不说话，一句不说。
最后还是舒一眉走过来，盛一碗饭，夹两筷子菜，轻轻地往弟弟面前一推。弟弟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溃不成军地崩溃。他偷看着舒一眉的脸，忽然觉得自己好饿，从来没有这样饿过。他低下头，狼吞虎咽地扒下一碗饭，然后自己去洗干净了这只碗。
绝食抗议没有起任何作用。甚至谁都不知道他是因为名字而绝食。
姑妈小声地对叔叔说：“可怜的孩子，他怕她。”
这个“她”，当然指的是舒一眉。
其实说起来，弟弟是在更早之前知道了有舒一眉这个人。那一年他也许五岁，也许六岁，总之是在读小学之前的某一天早晨。那天他用一双刚刚吃完肉包子的油腻腻的小手，翻找出了妈妈舒一眉的照片。那照片被爸爸藏在电视机柜里的一堆磁带和产品说明书下面，扣在一只暗红色的硬纸盒中。弟弟的小油手刚把照片抓到手里，乐滋滋地庆幸自己发现了家中的一件新奇物品时，爸爸从晾衣服的阳台上飞鸟一样地扑过来，抢走了弟弟手里的东西。“安宝儿！”爸爸气急败坏地提高了嗓门：“你看看你的手！你看看你的手！”
弟弟抬头看着他，不知所措地张开两只手。
爸爸强调：“油！油啊！”
于是弟弟才明白，自己的油手差点儿玷污了这张美丽的照片。
又过了两年，弟弟上小学之后，弄清楚照片上美丽的女人是他的妈妈。弟弟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想，所谓的“妈妈”就是照片，藏在纸盒里的东西，也可以贴在墙上看看。他开始观察周围小朋友的妈妈，留心她们的长相，衣着，发型。他很骄傲，因为她们都没有他的妈妈好看，没有照片上的那个人年轻，没有那个人脸上谜一样的笑容和花朵儿一样张开来的嘴唇。
爸爸葬礼前的一天，姑妈给他换上一件干净衣服，拉起他的手：“安宝儿，走，去火车站接你妈妈去。”
弟弟愣怔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
去火车站。接妈妈。谁是妈妈？为什么要去接那个人？
弟弟很被动地跟着姑妈去了火车站，接到了从照片上走下来的舒一眉。
当时的感觉非常奇怪，好像一直一直在电视里熟悉的一个人，看着她说话，看着她走路，看着她转头微笑的一个人，突然咚地一下子跳出电视机，活生生地站到自己面前。弟弟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他紧张，不安，目光躲避着不看舒一眉，反而去看那些下车的旅客，看着他们表情疲惫、须发蓬乱地从他身边过去，箱包的拖轮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大人们拼命攥紧了孩子的手，生怕一不留神孩子会被人贩子拐走。从列车轨道上飘出来的气味中，有一种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跟眼前这个漂亮的“妈妈”同样陌生。
姑妈小声提醒弟弟：“叫你妈妈。叫！”
弟弟喉咙干涩，怎么努力也发不出声音。
“叫啊！这是你妈呀！”姑妈甩着他的手。
弟弟干脆把手别到背后，让姑妈碰不着。
姑妈恨铁不成钢地跺着脚，对舒一眉抱怨：“这孩子怎么就这么金口难开啊。”
舒一眉转过身，淡淡地说一句：“那就算了吧。”
姑妈回手就在弟弟手臂上拧了一把，又无奈地拍了一下他的头。姑妈的手很大，手掌又厚，拍打人的时候很舒服。可惜姑妈的家里不能够收留弟弟，因为姑夫不同意。姑夫个子小，心眼儿也小，每天从早晨睁眼到晚上闭眼，心里反来复去的就盘算一件事：今天有没有吃亏？所以姑妈对弟弟说，不留在她家里也好，省得姑夫往后防贼一样地防他。
三个人一声不响地出站台，回家。是爸爸的那个家。因为爸爸不在，短短几天已经变得空荡、零乱、有颓败之气的家。
舒一眉在前，弟弟在后，姑妈夹在这一对陌生的母子之间。舒一眉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短风衣，丝袜紧紧地裹住她圆润的小腿，脚上的皮鞋是咖啡色，看样子很柔软，因为走在水泥地上没有嗒嗒的令人厌烦的声音。
姑妈觉得弟弟这一天的表现像个痴呆儿一样。她生怕舒一眉误以为弟弟真的痴呆，对弟弟的第一个印象不好，总想着要帮弟弟补救一下。在出站口，她回头等弟弟上前，扯扯他的胳膊，小声说：“你去，帮你妈提个包。”
弟弟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钉子一样地固定在原地，双脚无法动弹。
姑妈威胁他：“你十岁了，该知道懂事。”
弟弟摆出一副要原地后转的架势。
姑妈只好告饶：“好好，不去，不去。”
钉子松开，双脚又迈上前去。穿着一双不那么新的三十五码蓝色旅游鞋的脚，脚踝细细的，细得连袜子都挂不住，耷拉下来趴在鞋口，兔子的两只耳朵一样忽闪忽闪，脚步却沉重和拖沓。
姑妈小声地叹一口气，自言自语：“一对冤家呀！”
弟弟抬眼偷看舒一眉走路的背影，看着米黄色风衣的后摆在她的腿弯处起起落落，微风荡漾。他心里别别扭扭地念着两个字：妈妈。
墓地里的褐色爬虫经过紧急磋商，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绕过眼前高高的木墙，寻找一个继续前行的方向。
于是，它们的两条触须扬起来，前后左右地摇晃转动，试图在短暂的时间中制造出一个具有雷达效果的磁场，从而决定自己选择往左还是往右的道路。
其实原地后转才是最好的选择，它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是因为它们没有脖子，所以脑袋无法转动，眼睛只能够看到前方吗？应该帮帮它们。可怜的小虫子，当了这许多人的面，找不到一条可以走过去的路，多么难为情！
弟弟再没有多想，果断地从人群中挤上前去。先是移动了一只脚，插进前方两个大人的空隙之间。凭着这两个人身上浓重的烟味，他认出他们是爸爸单位的同事，刘叔和杨叔。接着弟弟扁过身子，吸起肚皮，又移动了另外一只脚，将空隙挤开，身子插进去。他感觉刘叔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胳膊，好像要骂人的样子，一低头看到是弟弟，才没有发火。弟弟趁机超越他的身躯，又走了一步，在稍前一点的位置上站稳。
有什么东西，柔软又带点坚硬，触碰在弟弟的肩头。与此同时，一股很淡很淡的香味，有点像甜橙切开之后指尖留存的清香，细细地、丝丝缕缕地钻进弟弟的鼻腔。他忍不住地打了个喷嚏。很响很响的喷嚏，响得姑夫回过头来对他瞪着眼睛。弟弟有了负罪感，也觉得这个喷嚏打得不是时候。他不自觉地缩起了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