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一直走到了公元2000年初，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根据作家柳建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突出重围》。这部反映现代战争演习场面的电视剧，以大主题、大场面、大视野去表现当代中国军队的治军思想，塑造了一批具有“现代战争”意识的中高级军官。如：方英达、朱海鹏、范英明、江月蓉、唐龙、邱洁如等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个性鲜明的现代军人艺术形象。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实战演习。剧中气势磅礴、呼啸而来的导弹、歼击机、武装直升机、轰炸机、空降兵、特种战车、坦克等似排山倒海一般；电子战、信息战交叉作用于战场之中、数字化小分队首次登台亮相，表现出了在演习中我红蓝两方逐渐走向成熟的一批优秀军事指挥官的光辉艺术形象。一句话，中国的军人艺术形象，也挺起了胸膛，充满自信地走进现代战争的艺术舞台。
作为一名军人，也许我对军人的理解不算肤浅；作为一名军事文学爱好者，我对艺术的了解可能是很肤浅的。而我对军旅作家笔下的军人艺术形象的塑造是喜爱的，但是是不满意的。因为我没能看到他们在现代战争舞台上的身影。从军人的使命本身来看，在高科技飞速发展并广泛使用于现代战争的今天，一支不具备高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军队，就会被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军队所包围，从这个意义讲，我认为我们的军旅作家有责任，有义务把中国军人的艺术形象推上现代战争的艺术舞台，他们应唱好这一主旋律。我期待着，中国所有的军人期待着！
原载《舟山日报》《南疆影视》杂志
本文获南京军区征文比赛一等奖
也为贪官找条理由
对世纪末的陈希同、王宝森和现今的胡长清、成克杰之流的贪官——我们姑且称之为“贪官”现象，简单地做传统道德上的批判是最容易，也是最讨巧却是最没有意义的。对于贪官现象必须作出社会理性的批判，才能正视贪官现象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根源之所在。有人撰文说是权力的专制滋生了腐败，把贪官的理由归结到“权力的专制”上，认为是“肌体的某些缺陷制造了腐败的苍蝇和蛆虫”，也有人单纯从道德操守的角度讲贪官是失去了共产党人的道德操守而应该继续“慎独”和“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不否认道德操守的力量是有效的，但我们也同样不可否认道德操守的力量又是有限的。
也有人干脆设身处地为贪官着想：贪官的工资太低，中国应该实行高薪养廉。有位叫吴思的作者在《上海文学》上撰文《贪官的理由》中，就明确地把明朝的贪官现象归结为这样一个原因：“硕大的官僚队伍分食着有限的资财，这种现象就犹如牧羊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羊犬喝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他为明朝的贪官归纳了三点详细的理由：一是实际收入养不活家小，不能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二是打点上司，迎来送往需要花费不菲的钱财；三是清官落入“食贫之人”的境地，一生的收支无法平衡。以上各种说法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贪官现象还有一个最充足的理由，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了你周围的人也包括你自己之后，你会发现支配着你周围的人和你个人行为的某些东西，总是与我们宣称遵循的某种原则相距甚远，真正支配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呢？更大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结果、趋利避害的选择，这种结果和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人与官吏之间，人与某集团之间，人与人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公众默认的具有最大“可操作”性，最大“利己性”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套未必成文甚至羞于成文不能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则。
我打一个比方，人们要去打官司，首先会想到打官司的衙门里我和某某熟悉；去做生意马上会想到“管做生意”的衙门里某某和我是朋友，大概只有少数人会想到我是纳税人，做生意是受保护的，打官司也是受保护的，“管做生意”的和“管打官司”的人都是公仆而不是“官员”。但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熟人”，然后才会有对事件的处理更大的把握性，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助长了“公仆”的“优越感”，虽然公众最痛恨损害公众利益的腐败，高喊反腐倡廉的“明规则”，但却与心底深处的潜规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这巨大的反差和“讽刺”事实上就是贪官现象的一个社会理由：公众潜意识中对这种潜规则的认同和接受。
“礼多人不怪”、“伸手不打笑脸人”是“潜规则”得以流行的“心理痼疾”。潜规则能逐渐被各色人等认识接受和使用，当然有更为复杂的原因，比如一个民族的传统道德和整体素质及一个社会的整体风气及政治的一个主要内容——民主化的进程。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潜规则”有它庞大的社会市场和操纵社会和个人的强大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在以下一段史料中可以得到佐证。
明崇祯元年（1628年），明朝吏治已相当腐败。十七八岁的朱由检刚刚当了皇帝，很有一番抱负，决心要整顿吏治，惩贪反腐。他以朝廷的名义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明朝搞监察的官员）生性耿直，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在这份上疏中，他言辞恳切，除了强调官员的工资低是造成贪官的原因外，还特地提到了“行贿”之事。他说：“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那些做得过分的！”
韩一良当时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科级或副科级。这样级别的官员尚有人送“书帕五百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万元），这与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相比，显然是一个惊人的大数目。韩一良向皇帝直言，让朱由检龙颜大悦，召见众大臣让韩一良当众宣读他的上疏。读罢，崇祯嘉许说：“韩一良忠诚耿直可以当佥都御史”，韩一良有望得到重用，一步升天。然而这时吏部尚书王永光请示皇帝让韩一良点出人来，看究竟是谁给韩一良送的“书帕五百两”，大有要治行贿人之“罪”的势头。韩一良在众大臣面前便哼哼唧唧，说不出话来，显然十分不情愿告发别人。然而五天过去了，韩一良坚守着自己的嘴巴，谁也没有告发，于是惹得崇祯老大不高兴，把佥都御史的乌纱帽收回，又把韩的给事中的职务也一并撸了去。韩一良宁愿丢官，断送前程，甚至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硬是不肯说出行贿之人，“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心理顽疾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潜规则”的力量何其大也。其实，这也说明了韩一良本人对这种“潜规则”在潜意识里的认同。
审视上世纪或前几个世纪的中国贪官，从清朝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到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除了历史和法庭的宣判已为他们盖棺定论之外，我们的结论是：由一个社会形态下的个人道德操守观，拜权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贪官现象，是无法完成使命的，只具喜剧和幽默效果。只有站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正视和抨击贪官现象，才能正本清源。
原载2000年6月29日《舟山日报》
重读保尔
——追寻精神世界的家园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苏联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一部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它因为塑造了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主义形象而备受推崇——保尔成了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前沿的一把火炬，一面鲜艳的旗帜。
《钢铁》一书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保尔战争年代流血负伤，和平时期积劳成疾，四次与死神相遇，但最终靠顽强执著跨过了死亡的门槛，最后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失去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活着还有什么用呢？ ”但保尔最终没有逃避生命的残酷，他没有用干掉过四个敌人的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他靠着顽强的毅力为人们写了一部有关人生的巨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部书中流淌着保尔尚未冻结的生命之火，跳跃着保尔对待人生的钢铁般的旋律。保尔无疑属于英雄。在苏联，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保尔的故事。保尔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彻底的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者。
但真正的英雄同时又是跨越时空、跨越民族、超越国度的。在中国，保尔的不朽形象也激励着几代人成长。46年前，北京男五中和女二中曾分设“保尔班”。如今老同学相会，叙说“保尔精神”，保尔的故事又把他们带入了如火如荼的青春岁月。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保尔班”的同学追寻往日情绪，不仅仅是“旧情”难忘，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希望与企盼。多少年来，保尔的名字和那句“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有了理想，就等于有了灵魂”的名言，成为一种不息的火炬，照亮了多少前进征途中的黑暗，激励着多少人在逆境中与命运抗争！毋庸讳言，今天有不少青少年会说“保尔精神过时了”，甚至还会发出“保尔是谁”的疑问。
当你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时，请你去读一读保尔吧；当你不能面对生活的暂时黑暗，对生活失去信心时，请你去读一读保尔吧；当你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而把人生的理想和事业搁置一边时，请你去读一读保尔的爱情观吧；当你无所事事，人生观发生偏移时，请你去读一读保尔的人生观吧；当你自以为看透一切，精神世界发生信仰危机时，请你走进保尔的精神世界，看一看保尔是怎么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主义战士的吧！
保尔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今天，当有人替保尔拂掉历史的尘埃时，我发现，他挥向白匪的马刀依然是那么锋利，比马刀更锋利的是他的思想。
原载《舟山日报》、《政治指导员》杂志
选入海潮出版社《追寻精神世界的家园》一书
本文获广州军区读书征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