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风波谲诈，一招不慎便可能身受覆顶之灾，国有资本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尽管其有着雄厚的实力，但庞大的躯壳也意味着转身的艰难，即便有望获得胜利，也难免在过程中伤痕累累。
由此，让竞争力更强，操作更灵活的民营资本去适应国际市场的新规则，无异于将“正规军”从战场中抽出，改由”游击队”来负责将战争进行到底。那么，这样的战略，究竟收到了怎样的战果呢？
3.3：规则的牺牲品
即使以今日之眼光来看待，十年前那场”国退民进”的变革的力度之大，也足以令我们感喟。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直到2003年这场运动进入尾声，在全部四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有企业的户数，从23.8万户直落至15万户，这也就意味着，足足有四成的国有企业，就此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些消失的国有企业并没有简单地走向死亡，而是通过这场”国退民进”的运动，成功地转型为民营企业，而根据调查显示，有超过25%的民营企业，正是由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而来。
当灵活多变的民营资本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之后，其灵活多变的特性、充满活力的品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得以显露出来。
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的口号，正是在此时被喊响，而事实上，开始于98年的“中国制造”故事，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发威，每一个动作都折射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奇光芒。
从一系列数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神话的轮廓所在，根据初步的统计，在可查的650类商品中，我国已有上百种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名列首位，这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世界第四大生产国的头衔，更为GDP增长提供了接近40%的贡献，更令国人荣耀的是，一批名声显赫的民营企业乘此而崛起，大有俨然一路诸侯的势头。
看上去，以制造业为手段的“民资游击队”，似乎已经在入关之后站稳了脚跟，逐步适应了新规则，并呈现出活力四射的面貌来。
事实果真如此美好吗？
我们果真适应了规则，在全球经济中步步为营，以至于分疆裂土了吗？
恐怕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至少在我们在08年经济危机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就足以证明我们对于规则的理解，还停留在一个相当肤浅的层面上。
当我们自感对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已经适应，甚至于可以巧妙地利用之，而自感得计的时候。当我们满足于世界工厂的美誉时，当我们为初步步入工业社会而兴奋不已时，其实已经标志着我们在规则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在所谓的规则下，中国经济正遭受着一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厄运。
所谓的世界工厂，说白了其实是个贬义色彩极浓的词汇，假如我们对现代工业的流程稍有了解，就足以知道在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制造、顾客确认、品牌建设、终端渠道这六大环节中，价值最低，效益最差的便是生产环节。
我们付出了最辛苦的劳动，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消耗着我们的资源，污染着我们的环境，所得到的收益却是最少的，按这样的情形来看，当我们的民营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越是”风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吃着越大的亏。
同时，在我们被称为“世界工厂”的美誉背后，却埋下了消费品生产严重过剩的隐患。
在全国纳入监控的650类商品中，其中有620类商品出现了生产过程的局面，而我国民众的收入却得不到及时提高；于是当过剩的生产，没有得到相应的需求保障时，这些商品就必须依靠国外的市场，而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经济严重依靠国际市场的消费。
当我们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时，国外市场却表现出消费过剩，当这两种“过剩”的情形相互遭遇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看似平衡的局面，然而这种平衡却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付出与收益严重不符的代价来实现的。于是，当国际经济出现动荡的时候，中国的实体经济遭到最严重的损伤，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3.4：规则的真正含义
当我们自以为适应了规则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规则的牺牲品。
假如我们对童年游戏还存在着记忆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地理解这样的情形。
在孩子们的恶作剧式的游戏中，大孩子总是规则的制定者，即我们所说的“出主意的人”，而相对老实的孩子、年岁较小的孩子则永远是规则的履行者，实际活动的执行者。
小孩子去做事，大孩子坐享其成，取经我来，背黑锅你去，这其实才是规则的真正含义。
从本质上讲，游戏规则就是一个遵守者与服从者被损害的过程。
按照许多专家学者的说法，规则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被应用的。然而我们要说的是，真正的赢家绝不会是一个规则的应用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
正是在对现有规则的盲目服从，对现有规则挖空心思的运用下，我们的经济遭受着侮辱与损害，而真正的得利者则一面在发出“中国经济威胁”的论调，一面享受着“中国制造”带来的好处，一面将收益纳入囊中，一面将危机转嫁过来。
在与这些“得便宜卖乖”的规则制定者的博弈中，我们茫然无知地表现着自己的轻信和稚嫩，展示出一副令人悲凉又无可奈何的景象。
或许在10年之前，“应用规则”的说法还对我们有利，但放眼2020，这痒的说法早已落伍，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
或许在2020年到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以重新的视角来考量中国，不过，也许只有身处其中的我们才会明白，在这场以规则为纠缠核心的游戏中，我们所经历的艰难、痛苦、与彷徨。
（4）10大调查之二：制度在中国
以市场制度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经济主体实现自我经营，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商业游戏，而当国家将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经营者绝难匹敌的。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主题介绍：老生常谈的制度话题——“国退民进”中的悲剧——政商博弈学
4.1：老生常谈的制度话题
从历史到现实，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有关制度的探讨。
在中国，以利益为导向的新制度，与以政治为导向的旧制度，究竟还会发生怎样的纠缠？
这其实是一个已经被无数人论证过，近乎于老生常谈般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还在谈论老问题，原因就在于国家商业主义始终存在着，并且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面貌。
事实上，国家商业主义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我们过去所实行的国有产权制度，都意味着一种国家干预与调节社会经济行为，而就现实来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干涉与调控，这既是国家与生俱来的只能，也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
假如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国家商业主义并非新生事物；由国家出面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活动，并配合以其他政策性手段，在最大限度内谋求政治、经济上的利益，这一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长达2000年之久。即使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仍然是经济学中的主流论述，原因就在于其的确存在着合理的地方。
当国家对市场法则善加利用的时候，当国家对经济规律熟练掌握的时候，当国家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经济运动的时候，当国家着眼于未来，积极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的时候，其对国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对恶性竞争与资本过分膨胀的抑制作用，对私营经济的扶植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除此之外，国家商业主义的存在，更可以直接为政府创造巨大的财政收入，尽快达到“国民皆富”的终极目标。
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国家商业主义的大行其道，同样存在着两极的影响。
尽管国家干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当国家以经营者的面目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的时候，其旨在争夺利益的目的性就变得明显起来，而除了资本之外，国家手中更具有普通民间经营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政治权力。
毫无疑问的是，以市场制度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经济主体实现自我经营，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商业游戏，而当国家将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经营者绝难匹敌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产权明晰的过程中，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之间产生思路分歧的时候，政商博弈的结果往往以企业快速衰败告罄。
在宏观调控的大格局中，当民营企业尝试着进军重工行业与垄断性领域时，往往在经营上有所斩获，却不得不面对政策上的风险因素，由于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在每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在接受政策重点治理的领域里，许多民营企业纷纷折戟沉沙，其中甚至不乏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
4.2：“国退民进”中的悲剧
当时间行至2002年的时候，中央所实施的“国退民进”战略已经运行了4年之久，有足足四成以上的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要么消失，要么转变了产权属性。其力度不可谓不大，由此为中国经济带来的新鲜活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就在中国经济以蓬勃之势前行的时候，在中国企业界内，却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悲剧，正是这些悲剧的出现，才令我们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化心存疑虑。
在“国退民进”的浪潮中，由于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分野，以及产权明晰过程中的政商博弈，使得本应当在市场竞争领域中焕发更大生机的民营企业，就此出现了种种致命的危机。
最令人心惊的悲剧发生在名噪一时的健力宝，直到1998年的时候，无论从产量、产值还是利税方面，它都仍然在中国的饮料行业中稳居龙头，可是不为人所知的是，其掌门人李经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已经因为产权的分歧而势如水火了。
在国退民进的大前提下，将健力宝出售给民营资本，几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地政府对于出售的态度——可以卖给任何人，唯独不能卖给李经纬。
就这样，在2002年1月15日，当地政府单方面做出决定，用3.38亿元将健力宝75%的股份转让出去，而根据统计，当时健力宝的总资产高达35亿元，仅其账面价值就有6.5亿元之巨。
据说在签约转让当天，李经纬于会场之上“含泪望天，一言不发”，几乎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转让后的健力宝很快陷入了经营决策失误的局面，在2004年甚至一度濒临破产，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沦为二流企业的健力宝再度被转让给台湾统一集团，不仅昔日的风光不在，甚至于我们只能在回忆里找到这个名字。
相似的悲剧发生在2002年3月11日，这一次的主角是华晨汽车。
与健力宝情况不同的是，酿成华晨汽车悲剧的原因在于地方利益竞争，在华晨汽车的战略规划中，企业必须扩大到其他地区，以全国性布局来形成产业优势。
然而，在区域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各地区无不希望将资源、企业牢牢控制住，地区与地区间则抱着浓厚的敌意，于是，当华晨汽车希望将新项目投放到浙江宁波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当华晨汽车所在的辽宁省意识到华晨的“离家出走”势头后，华晨汽车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地区之间的利益争夺战中，而这一次政商博弈的结局则是：不仅华晨的战略规划成为泡影，其整个企业也都被一次性地划归到辽宁政府名下。
4年后，原本仅年利润就可达18亿元的华晨，已经沦落到亏损4亿之巨的地步，甚至于连工厂生产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