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他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未出徒的二级工，还没有阅尽政治舞台上的残酷与丑陋，更没能看清那些掌权的大人物，玩他这个小人物于掌股之间的把戏！
不过他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国民党天天喊反攻大陆反攻大陆，到底什么时候能反攻成功？
但，答案如同雾里看花，虚无缥缈。
目睹板门店交换战俘
一九五三年的九、十月间，美丽的秋天穿过余音袅袅的战火硝烟，终于悄悄地来到了朝鲜半岛。寥寥几枝绿叶，点缀着被战火洗礼后光秃秃的山峦……
这场战争大约以死伤几百万生灵为代价，以南北双方把原来笔直的北纬三十八度线，改写成弯曲的Ｓ形“三八”线为结束。消亡的生灵永远不可能再生还，但那些缺胳膊少腿、仍关在战俘营里的几十万战争牺牲品，却继续成为双方争夺的最后焦点。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战争中争夺任何一个战略要地。
但是，绝非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战俘们，真就那么举足轻重，真就像皇太子一般备受宠爱，非要争夺过来不可。
这只是一种政治斗争的需要。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去了台湾的志愿军战俘，有多少人流落街头？成为一名不是乞丐的乞丐，弄得有家难回，有亲人难见的狼狈境地？返回内地的志愿军战俘，也同样命运不佳，在那种极左思潮的年代里，被俘的污点如同海丝特白兰胸前的“红字”，成为一种永远抠不掉的耻辱与罪过，载入档案，使他们再也难写人生辉煌。
交换战俘，就在板门店那间后来进行了几百次马拉松式谈判的简易房里。
板门店距离汉城四十多公里。它位于北纬三十八度线上，远离人烟，是南北双方会唔的唯一地点。
在这里曾经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但因离本篇主线太远，不宜多多介绍，只能略举一二以飨读者。
早在谈判一开始，朝鲜这方就提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来谈判，必须打出白旗，而且必须是国旗样大的大白旗，否则就不与谈判。
无奈，每次来谈判之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方就开着轿车，扯着一面大白旗呼呼拉拉地招摇过市，然后才能坐到谈判桌前与对方唇枪舌剑。
插在谈判桌两侧的两面小旗，也发生过不少趣闻。
在谈判的简易房中间，东西走向摆着一排铺着绿绒布的桌子。这张谈判桌一摆就是几十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仍在行使着它的特殊使命。桌子中间拉着两条衔接双方麦克风的电线，这就是延续至今的南北分界线。
在桌子两端，双方各插着一面旗帜。刚开始谈判时，双方都插着一面象征性的小旗，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方的旗帜悄悄地大了起来，另一方的旗帜也跟着长起来。再后来，双方的旗帜都变成了雨后的蘑菇，猛长，一直长到了棚顶。后来，双方谈判人员望着顶棚的旗帜，觉得堂堂一帮大人物坐在两面偌大的旗帜下面谈判，实在有失体面，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可笑。于是，双方又达成一致意见，规定各自的旗帜不许超过一定的规格。这样，双方的旗帜又都缩了回来。这才平息了一场谈判外的小插曲。
在交换战俘之前，谈判桌前坐好了各方首脑，有印度、捷克、波兰、奥地利等中立国的“裁判员”。除此外，南北双方都有诸多要员各坐一方。北面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首长、朝鲜人民军长官。南面有韩国将领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军官。当然在南面这方阵营里，少不了伪装成韩方工作人员的国民党特工。此外还有一大批记者。
南北双方首脑坐定之后，个个神情严肃，面色庄重，大有如临一场激烈争夺战的架势，等待着战俘们的到来……
韩晟昊以特殊记者的身份，曾多次目睹了争夺战俘的场面。当时，主要是争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
当中立国的“裁判员”宣布交换战俘开始后，只见谈判室的南门被推开（因战俘营在韩国）了，一个身穿灰蓝色俘虏服，背后印着PW英文字母的人，惊慌失措地走进来。他们一个个都蓬头垢面、面无血色，拖着战争留给他们的纪念，有的手拄拐杖，有的吊着胳膊，有的四肢虽还健全但心灵却饱经创伤，心惊胆战地站在众目睽睽的中立线上……
进来的如果是朝鲜人民军战俘，中立国的“裁判员”就问一句：“你是愿意留到南面，还是愿意回到北边？”
那人就在慌慌张张的几秒钟里，迅速地做出决定，说出自己是走还是留。
是走是留将决定从南门回去，还是从北门出去？从哪个门出去就等于投奔了哪一方，也就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
如果进来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裁判员”就问一句：“你是回中国，还是去大陆？”
这句被美国“耍”弄了词藻的问话，贻误了好多人的选择。志愿军战俘们以为中国就是大陆，于是，凄惶惶地瞅一眼北面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首长，急忙答一句，“回中国！”
结果，在他还没有弄清“中国”和“大陆”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情况下，南门已经打开了，他被懵懵懂懂地拽向了另一个世界，从此踏上了遥远的孤岛，成为一个永远被人瞧不起的内地战俘，过着惨淡不堪的生活……
后来，一些共产党执政的中立国成员，终于弄清了中国语言的奥秘，认识到“中国”和“大陆”两字之差所造成的误解，这才改成“你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
这样，那些懵头转向的战俘们，才做出一个稍稍清醒的选择，或是回内地，或是去台湾。于是，南北双方就如获至宝地把各自人员拉进自己的怀抱……
有时，站在分界线上的战俘正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中立国的长官就拿出战俘们的家信念给他听，拿出亲人的照片给他看。这使那颗彷徨的心会突然猛醒，大呼一声“妈妈——”一头向北门扑过去……
北门象征着内地。南门象征着台湾。情况就如此简单。
交换战俘时，最紧张的也许不是那些懵懵懂懂的战俘，而是双方的工作人员。他们以一种绝不亚于战场上争夺每一个战略要地的紧张心态，分毫不让地争夺着眼前的每一个战争牺牲品……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句话在这里体会得最为深刻了。
只要南门一打开，战俘一进门，双方的工作人员就瞪大了眼睛，立即就对那人急切地使眼色，打手势，小声呼唤：“过来过来！快过来！”有时声音大了，中立国的“裁判员”不得不举起毛茸茸的大手给予制止。
后来，这场争夺战发展到进门之前，双方都提前进入争夺状态。北面通过中立国人员，把志愿军亲人的照片及家信转给志愿军战俘，以呼唤那些破碎的心回归内地；南边则直接向战俘许诺，以“封妻荫子”、高官厚禄等作诱铒，诱惑一些人投奔台湾……
韩晟昊以记者的身份，经常穿梭于战俘之间，极力劝说他们投奔台湾。可是去台湾的终究不多。这使他既失望又恼火。眼巴巴地看着大批战俘拥向北门，他觉得共产党又赢了一把！他感到十分气愤，把这种责任转嫁到中立国的“裁判员”身上，认为他们有倾向性，向着共产党一方，所以才出现这种局面，大骂他们“什么他妈的中立国？纯属是共产党的代言人！”
向蒋介石进谏
台湾的秋天很美，天高云淡，万物清纯，是小岛最美的季节。
一九五三年秋天，国民党的三百名天之骄子踏着迷人的秋色，集聚到台北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奉调来受训一个月。
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是蒋介石，可见该研究院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来此受训的三百名干将都非等闲之辈，皆为党国栋梁。
韩晟昊也在其中。
但在这次受训期间，韩晟昊却有些与众不同。
每当课余闲暇，其他人都三五成群地涌出大门，嘻嘻哈哈去找地方消遣，去发泄……唯独他独自一人，经常漫无目的地倘佯在小街林荫路上，想图个心静，可耳畔，总会从一栋栋卫兵站岗的小楼里，传出哗哗的洗牌声、嘻嘻哈哈的男女调笑声，以及留声机发出的缠绵悱恻的歌声……
每每听到这些，他心头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失落，甚至一种烦躁。他不明白这种感觉来自何处。他常常会毫无来由地发出一声“国骂”，“他妈的！”转身离去……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有时，他会莫名其妙地掏出自己心爱的马牌手枪，对着什么目标胡乱地开上几枪，以泄心中的烦闷。但他理不出头绪，他不知道这种烦恼来自何处？更不知如何才能排遣它？
他很痛苦。
一个月的受训转眼结束了。结业典礼那天，院长蒋中正亲自接见了全体学员，并向全体学员训话。训话的内容无非是继续灌输那些堆积过多、早已造成消化不良的反共救国理论，末了还单独接见了部分优秀学员。
被单独接见的人都欣喜若狂，觉得是蒋大“总统”对自己的莫大恩赐，是人生的最大幸事。因而每个被接见的人都激动不已，或哭或笑地一副激动状。
韩晟昊也是被单独接见者之一。
当他被人领进总统府一间古色古香的大厅里，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正端坐在沙发上，身后立着一排似乎是保驾，又似乎是秘书之类的人物，个个都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一见他进来，蒋介石微笑着示意他坐到对面的沙发上。
于是，韩晟昊就同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隔桌而坐，进行了一番面对面的长谈。茶几上的茶杯里飘溢出一股幽淡的清香，韩晟昊知道那是福建产的一种清茶。
距离很近，对这位大人物的表情能看得一清二楚的。韩晟昊觉得，蒋介石的浑身上下无不透出一种笑而不露的威严。他明明在笑，而且还笑出几分老年人的慈祥，但却透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深不可测的威严。韩晟昊不知这种威严是来自蒋介石的地位，还是来自他的脸相？总之，韩晟昊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威严四射的人。
其实，韩晟昊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了。
在研究院受训期间，这位研究院院长经常微服下访，常常在学员中午进餐时，出现在餐厅里，有时还会坐在同学中间，谈笑风生地吃上几口粗茶淡饭。
但这样面对面地相视而坐，还是第一次，所以使这位屡经生死、无所畏惧的特工人员，感到有些紧张，一动不动地端坐在椅子上，规规矩矩地等待着对方发问。不过，这种紧张状态很快就被双方的交谈冲淡了。
蒋介石开口的一番话，就像蒋经国召见那天一样，又使韩晟昊微微一震……
“韩同志，我知道你的整个家族都被共产党搞得很惨，家败人亡，妻离子散……”
这位国民党的头号大人物，又把这位小特工的家族在土改时遭难的情况，如数共产党罪状般地数了一遍，而且还深表同情地叹息一声，“嗨，何止你一家呀？”
韩晟昊听了尽管有些吃惊，却没有了那种受宠若惊之感。他只是觉得这些大人物的脑瓜子太厉害了，装那么多国家大事不算，还要把我一个小小特工人员的家庭档案都装进去，这脑袋该有多大的容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