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查有实据，也为了省力，先作文抄公：
黑体大标题：“铁路系统狠刹乱收费之风”，接着还有副标题“停止二百七十二项不合理项目”，以下正文：“本报讯北京消息：中国铁路系统针对旅客货主反映强烈的乱加价乱收费问题，强化清理措施，加大清理力度，截至九月底，停止不合理、不合法收费项目二百七十二项。……”（《新民晚报》1993年10月13日第九版）
看了这样的消息，我们知道许多“不合理、不合法”已经“停止”，这当然是好事。“好事”来于“一”思。再思、三思呢，问题就不这样简单。用不着面壁冥搜，我们也会想到以下一些情况。
其一是“停止”之前，曾经“不合理、不合法”，而且多到“二百七十二”。多长时间呢？铁路系统知道。旅客货主更知道，因为他们曾经“反映”，而且“强烈”。如果时间不很短，甚至相当长，这就说明，“好事”之前曾经有分量更重的“坏事”。容许坏事孳生、绵延，作为问题，总不能说是微不足道吧？
其二，“不合理、不合法”的“停止”，决定性的力量是“铁路系统”的“狠刹”，不是“旅客货主”的“反映强烈”。因为可以想见，第一号“不合理、不合法”出世的时候，旅客货主也不会欣然接受，可是不只没有停止，反而发展滋长，直到“二百七十二”。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担心，“狠刹”是“上有政策”，会不会如人人所习闻，引来“下有对策”呢？比如“提前进站费”改为“优先入座费”，“狠刹”项目中没有，甚至旅客愿意拿，不反映，还能够“停止”吗？
其三，“二百七十二”致成行路难。这二百七十二想来是见于“规定”的，依照晋惠帝的分类法，属于“官”。那就必还有私的一面，由刚到柔，我想到三种，像是不会因狠刹而就停止。刚是所谓车匪路霸，报纸上“屡”见，可证即使并未愈抓愈多，也总是并未“停止”。中是所谓票贩子，不只被打击的消息报上“屡”见，连被处理的“伟大”场面也是在电视荧屏上“屡”见。这样，我推想，即使不能根绝，也总当极隐蔽并很少见了。然而不然，不久前送人往天津，我到很久不去的北京站，一进售票处前面的广场就大吃一惊。因为万没想到，高声问“要票吗？广州的”，“要票吗？上海的”，等等，竟是一个连一个。
离天津旅游特快发车时间还有十六七分钟，我们赶往售票处，两个队，前面都有十几个人，刚想去排，一个女的过来问：“有天津票，要吗？”友人有经验，问：“加多少钱？”答：“五块。”友人心急，赶紧掏出18块钱，换得车票，跑向进站口。回来的路上我禁不住想，原来抓票贩子比我写不三不四的文章容易得多，不知道为什么高喊抓，明而且大量的在眼前却并不抓。刚和中之后还有柔，是既非规定又不强制，而是有不少人乐得送上门。这是因为有的人有可此可彼之权，决定于张三有利，张三就甘心意思意思，决定于李四有利，李四也就不得不意思意思。连宪法上都大书“权利”，可见“权”和“利”是近邻，那么，一阵风狠刹之后，“权”依然，行路难的情况究竟能够改变多少，也就只能走着瞧了。
还有其四，是思得更远，或说用“宏观”的眼看到的，径直说，是对于我们炎黄子孙的创造力之强，我们不能不震惊之后继以赞叹。比如与我们的祖先相比，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上下数千年，值得伸出拇指夸耀的发明创造不过火药、印刷术等四项，而我们，只是在铁路多收点费这小范围之内，上下也许不足十年吧，发明创造竟多到“二百七十二”，为四项的约七十倍！唯一的遗憾是难得用伸出拇指之法夸耀。现在是，以报上的白纸黑字为据，狠刹了，其结果，这“二百七十二”就真会减少甚至化为零吗？推想，至少旅客货主会说，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