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千多年前的“书同文”，到辛亥革命后的语同音，国音的注音意义何其深远。故周有光先生著作《中国语文纵横谈》中评论说：这是汉族创造汉字经过了3000多年然后产生的第一套正式的汉语表音字母。来得不易！
今天的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字正腔圆的国语之声，就会想到祖国，想到民族，想到故乡和亲人，国语使我们遍布世界的华人同声相投，生死与共。而在这统一国音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建设中，领衔的正是我们宁波鄞州盛垫村走出来的“五马之首”马裕藻。《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在介绍当时会议所接受的提议时，把马裕藻列为提议者的首位，可见马氏在筹划上述提议中的重要作用
遥想那戴玻璃瓶盖眼镜的马裕藻，操一口石骨铁硬宁波方言宣讲他们的国音提案时的神情吧，多么可爱可敬可学可随的我辈浙藉先人啊！
事隔6年，1919年4月，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月，以胡适为首，包括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在内的六教授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原因是这些中国大文化人极不愿看着“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他们提出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标点。11月底，胡适对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号总名为“新式标点符号”，此年被批准。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成了中国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值得隆重记录的浓笔墨彩。
同样是民国元年，马裕藻应北大当时的校长浙江老乡何燮侯（1878——1961）之邀，担任了北京大学国学系教授、国学门导师。
浙江诸暨人氏何燮侯任职京师大学堂和出长北大，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何燮侯皆与有力焉。也正是在此时，何燮侯以校长之力，延揽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据沈尹默回忆，沈尹默以及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皆由何燮侯与胡仁源延揽入北大。而马裕藻之所以能胜任北大教授这项工作，是与他在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高深造诣分不开的，“注音字母”方案内容又反过来丰富了他在北大的有关教学。在中国近代汉语正音和推广国语的工作中，马裕藻功莫大焉。
此时的中国教育界波涌浪激，多元并争，而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舞台，更是气象万千。其原因在于20世纪上半叶，教育救国成为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近现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派别都曾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这一潮流中。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蹂躏宰割的对象，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举国上下均感到了亡国灭种、危机日蹙。忧患殷重之时，“百日维新”政事爆发，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教育救国”论应运而生，他们看到致力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开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教育，由“言技”转为“言教”
教育救国思潮，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是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持教育救国主张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如此，教育被提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一大批国之大儒、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教育救国”的宣传及实践。
在蔡元培“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北大网罗众家，荟萃精英，使得一大批学博功深的名流纷纷执教北大，其中江南浙江藉教授可谓拔得头筹。马裕藻身置其中，可谓如鱼得水。
细细数来，大学校长中，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前任胡仁源（1883——？）任职时间不长，是浙江吴兴人。前任的前任何燮侯为浙江诸暨人。蔡元培外举不避贤，内举不避亲，取消分科制，改设十五个系，这些系的领导人，竟然一半以上为浙江同乡。其中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浙江鄞县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浙江绍兴人。
北大各系主任中，坐头把交椅的照例是中文系。马裕藻自1913年起任北大教授、国学门导师，1921年至1934年任国文系主任，长达13年，终生与北大相依，尔来三十余年。后人评价马裕藻说：北大国文学系之负盛名，他实在是首创的开国元勋。此言是中肯公允的。
表面上看，马裕藻还是那个温文尔雅、不偏不倚的君子。按说他也是有可以夸耀的资本的。他掌北大国文系的前十年，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他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最久，在马神庙公主府银安殿上北大评议会的24把交椅中，常居首席。但他给人的印象却非常低调，一身朴素的长袍和黑皮鞋，圆眼镜，圆脑袋，圆肚子，袖长遮指，随着年龄日增，人渐圆润发福，加上一副圆眼镜，越发显得好好先生独影，谦谦君子一个。
说实话，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主任，那可不是好当的，不说教师中个个都是大才子大文人，就说因为学校里派别分歧，新旧两派的斗争常很激烈，也够你受的了。作为国文系主任，他努力要做到吸收有才华的学者来国文系任教，然而当时新旧两派斗争势同水火，每逢一学年开始，马裕藻常坐着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还须适应学生的要求，折衷调和于新旧之间，谦虚态度令人动容。
足可以让马裕藻引以为傲的是他与鲁迅的交情，他就是有本事亦有慧眼把鲁迅先生亲自请到北大来上课。不过他起先瞄准的还不是鲁迅，而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1920年，北大国文系添设了一门“中国小说史”课程，系主任马裕藻找到了周作人，想让他担任这门课程，周作人略微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了下来。他想，我虽然没有专门用功研究过小说史，但大哥曾经搞过一部《古小说钩况》，那不是很现成的参考资料吗？可是，回到补树书屋，他仔细考虑了一阵，又觉得很不妥当，会误人子弟的，这才跟鲁迅商量，请大哥出山。
其实鲁迅同北大的交往并不少，蔡元培本来就是他的老上司，绍兴老乡，好朋友，到北大上任后不久，于1917年8月还专门请鲁迅给北大设计了校徽，至今北大学生胸前佩戴的那个校徽图案，还是鲁迅设计的。至于北大文科中的不少教师，更都是他的老朋友、老同学、老相识，其中就包括钱玄同、朱希祖、陈汉章、沈兼士、刘文典等人。至于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人，这两年由于不断给《新青年》写文章，也都相熟了。由此，鲁迅答应了北大任教的聘请。
这一年的8月6日，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亲自到鲁迅家里送来了聘书，此时，鲁迅全家已经迁居到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住宅。鲁迅接过那聘书，见那聘书上写着：北京大学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
当天晚上，鲁迅便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
鲁、马二人，早在日本时就同是章门弟子，交情十数年，自此之后，马裕藻与鲁迅过从甚密，开始了他们北大的知友交往。
鲁迅先生与马裕藻的亲密交往，由他们之间的一个小姑娘作了时代的见证，那便是马裕藻的长女马珏。
1910年马珏出生于东京，1920年鲁迅与马裕藻结成北大同事关系时，马珏刚10岁，及长，马珏成为孔德学校的中学生。这所学校，当年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参与经营的。因为父亲和鲁迅先生的关系甚密，马珏便与鲁迅也熟识起来。1925年间，年仅十五岁的马珏为学校的校刊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晚年的马珏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回忆道：“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作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我们可以从少女当时的观察中得知马裕藻与鲁迅的关系，的确是非常融洽的。
在《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中，马珏以稚气的口吻先写道：“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我摇了摇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没有’。”那天鲁迅和马裕藻聊得蛮长的时间，马珏一直等着要送客，等过了下午五点到了六点，鲁迅都没有要走，“……这时听见椅子响，皮鞋响，知道是要走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来候著。一会儿，果然出来了，父亲对我说：‘送送鲁迅先生呀！’鲁迅又问我父亲道：‘她在孔德几年级？’我父亲答了，他拿著烟卷点了点头。我在后头跟着送，看见鲁迅先生的破皮鞋格格地响著，一会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我应了一声，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会送到大门口了，双方点了一点头，就走了。我转回头来暗暗地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啊！’”
《初次见鲁迅先生》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
马珏又回忆道：“大约在1926年，我开始考虑起两年后报考大学的志愿来，不知怎的，我很想学农，就去问父亲。父亲说：‘鲁迅先生不是说有问题去问他么。你去请教请教他嘛。’于是，我给鲁迅先生写了‘我将来学什么好’的信。两天后，我高兴地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信中说：‘你自己想学什么，先要跟我谈谈’。我立即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复信接到也很快。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
马裕藻对女儿们的前程却有另外的考虑，1928年春，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父亲让大女儿马珏上政治系，二女儿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珏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你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女子读政治，希冀其将来做女大使，这是何等地心高志大境远；而还没谈恋爱就想到了离婚如何打官司，这样的父亲恐怕也只有五四时期的中国北大，才能找到。
1929年5月17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中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5月29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非常感慨，在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文人轶事一多，往往会遮蔽他真正金刚怒目令人肃然起敬的灵魂，谦谦君子的内心往往因为优雅的表达，而在喧哗的历史讲坛上大默如雷。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说到马幼渔是颇有灼见的：“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教师。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的迁就。其实，他律己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
这是看惯了马式宽厚的人无法想像的一面。学生张中行在与马先生接触日久之后，一改先前对老师的认识。张中行的这个印象，是和鲁迅当年对马裕藻的评价一致的。马裕藻在历史的重大关头，从来就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有气节、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1916年前后，北大国文系新旧文化势力冲突激烈。原先北大文科国学教授以守旧的桐城派居多，此时由余杭派代之，主要人物为马裕藻、黄侃、钱夏、沈兼士等人。这些人物，对于蔡元培改革当时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北京大学反应不一，马裕藻、钱夏、沈尹默站在新文化方面，黄侃则维护旧文化最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