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闺难留春光伫
1969年，言情小说教母琼瑶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庭院深深》。 这部小说的创作完成和获得成功，无疑使得琼瑶更为自信，更为成熟。和琼瑶的许多小说一样，她的书名和灵感，都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古典诗词。《庭院深深》一书的书名，出典于宋朝著名词人欧阳修的那首《蝶恋花》。
这首词是描写暮春闺怨的，“庭院”深深，“帘幕”重重，更兼“杨柳堆烟”，既浓且密——生活在这种内外隔绝阴森、幽遂的环境中，人的身心受到了压抑与禁锢。叠用三个“深”字，写出了其与外界隔绝，形同囚居的处境，不但暗示了主人公孤身独处的境遇，而且还有心事深沉、怨恨莫诉之感。显然，主人公的物质生活是优裕的。但是她精神上的极度苦闷，也是不言自明的。
一个“堆”字和“帘幕无重数”聊聊数字，写出了庭院的无比幽深。那么，在杨柳茂密堆积如烟如同重重帘幕的空旷大院子里，有哪些人呢？词人没有让你看到人物，笔锋一宕，先说一句“玉勒雕鞍游冶处”再说“楼高不见章台路”来铺写人物的出场，从景深写到情深。词中写情，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空空的庭院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女子，期盼的人哪里去了？在“玉勒雕鞍游冶处”寻欢作乐。一方在院中苦苦期盼，伤心流泪，一方却在烟花楼中醉生梦死。在深深的庭院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颗被禁锢的与世隔绝的心灵，对比当中感受到的是女主人公的“怨恨”之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上片就在景物的描写里，抒写了女主人公的抑郁情怀。
词的下片着重写情。雨横风狂，催送着残春，也催送着女主人公的芳年。她想挽留住春天，但风雨是无情的，留春不住，只觉无奈，仅能将情感寄予与之同命的花上。“感时花溅泪”，见花落泪，对月伤情，是古代女子常有的感慨。一个孤零零的女子在这春色将逝的夜晚，思念外出未归的丈夫，眼前只有那暴风雨中横遭摧残的花，联想起自己愁苦的命运，不禁潸然泪下。女子的愁苦、伤痛无处倾诉，满怀疑问叩问花儿。花却在一旁缄默，无言以对，是花不解人，还是花不肯给予同情？令人感慨良多。花不语，就象是故意和女子作对，抛弃了她纷纷飞过空荡荡的秋千。人儿走马章台，花儿飞过秋千，有情之人，无情之物都对她报以冷漠，她怎能不伤心，怎能不痛苦呢？三月暮春的傍晚，深锁的庭院，层层叠叠的杨柳，飘过秋千的落花，苦苦等待的女子构成了一幅令人伤怀的春怨图。自然浑成、浅显易晓的语言中，蕴藏着深挚真切的感情。语浅而意入，情感层层推进，景与情就这样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了。
很多评论认为这首词表现的是闺怨。写了一个独居庭院的女子，她的愁、怨、伤、悲。其实可以更深入的进行理解。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鲁迅先生为我们指出了赏析诗词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知人论诗（词）。欧阳修四岁而孤，生于贫寒之家的他，历经挫折，却始终坚忍不拔，最终成为朝廷重臣，可以一展抱负。他需要有多大的胸襟，承受多少艰难困苦啊。然而他却命运多舛，由于和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贬出京当了一个小官。所以，我们在他的《醉翁亭记》里，看见他饮酒行令，投壶对弈，陶醉在山光水色之中，他难道忘记自己的志向了吗？而他的《伶官传序》，在他“满招损，谦受益”，“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痛切总结中，有他“兼济天下”的抱负。他是一个满腹经纶、志存高远、心忧天下的人，然而他却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空余惆怅和伤痛。我想历经变动，壮志难酬的他肯定有怨、有恨、有苦，有悲，那种孤独、伤感和文中寂寞的女主人公神韵相合。所以，与其说这首词写的是闺怨，倒不如说是词人以一首《蝶恋花》借独居深院的女子来表达自己被统治者抛弃的怨、恨、伤、悲。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
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
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
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几许：多少。
堆烟：形容杨柳浓密。
玉勒：玉制的马衔。
雕鞍：精雕的马鞍。
游冶处：指歌楼妓院。
章台：汉长安街名。《汉书·张敞传》有“走马章台街”语。唐许尧佐《章台柳传》，记妓女柳氏事。后因以章台为歌妓聚居之地。
乱红：落花。
庭院深深，不知有多深？杨柳依依，如同升腾起片片烟雾，一重重帘幕不知道有多少层。豪华的车马停在贵族公子寻欢作乐的地方，登上高楼向远处望去，却看不见去往章台的道路。春天将要过去，三月里狂风暴雨，重重院门将黄昏的景色掩闭，却无法留住春光。泪眼汪汪，问花是否知道我的心意，花儿默默不语，只有纷乱的落花，零零落落一点一点飞到秋千外。
男子为何作闺音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两类题材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宫怨和闺怨题材。宫怨诗专写古代帝王宫中宫女以及失宠后妃的怨情；闺怨诗则主要抒写古代民间的弃妇和思妇（包括征妇、商妇、游子妇等）的忧伤，或者写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感情。这两类诗都起源于周代，到了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闺怨诗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唐代，这两类诗与田园、山水、行旅、游侠、边塞等题材的诗歌一道步入了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家杰作，层见迭出。
从内容上看，这两类诗都在围绕一个“怨”字做文章，集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皇权至上、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和古代女性对待婚姻问题的种种复杂心态。中国古代的诗人对“宫怨”、“闺怨”、 “春怨”这几类题材为何情有独钟呢？为什么能够把这类诗写得如此真切感人呢？因为他们与那些怨郁的女子具有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情怀，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奴颜媚骨的怨妇情结，这种情结自屈原开始，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司马迁曾经说过：女为悦已者容，士为知士者死。良禽择木而栖，猛兽择穴而居。中国古代的文人与妇女一样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人格，始终是皇权与权贵的附庸，他们的生与死，喜与悲，升与降，浮与沉，自己都无法掌握。于是，也就形成了中国文人的依附性和软骨症。即使如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也还是要向权贵韩朝宗求乞道：“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不乏具有铮铮铁骨的“士”，但总体上来说这样的“硬汉”是稀缺资源，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被世人目为不苟同不屈服的“硬汉”，大多也不过是“节妇”“烈妇”的变种而已。如明朝的方孝孺，威武不屈，慷慨就义。但是他所殉的“义”，不过是忠于建文帝这个老主子罢了。方孝孺在被视为“篡位”的明成祖面前刚直不阿，但在建文帝面前却仍然是“俯首贴耳”，只不过是换了个主子罢了。
唐太宗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唐太宗正是看到了中国文人的软肋。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也有过类似的话语：“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立俯行，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对中国文人的性格刻划可谓入木三分，与唐太宗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沽之哉，沽之哉，吾待价而沽”，如果能够卖一个好价钱，也就是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重用，那么就欣欣然；如果没能卖一个好价钱，或者卖不出去，不被赏识重用，则怨恨忧伤。明白这些道理，那么就不难读懂中国文人的宫怨诗和闺怨诗了，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古时的文人在文学创作中男子做闺音了。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唐 王昌龄《闺怨》）
何事长门闭，珠帘只自垂。月移深殿早，春向后宫迟。（唐 刘长卿《长门怨》）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乐府歌辞《怨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