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张宗子（岱）作有《五异人传》（见《琅嬛文集》），我读了不只一次。比他稍晚的张潮编《虞初新志》，收记人的文章不少，其中不乏出类拔萃、可歌可泣的，但够得上“异”字的不多。我想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人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管着，即使有孙悟空的淘气之习，也很难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二是间或有人想跳，或进一步真正跳了，形迹未必能够像汉朝杨王孙坚持裸葬那样显著，而世间又不大有张宗子那样的好事之人，于是就可以留名而竟至没有留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真是太可惜了。为了亡羊补牢，也因为愿意东施效颦，长时期以来，我用力从记忆中搜索，想也拼凑一篇，或者名为《后五异人传》，可是由于孤陋寡闻，竟是怎么也凑不上。不得已，只好退让，损之又损，有时想，就是找到一位也好，总可以慰情聊胜无。翻箱倒柜，最后决定拉故乡的一位来充数。与张宗子笔下的五异人比，这也许是小巫见大巫，但他有群众撑腰，即公推为“怪物”，也总当不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偏爱了。可惜的是只找到这一位，又事迹不显赫，称为“传”，有夸大之嫌，只好借他的诨名为题，曰“怪物老爷”。
且说我的家乡是个穷苦的小村，虽然离京城不很远，却连住神鬼的关帝庙和土地庙都不够气派。即以清朝晚年而论，不要说没出过范进那样的孝廉公，就连我的启蒙老师，刘阶明先生那样的诸生也没有。可是辛亥年长江一带的枪炮声震撼了神州大地，由夏禹王开始家天下的专制体制变为共和，村里也发生了大变化。科举早停了，可是出了个比孝廉公还大的人物，那是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姓石名杰，不久就做了西北某军的营长，其后还升到师长。那时候不管是谁，飞黄腾达之后，都是装束是民国的，思想以及生活习惯还是皇清甚至朱明赵宋的。依照这种思想和生活习惯，这位石公也是在外娶如夫人，在家建祠堂，购置田产，并变土屋为砖瓦房。家中有弟弟两位：一胞，就是本篇的主人公怪物老爷；还有一堂，可不在话下。家务事可以从略，总之，过了些年，在外做官的石公不再来家乡，家里二位令弟独占财产，分了家，一个人砖瓦房一所，地，总有百亩上下吧。专说怪物老爷，名石侠，据说也曾受到乃兄的提携，到西北任什么职，可是不久，乃兄就发现他既懒怠又无进取心，于是量材为用，放还，在家过饭来张口的生活了。
先说这诨名的由来。怪物，意思近于“奇人”。村里人多数是文盲，少数是准文盲，不会文诌诌。如果会文诌诌，那也许就要由《庄子》那里借个古雅的，叫他“畸人”，其含意，依照《庄子》是“畸于人而侔于天”。但村里人不会同意，原因主要不是没念过《庄子》，而是认为不合于流俗就是“怪”，不管天不天。怪后加“物”，如果也根据文诌诌，待人接物，物就是人，似乎没有贬斥之意。可是村里人又不会同意，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物就是物，不能与人为伍。总之，这怪加物，是不合常规的论断加远远避开的情绪。很明显，意思是偏于贬或完全贬的。贬之后加“老爷”，尊称，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是在村里占压倒多数的石姓家，他碰巧辈数最高，在自己一支里排行最末（家乡习惯称最后生的为老儿子或老姑娘）；二是那还是男不穿短服、女不穿高跟的时期，人不敢轻视旧传统，何况他还有较多的房地产，所以纵使道不同，也还是以礼待之。因为外重礼而内歧视，这怪物老爷的称呼就不能不带点灵活性，其表现为：背地里用全称或略去后一半，当面就藏起前一半，只用后一半。
我由20年代中期起到外面上学，同这位怪物老爷交往不多，些微的所知，绝大部分是耳闻的。先说总的。乡村人自然都是常人，依古训或信天命，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勤苦劳动，省吃俭用，以期能够，消极是不饥寒，积极是家境和子孙蒸蒸日上。怪物老爷正好相反，是只管今天，不问明天；只管自己，不问子孙。他自己的所求是什么呢？可惜我没有听过他的有关人生哲理的高论（如果有），只能说说表面现象，那非常简单，是吃得好，睡得足。这像是享乐主义或快乐主义，如汉高祖的吕后所主张，人生短促，要自求多乐。但又不尽然，因为常见于记载的声色狗马，他并不在意；还有，吕后要权，他不要。像是也不能说是利己主义，因为他虽然有杨朱的一面，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却又有陈仲子的一面，一介不取于人。勉强说，或者较近于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但也不全是，因为他只要前一半，至于服，是不美到什么程度他也不在乎。就这样，他的行径甚至思想是四不像，所以确是名副其实的怪。
怪的表现，如果巨细不遗，大概就会说不尽。所幸我知道得不多，可以只说一点点，是家门之外，市井上传为笑谈的。一种是，每天中午一定到村东一里的镇上，进饭铺去吃，据说经常是肉饼。自己买肉一斤，走入饭铺，交给铺主，照例要叮嘱一句：“多加油！我就不怕好吃。”铺主暗笑，却不能不用心做，因为都清楚他的底细，军官的老弟，有财产且肯花，尤其重要的是如他自己所说，“不怕好吃”，当然就不能忍耐不好吃。一种是买点心，据卖的人说，要先掀开装点心的缸的缸盖看，如果中意，就自己一块一块往外拿，拿一块，吹一下，然后放在秤盘上。也是卖的人说，主顾成百成千，只有他有这个特权，因为他是怪物，如果一视同仁，就不能拉住这个主顾；并且，看看他那挑一块吹一下的样子也颇有意思；还有，日子长了会发现，他为人是挺好的，认真，公道，对人没有坏心。
就这样，吃，睡，不事生产，自然年年要亏损。大概是由20年代后期起，就用卖田产的办法补亏损。零星卖，亏多少卖多少。积少成多，到40年代后期土改时候，他闭门家中坐，福从天上来，竟取得一顶贫农的帽子。有这顶帽子，与他那位不甘其食的戴上地主帽子的堂兄相比，地位真是天渊之别了。他照样可以悠闲自在。可是田产，推想必是所余无几了。还有一件不知由他看来是喜还是忧的事，是经常为他的怪而起急的老伴先他而去。这样过了不很久，万象更新，田产，即使还有一些也不能换钱了。甘其食的办法只剩下拆房，用砖瓦木料为资本。他像是也能深思熟虑，也许家中无人为巧妇之炊也是个原因，于是他减缩，改为和尚过午不食的办法，每天只吃一顿午饭。仍到镇上饭铺去，还叮嘱“我就不怕好吃”吗？不知道。只知道为了节流，把卧在土炕上的时间拉长。不能入睡，就睁眼注视残破的纸窗，因为已经不再有人糊，他是决不会干这类事的。总之，至少由旁观者看，他虽然能忍，总是没落了。
其时我年高的母亲还在家乡住，我有时要回去看看。到家乡，因为与这位怪人是近邻，总要去看看他。村里人告诉我一条禁戒，是他泡茶，不让不要喝，否则他就把一壶都倒掉。我注意这一点，总是因为我是稀见之客吧，他没有一点傲慢的样子，因而这一条禁戒也就无从证实。但我想，这类怪习气是不会无中生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头脑中还有雅俗之别。但他沉默寡言，——寡言，正可以证明他还是有所思，或有所见。如果竟是这样，他的所思或所见是什么呢？他不说，自然无法知道。只是有一次，他不只开了口，而且说了一句既幽默又尖刻的话，是食物艰难的时期，三几个人在街头闲谈，其中一个重述听来的话，是“不会让一个人饿死”，他紧接着重复一遍，可是“一”字的声音长而重，听的人都苦笑了一下。
这证明他不是无所思，无所见。我总想知道，他的生活表现，村里人公认为怪的，是不是也来于思和见。如果竟是来于思和见，那他的思想深处，总当藏有比《红楼梦》中《好了歌》更为深沉的东西吧？如果竟是这样，那就与常人相比，他名虽然是怪物，实质也许竟是胆大的叛逆。逆什么？是逆天命。常人，绝大多数是积财货，养子孙，少数是立德、立功、立言，总之都是一切顺着；他呢，除了甘其食以外，是一切都拒而不受。这比叔本华的理论是降了一级，但叔本华只是论，他却实际做了。
到五六十年代之间，这位怪人死了。据我的小学同学石君说，是晚秋。一天晚上，他说肚子不合适，吃了一个萝卜，第二天早晨日上三竿不起来，旁人去看，早已死了。我问死前曾否说些什么，石君说，有一回闲谈，他说：“没想到还剩下三间房，没吃完。”我问村里人的评论如何，石君说：“都说，人家才是有福的，有就吃，不算计，刚要挨饿，死了。”我禁不住一笑，想不到家乡人不参禅，竟有了近于顿悟的摩诃般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