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出了意外，那是在茅台酒来家的几年之后，家里到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妈妈和我奶奶，为了客人来家吃的这一顿饭，几乎忙了一天。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隆重。非常小的河虾去壳取仁，非常细的黄鳝汆熟后剔骨取肉，带鱼两面煎得金黄，一只老母鸡在铝锅里炖得烂香，黄鱼鲞烤肉的味道在巷子里传出很远……那时候我还小，真不知道这位长相平常，瘦猴似的客人，有什么特殊的。但是，这瓶几年没有动的茅台，还是像小心养大的的闺女，被献了出来。那真是香啊，我不知道，酒还能有那样的一种香。邻里几个同样好酒的男人，找借口跑了来站在边上不走，好客的父亲，便邀请他们一起入席，席间，我发现父亲只喝了一点点，他这是省酒待客啊。即使这样，酒还是很快被喝光了，兴致正浓的大人们，却还不肯放下杯子，我便又去打了两次酒，奶奶又在厨房里炒了两个菜。因为喝混酒易醉，所以，我还记得那次跑到店里打的是糟烧，一次打一斤。
但是第二天，我们家的五斗橱里又出现了一瓶茅台。我很奇怪，没见客人来时带了酒啊？细看半天，才发现还是原来的那瓶，只是被灌上了开水再小心地原封盖紧而已。我想，也许家里人已习惯拥有这样一件“珍宝”吧。
后来有几个同学来家做作业，其中一个知道一些酒知识的，惊奇地说：“你们家还有茅台？那酒可贵了！”我支吾了一会，说：“那有什么，我爸爸可爱喝了。”
神来之酒
王松
在我的印象里，林二林做什么事就从来没有做成过。
林二林是我的高中同学。那时高中刚恢复，学业还不紧张，因此大家玩的时间很多。由于我们这几个同学按当时的政策毕业之后都是注定要去下乡插队的，所以我们平时玩的内容也就已经与插队有关。我们从老知青的嘴里得知他们大都爱喝酒，于是我们也就经常聚到一起喝酒。经大家商定，酒后算帐的方式以最后的结果定，如果每个人都没有喝醉，那么这一次喝酒的费用就由大家均摊，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AA制，而倘若谁喝醉了，那就要由他来掏钱。林二林很爱喝酒，他对酒的兴趣已超过一个十几岁的青年，而且他经常跟我们吹嘘，说他如何如何能喝酒，白酒一次喝多少多少都可以不醉。但是，基本上每一次醉的都是他。当时喝酒还不太讲究，也就是一堆炒花生，两个咸鸭蛋，然后就是散装白酒。但就是这样，每一次的费用也要将近三四元钱。三四元钱对于那时的一个中学生来说，应该是一笔不小的钱款。好在林二林的家里经济条件很好，他父亲是一个国营商店的部门经理，看样子经常可以有些外块，因此这笔费用对他来说也就还不成问题。
后来我们插队以后，林二林更是嗜酒如命。他喝酒有一个特点，总是越喝越精神，等喝到一定程度突然势如破竹，很快就不行了，接着就不省人事烂醉如泥。那时在农村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但由于手头紧，却不敢再像在学校时那样喝酒，能有一块咸菜下酒就不错，有的时候什么菜都没有，就是干喝。用当时的话说叫烧刀子干拉。后来到1977年底，中国改革了大学招生制度，又恢复了高考。我们集体户里一共有十几个人，大多数都参加了高考。令人感到争气的是，这十几个参加高考的人也大多数都考取了。只有林二林和另一个同学落榜。我们接到通知书回城的一天晚上，大家又喝了一次酒。这一次是由林二林请客，据他说是庆祝我们从此就要成为两个阶层的人。他说我们都将要成为知识分子，而他这辈子则注定要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们喝的是茅台。当时茅台还很便宜，大约只要十几元钱一瓶，但很不好买。不过林二林的父亲要弄这种紧俏商品还是有一些办法的。那是我第一次喝茅台酒，当时又刚刚考取大学，那种特殊的滋味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沁人心脾。
后来我大学毕业后，一次在街上又遇到了林二林。当时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正是走在街上问十个人，得有八个说自己是公司经理的时代。林二林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也办了一个公司，仗着他父亲在商业界的关系，开了一家烟酒专卖公司。他问我，你知道我专卖什么酒吗？我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说我专卖茅台酒。林二林说，他之所以专卖茅台酒，就是因为我们那一次喝茅台酒，他觉得真是太好喝了，简直妙不可言，于是后来才决定专卖这种酒的。他拍着我很有气魄地说，以后好办了，想喝茅台就到我那儿去。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茅台酒当然是好东西，但林二林经营这公司，能经营得好吗？
若干年后，我果然听说，林二林由于经营不善，那个公司早已黄了。不过他的手里留下一批茅台酒，大约有几百瓶。这批茅台酒竟成了他的一笔不可多得又难以想象的财富。据说他后来虽然不做公司了，但牛气得很，经常会有一些大企业请他去做谈判代表。因为他的手里握有当年的茅台酒，仗着这个筹码，他就可以在谈判桌上驰骋。
我珍藏的一瓶茅台酒
孙重贵（香港）
我是一位收藏发烧友(担任香港国际收藏协会秘书长)，在我的形形色色收藏品中，有一件藏品显得不同凡响——它就是一瓶贵州茅台酒。
这瓶酒我已经珍藏了14年，茅台酒的标签准印证为黔043号，生产日期是1994年4月4日，象征着事事如意。
我为什么会珍藏这瓶茅台酒呢？话还得从头说起：那还是14年前——1994年春天的故事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香港《快报》一位编辑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一件急需解决的事：《快报》转载了广东省一份报刊的报道，反映了贵州省黔西南出现一种地方怪病需要救治的情况。消息见报后，富有爱心的香港人深表同情，纷纷捐款援助。短短半个月时间，《快报》就筹得160余万元善款。正当《快报》负责人和贵州相关部门联系转交此笔捐款时，由于沟通上的误解，该部门婉拒这笔捐款，令《快报》一筹莫展。
我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件香港人帮助贵州献爱心的好事，表示愿意尽力帮助《快报》解决这笔捐款的受理问题。我当时担任贵州旅港同乡会秘书长职务，多次参与赴贵州捐款捐物等活动，并和贵州省政府领导较为熟悉。于是我当机立断，拨通了时任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红十字会会长张玉芹的电话，向她详细汇报了此事的经过。张玉芹副省长办事雷厉风行，第二天就答复我，经她亲自过问后，贵州相关部门解除疑义，同意接受这笔捐款。
我随即向《快报》负责人转达了贵州省领导的意见，他们对此事迎刃而解十分高兴，并对我的热诚相助表示感谢。为了保证捐款活动顺利进行，我多次和省里协调，做了大量工作，并亲自全程陪同他们携带善款飞赴贵阳捐赠。《快报》编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孙重贵的斡旋下，省政府相关部门不但接受了捐款，政府并且增拨一笔款子，在当地建起一间专门研究和医治地方病的医院，实现了‘三赢’：当地领导赢得了政绩，当地山民赢得了治疗，香港《快报》赢得了读者。孙重贵也因为在此事的圆满协调中表现出的爱港爱乡精神，赢得各方赞扬。”
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张玉芹副省长代表贵州人民向捐款代表团表示感谢，并向出席捐赠仪式的香港代表赠送了代表贵州形象的珍贵礼品——这礼品就是精装的茅台酒，我也荣幸分享到一瓶。
茅台酒作为多彩贵州的形象大使，又一次发挥了“国酒”独到的亲善作用，又一次温暖了香港同胞的心。张副省长还特别握着我的手说：“在这次捐款活动中，你起到了可贵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了黔港两地间的沟通、理解和交往，贵州人民感谢你！”
往事并不如烟，岁月匆匆，弹指间14年过去了，可这件往事至今历历在目。如今我已是香港国酒茅台之友的理事，在许多场合我都会向朋友们谈起我珍藏的这瓶茅台酒所见证的贵州和香港两地间的一段佳话，这段佳话将和国酒茅台一样，长久地焕发出醇醇的香味。
穿越七十年的诗情和酒意
徐松廷
父亲在给我讲爷爷的故事时，拿出一张发黄的旧报纸，那是1979年的《海峡周报》，上面刊登了一首诗：《月夜抒怀》，作者是肖楚剑：
觥筹交错少年兴，烽火硝烟夜月明。
孤旅只灯照白发，每见醇酒思伍（行伍）情。
随后，爸爸又拿出一张旧报纸，也是《海峡周报》，上面也有一首诗：《和肖楚剑<月夜抒怀>》，署的竟是爷爷的大名：
一见君诗意气兴，当年把酒夜月明。
烽烟尽处见白发，海峡无风满离情。
见我困惑的表情，爸爸轻轻笑了起来，对我说，诗里提到的酒就是咱们的国酒茅台，你想不到吧，你一定要知道，这里的往事关乎家国。随后他讲起了爷爷的故事。
1937年，爷爷正是一个少年，为了抗日，应征入伍，加入了国民党驻烟台的部队，属第三军团庞炳勋部，任文职，隶属于一个营的战斗指挥部。1938年初，庞炳勋奉命开进临沂，参加临沂保卫战。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前线不断有伤员抬下来，指挥部办公室也临时搭了一张铺位，接待了一名伤员，他就是肖楚剑。他的伤并不严重，爷爷负责他的饮食起居。两名热血青年自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爷爷被肖楚剑乐观的情绪感染着。肖楚剑说，虽然无法挽回大局，但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尽人事”。虽然生死无常，但现在活着才是最好的。
肖楚剑的伤很快好了，他执意重返前线。前线的战况更加吃紧，似乎守不了多久了。那是1938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不远处隆隆的炮火声中，两个年轻人就要分别了。那晚的月亮分外明亮，两个人对月感怀，想到家国破碎，风雨飘零，前途未卜，不禁热泪盈眶。
肖楚剑拿出一瓶酒，竟是茅台酒，上面有“成义酒坊”的字样。更加离奇的是，这瓶茅台是在一次战役中，在日军的指挥部缴获的。肖楚剑说，成义，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明天就是脑袋被砍下了，今天也要喝个痛快。两个年轻人各满了一杯，一饮而尽。
临行，他们把剩下的酒分作两份，各带半瓶，相约胜利之日，再相见时，尽情畅饮。
但是这一别，就再也没有见成面。是啊，烽火连天，生死两茫茫，怎么能再奢谈见面。抗日战争，全国人民正在欢庆胜利，国民党却发动了内战，苦难似乎从未稍离。爷爷对国民党的腐败彻底失望了，托病还乡。而肖楚剑后来被迫随战败的国民党退到台湾岛。
看见我欲问还止的表情，爸爸又轻轻笑了。难怪爸爸最喜欢的酒是茅台酒。其实从爷爷起，家里就开始收藏各个年份的茅台酒。但是那作为纪念的半瓶茅台酒，我还从没见过。这时，爸爸从储藏室的柜子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青花瓷瓶，刚打开红色的木塞，一股醇厚的芳香迎面扑来。爸爸说，这半瓶酒，年份最长，也最珍贵。我懂爸爸说这话的意思。
在酒香中，爸爸说，常常陪爷爷小酌，每次喝的总是茅台酒。爷爷对父亲谈起往事，无限感概。尤其谈起海峡那边的台湾岛，只有兴叹。岁月无情，但是爷爷乐观地生活着。他说，肖楚剑一定也是这样的活着，战争最严酷的时候，他都是那样乐观。但那时的乐观是从容赴死，现在的乐观是好好活着，一直活到台湾回来，老友见面。
爸爸接着讲起了后来的事。
1979年，两岸开始有些往来，但仅仅限于邮件和电话，爷爷根本无法找到失散的战友。198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爷爷在一叠友人寄来的旧报《海峡周报》中，看到了肖楚剑的那首诗，当即和了一首，寄给《海峡周报》，但是已经迟了六年。爷爷加紧打听肖楚剑的消息，几经辗转，竟然通过台湾的媒体找到了老人肖楚剑。两位老人接通了电话，诉尽离情。
但是没有等到两岸人员往来的那一天，两个老人相继辞世。
但他们的后人接下了这份浓浓的情谊。
爸爸兴奋地说，明天我们就要迎来台湾来的客人了。他们是肖楚剑的后人，是他的儿子和孙儿们，也是我们的亲人。我也动情地说，这下，那两个半瓶酒可以拿来喝了，两位爷爷的夙愿也要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