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被限定的一种情况，正如彗星之绕日运行，也是被限定的一种情况。这限定之下或之中，自然还会有多种限定，只说一些荦荦大者。偏于身的是饮食男女，抗，大难，除非有大力，连生（包括求活得好）也不要了。偏于心的是要知、要信，表面看不像饮食男女那样质实，骨子里却更为有力，因为有逻辑或康德的所谓理性为靠山。关于知，《庄子·秋水》篇末尾“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辩论可为明证，是庄子驳惠子的“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说：“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说得更简单明快些是，不知也只能来于有所知。关于信，可以举古希腊的怀疑学派为证，老师落水，大弟子不救，得到老师的赏识，因为对于救好还是不救好，他怀疑。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问：“对于怀疑主义，你是否也怀疑？”也怀疑，显然问题就太大了。这表示，我们生在世间，不能不有所信。信是怎么回事？应该信什么？问题显然不简单，以下择要谈谈。
依习惯用法，“信”和“信仰”有别，信义宽，信仰义窄；所有信仰都是信，有些信不能称为信仰。所信可以是零星的，微小的，如信窗外的一株树是柳树，树上落的鸟是麻雀。这习惯称为知，由坚信不疑方面看也是信。所信还可以是不微小的，如信珠穆朗玛峰最高，哈雷彗星76年后还会再来。这也是知，也就可以称为信。信仰的所信，大多指具有玄理意味的，如信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有佛、菩萨，月下老人有能力使有情人成为眷属，等等。专由这类事例看，信仰的所信是超现实的，或说是无征而信，或干脆说是迷信，信窗外的树是柳树不是迷信，界限分明。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比如相信还有明天，相信活比死好，我们能够找到可信服的证据吗？如果真去找，追根问柢，最后可能就发现，这类事之所以像是确定不移，就因为绝大多数人信它，从未想到过还需要证据。但为了省事，我们无妨就以人的主观为依据，说这类无征而信的是知的信，不是不知的信；不知的信，如上帝、佛祖之类，才是信仰。
话还没有说清楚，或者说，里面还藏着问题，所以不清楚。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是由“知”来的，比如上帝，说不知，神父、牧师一流人就不会同意；佛祖，说不知，身出家心也出家的僧尼就不会同意。另一个问题是由超现实来。这有时会失之太宽，如到卦摊找什么铁嘴算命，也就不能不算信仰。有时又会失之过严，如孔孟之信仁和中庸，边沁之信功利主义（其实不如译众乐主义），也就不能称为信仰。不得已，只好从另一面下手，说人，为了生活能够有绝对保障，究极意义，常常不得不设想一种超越的力量（具体的神灵或抽象的道理），以作为寄托心灵的靠山，对于这个靠山的依赖和崇拜，是信仰。这样说，信仰的对象就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它是唯一的，至上的，也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它相比；它是超越的，也就不需要任何理由来证实它，支持它；它有大力，所以绝对可靠，能使人心安理得；它存于人的内心，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形质，或说公信公的，婆信婆的。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总的说是无可奈何而不甘心无可奈何，只好画饼充饥。人生，为天命所制，微弱，有限，也就可怜。可是心比天高，愿意，或并自信，有智慧，有能力，虽然知也无涯，形体不能永存，却幻想能明察一切，生有伟大价值，并非与草木同腐。不幸这愿意或自信，不能在现实中找到对证或保证，怎么办？有退守或进取两条路。退守是不求，即知道人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有胆量面对现实，破罐子破摔。古代道家如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列子说“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可以算做这一路。这破罐子破摔的态度，看似容易而实难，因为事实是正在活着，又要把活着看做无所谓。也就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走进取一条路，找理由，找靠山，在现实中失败，就到现实的背后，勉强（从设想中）找到，不能在理性方面取得证明，就不要证明，以求能够心满意足。这心满意足还可以分析，主要是三种心态，一种是全知，另一种是永存，还有一种是一切活动的有意义。先说知。活，尤其活得顺遂，要靠知，所以也可以说是天性，人没有不乐于求知的。
知有近的，如鸡蛋可吃；有远的，如银河系外还有天体。庄子已经慨叹“知也无涯”，我们现代就更甚，是所知渐多，越苦于有些大事我们还不能知。比如我们生于其中的这个大环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有生，生究竟有没有价值，等等，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不知为不知”，是孔子的看法，或说理想，至于一般人，就难于这样知足，因为活了一辈子，连有关活的一些大事也不明白，终归是难忍的憾事。又是不得已，只好乞援于设想，比如是上帝愿意这样，然后是坚信，也就可以心平气和了。再说永存。人，有生，于是乐生，贵生。不幸是有生必有死，这是天大的憾事，如何对待？庄子是任其自然，所以老伴死了，该唱就“鼓盆而歌”。西汉杨王孙也可以算做这一路，是裸葬以求速朽。至于一般人就很难这样看得开。这也难怪，书呆子几本破书被焚，佳人的钗钏被抢，还心疼得要命，何况生命？所以要想法补救。一种补救办法是上天代想的，是传种，生孩子，容貌、性格像自己，自己百年之后，还有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似乎可以安心了。但那终归是间接的，总不如自己能够长生不老。道教，葛洪之流炼丹就是求这个。
可惜是葛洪，直到白云观的道爷们，都没有能够长生不老。所以又不能不向天命或自然让步，到关键时候，只好狠心，舍去形体，想个别的办法，以求永存。这办法，有小退让和大退让两种：小是形亡神存，大是形亡名存。神，或说灵魂，存于何处呢？天主教、基督教是升天，坐在上帝旁边。佛教（尤其净土宗）是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因为据《阿弥陀经》所说，那里遍地是鲜花和珠宝。其下还有俗人的，《聊斋志异》一类书可为代表，是与阳间对称，还有阴间，那里虽然有阎罗和小鬼，不好对付，但也有酒铺，可以买酒喝，还有不少佳丽，可以依旧风流。再说大退让，是用各种不朽的办法以求名存，前面已经专题讨论过，不再赘述。最后说第三种心态，一切活动都不是枉然，而是有意义，或说有价值。这不像求永存那样清楚，或竟是在无意识中暗暗闪烁。但也未尝不可以推而知之。活动各式各样。可以分为大小，如殉国是大，访友是小。还可以分为忙闲，如修桥补路是忙，作诗唱曲是闲。不管忙闲，就活动者的心情说，可以重，是以为应该如此，可以轻，是觉得有滋有味，这应该，这滋味，不能没有来由，这来由也是信仰，纵使本人未必觉得。
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用家常话总而言之，是，所以要信仰，是图精神有个着落，生活有个奔头。但人，性格不同，经历（其中更重要的是学历）不同，信仰自然也就不会尽同。具体信什么，千头万绪，不好说。这里只想依所信的性质的不同，概括为三种。其一，所信不明确，像是没有什么信仰；或者说，听到什么就接受一点点，头脑中成为五方杂处。古往今来，我国的平民大多走这一条路，乡村的有些寺庙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是既供养孔孟，又供养太上老君和观世音菩萨。这算不算没有信仰？站在教徒的立场，也可以说是没有信仰。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因为没有信仰有两种情况，都是很难做到的。一种是《诗经》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老子设想的“虚其心，实其腹”一路，虚其心，其造诣也许就不只是少思寡欲，而是无知无欲，又谈何容易。另一种是由广泛而深远的思辨而来的不信，这是因为追寻所以然而终于不能明其所以然，就不能不暂安于怀疑，也是谈何容易。
所以，对于这种头脑中模模糊糊的情况，我们与其说是没有信仰，不如说是同样有信仰，只是不够明确。最明确的是其二，宗教。不管是信上帝，还是信佛、菩萨，都是信的对象明确（不是可见、可闻、可触，而是诚则灵），并且有组织、礼仪等加固，因而也就像是有灵验。人生不能不有所求，于是，根据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既然灵验了，它就有了大用。其三是传统的所谓“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这道是惯于思辨的读书人的理想的什么，可以偏于知，如说“天命之谓性”，也可以偏于行，如说“畏天命”。读书人敬鬼神而远之，有所思，有所行，又希望能够心安理得，所以不能不乞援于道，或说树立自己的道。道是对天对人的认识的理论系统，有了这个系统，求知就有了答案，行就有了依据。自然，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不同的人也就有不同的道。但也可以大别为两类。一类可以举“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为代表，是以天理定人为，儒家，尤其宋儒程、朱，都是走这一条路。另一类是不问天，只管人，如英国小穆勒之信边沁主义，以及无数人的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以为一旦照方吃药，娑婆世界就可以变为天堂，都走的是这一条路。
信仰有好坏问题，评断，似乎仍不得不以人文主义为标准。比如信上帝，并信上帝是全善的，因而对己，由于相信得上帝的庇护而心安，对人，由于相信上帝乐善而时时以仁爱之心应世，我们总当说是好的。反之，因信上帝而以为唯我独正确，并进而发了狂，于是对于异己，为了拯救灵魂，不惜用火烧死，我们就很难随着喊好了。可以不可以兼评论对错？如果对错是指有没有事实为证，那就不好下口，因为信仰都是来于希望和设想，求在事实方面取得证明，那就近于故意为难了。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信仰，虽然难于取得事实为证，却有大用。有用，正如我们对于诸多日用之物，当然以有它为好。可惜是有它并不容易。记得英国的培根曾说，伟大的哲学，应该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始于怀疑，这是由理性入手，能够终于信仰吗？我的想法，有难能和可能两种可能。难能，是理性一以贯之，就是思辨的任何阶段，都要求有事实为证，或合于推理规律。比如信仰上帝，就会问，这至高的在哪里？如果如《创世记》所说，一切都是他所造，他是谁所造？依理性，这类问题可以问，可是问的结果，获得信就大难。另一条可能的路是分而治之，比如说，上讲堂，用理性思辨，上教堂就暂时躲开理性，只用崇敬之情对待上帝。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办法，用理性的眼看，像是不怎么理直气壮；但人终归不是纯理造成的，所以很多明达之士，也还是乐得走这条路。
用实利主义的眼看，始于怀疑，以理性为引导往前走，未能终于信仰的人是苦的，因为得不到心的最后寄托。这从另一面说就是，人应该有个信仰。信什么好呢？具体的难说。可以概括说，是最好离理性不过于远而又合于德的原则。理性与迷信是相反的，所以离理性不很远，就要迷信气轻一些。举实例说，信天，或说大自然，或说造物，或说上帝，就会比信二郎神好一些。如果仍嫌上帝之类离理性过远，那就无妨效法禅宗的精神，呵佛骂祖而反求诸本心，就是说，不靠神而靠道。
卑之无甚高论，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道也可以勉强算吧？至于德，前面多次说过，其实质不过是利生，包括己身之外的生，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不能算，更不要说落井下石了。最后总的说说，信仰方面的大难题是难得与理性协调，而偏偏这两者我们都难割难舍。就某个人说，有的信仰占了上风，如有些老太太，虔诚地念南无阿弥陀佛而不问是否真有极乐世界，应该说是因信仰而得了福报。其反面，理性占了上风，比如由上帝处兴尽而返，想寄身于道，偏偏这时候，理性又来捣乱，问，这样的道，有价值，根据是什么？显然找不到最深的根，于是像是稳固的信仰又动摇了。动摇的结果，如果放大，就必致成为生的茫然。古语有“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说法，我想，在有关信仰的问题方面，情况正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