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那份结婚报告我没写好。”
“风裹着大雪，转眼工夫掩盖了阵地前的尸体。枪声一停，风显得更大，满山都是呜呜的呼啸。冰雪压弯树枝，在风里摇摆。雪粒打在军帽上，发出沙啦啦的响声，把眼睛、脸颊打得生疼。从战壕里探头向外看，大雪像白被单一样把成堆的尸体盖成鼓鼓囊囊的小丘。尸体上的腿从雪下翘出来，看他们的脚就知道哪是志愿军，哪是美国兵。美国佬都穿着皮靴，志愿军穿着麻底布鞋，鞋底磨穿了，脚掌从鞋帮里露出来，说是穿着鞋，其实跟光脚差不多。”
当我想象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的模样时，我会想起那幅举世闻名的格瓦拉头像。二十多岁的父亲，如格瓦拉一样，头戴奓开耳巴的棉军帽，以深邃的目光眺望着前方。他怀抱苏式冲锋枪，胸前缀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徽章。我无法想象父亲像他自己讲述的那样英勇。他奔跑着，呼喊着，像猛虎一样在枪林弹雨中扑向麦克阿瑟的精锐师团。
“中国士兵突然在大雪中出现，有的人脚上连鞋都没穿，这令美军士兵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中看上去简直如一种幻觉。他们对美军炽烈的火网毫不在意，第一批士兵倒下，第二批就跨过尸体前进，接着是第三批、第四批，其不怕死的精神仿佛是殉教者。”多少年后，从美国人写的朝鲜战争回忆录中读到这段文字，我对父亲的人生有了更深的了解，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有了很大改变。没法想象父亲年轻时会那样勇敢，曾经让美国佬胆战心寒。父亲在朝鲜战场荣获的军功章早已不知去向，不知是不想留给我们，还是不愿勾起回忆。
“三天两夜的时间里，松谷峰十几次丢失，又十几次收复。敌人用的是飞机、坦克、大炮、美式武器，我们靠的是手榴弹。甩完了手榴弹，就扑上去和敌人肉搏，拼刺刀。抱着他们，掐他们的喉咙，咬他们的耳朵，踢他们的腿裆……”
美国人怎能理解我们中国士兵呢？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死观。美国佬把他们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宝贵，而杀身成仁是东方人的人生境界。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死会成就一个人的辉煌。即便如阿Q那样浑浑噩噩的人，临死还会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死有什么好怕？
“大雪纷纷扬扬飘落，枪炮声在山那边轰响。敌人正组织新的进攻，下一轮战斗很快就会打响。看着阵地前的尸体和战壕里受伤的战友，我不知道下一轮战斗会有什么结果。敌人疯狂轰炸鸭绿江大桥，轰炸我们的运输补给线，粮食、弹药越来越困难，同志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吃饭。阵地上已经没有多少不带伤的战士，子弹也快打光了。山头绝不能丢失，它是我们全歼美英精锐师团的布袋口。敌人也决不会放弃，这是他们逃出包围圈的生命线。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后续部队上不来，活着完成任务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那是一场惨烈的战斗。最后这个一千多人的支队只剩下五个人。父亲逃过了死亡，不幸成为5/1200中的一员。如果父亲像他的战友一样在松谷峰壮烈牺牲，他就不必度过剩下的四十年岁月，使他的荣誉蒙上阴影，使自己的形象变得灰暗，亲人们跟着受伤害。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想，可如果真是这样，父亲的人生肯定会更完美，怀念他的时候，我也会有更多的自豪感。
据他自己说，他的不死是因为赴朝作战之前他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把他五年的牵挂变为幸福的思念，使他所向无敌，不肯轻易倒下。
“那封信来得真凑巧。前一天接到命令，部队正在整装，第二天就要坐上闷罐车一路从广西开往东北。部队一走，也许这封信得几个月才能转到前方。看见她的笔迹，我的手激动得直打颤，半天拆不开信封。火车哐啷哐啷奔跑，车厢里的光线忽明忽暗地闪动。我坐在车厢角落里，凑着暗淡的光线，把那张信纸翻来覆去地读，我把她随信寄来的照片捧在手里，舍不得放下。她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军帽下露出解放式短发，容光焕发，开朗健康，脸庞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她的头发，她的额头，她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唇，腮边浅浅的酒涡……所有这一切都那样熟悉，每片肌肤都叫人爱恋。
“开往边境的日日夜夜，我躺在草垫上，回想我和她在西安小巷里的时光，回想烽火店寨外那片糜子地，高坡上的李子树……在李子树下度过的中秋之夜。我不敢回想那个黎明，那片果园，那片低洼地里的庄稼。不敢想起旗杆寨村外的土地庙，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一个个场景使人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我瞪着黑乎乎的车顶，车顶仿佛一张地图，我沿着地图，一点一点寻找她的位置，心里默默和她说话。”
“敌人的又一次进攻被打退后，我靠在石头垒起的工事上，心里默默背诵我写给她的回信，想象着她读这些句子时的心情。……五年来为你担了多少心，做了多少梦，知道你已成为革命战士，和我走在同一条路上，高兴、激动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你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和你只隔着一条江。你在江这边往南走，我在江那边向西去。也许咱俩曾在同一座村庄宿过营，在同一个镇子吃过饭。……我就要开赴前线了，我带着你的信和照片踏上异国的土地，为了保卫新中国，保卫我们的家园，去和美帝国主义战斗。听到这个消息，你一定会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吧？能参加这场战斗，我感到无比光荣。带着你的爱投入战斗，我充满了勇气和信心。我一定会赶走美国鬼子，平安回来，早点和你见面，咱们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举办婚礼。那是一场最有意义的婚礼！春如——我真想站在长白山上向全世界大喊，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的爱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
“在这封信里，我没说让她等我，也没说让她祝福我。这些话几年前我会说，可现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支队教导员，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两个革命军人不再合适。
“我抚摸着胸前的口袋，她的信和照片硬硬地摩擦着我的手掌。
“春如，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到你身边？不知道我在信里向你许下的诺言能不能兑现？如果我像我的战友一样，和敌人的尸体一起躺在异国的荒山上，埋在冰雪里，组织上会把我牺牲的消息通知你。我的衣袋里放着你的地址，那是我留下的惟一的亲属地址。
“我想用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革命遗志、打倒帝国主义反动派这些豪言壮语鼓励她，可这些词句让我思念她的心情更强烈，让我更想活着见到她。她为我受了那么多折磨，为爱情付出了那么多，无论如何不能让她失望！我要活着回去，光明正大地和她结婚，让她享受自由、解放的幸福！
“趁着枪炮停息的工夫，老余和几个战友从我身边爬出去，匍匐到敌人尸体跟前。他是我多年的战友，和我一起打遍了半个中国。他把尸体上的枪支、子弹摘下来，挂在自己身上，然后动手去脱美国鬼子的皮靴。老余的鞋早已没了踪影，他脚上缠的裹腿烂成了毛烘烘的碎布。他半歪身子，两手抱着死尸脚上的皮靴使劲往下拽。一个声音从树林背后传过来，像风一样带着呼哨。我大声喊，老余——炮弹！他猛一用劲，靴子终于到了他手里。他抱着靴子，弯腰往回跑。炮弹轰隆轰隆落下，火光、浓烟激起一片雪雾。老余在烟雾里栽倒了。看不见他的人，只看见他的腿飞起来，在空中抛出一个弧线，滚落到雪堆里。
“我从工事后跳出去，抓着他的肩窝把他拖回来。
“他的身体少了一截，下半身血肉模糊。他看了看自己的身子，把皮靴举起来说，拿去吧，我用不着它了。
“炮弹不歇不停地落下，我勾紧头，把身体贴紧战壕。在隆隆的炮声中，天空响起了嗡嗡的声音，不知有多少架飞机在头顶俯冲，向阵地扫射，投弹。美国鬼子疯了！他们真的疯了！拿不下松谷峰，他们最精锐的师团就没法逃出志愿军的包围圈，麦克阿瑟的三个师和英军的一个师都会被歼灭。”
听父亲讲述松谷峰战役，我心里回响起一支前苏联歌曲，“在那大雪纷飞迷雾的早晨，战斗正在残酷地进行，我要勇敢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虽然前苏联已经不存在，她留下的许多歌曲俄罗斯的青年一代早已不知所以，可在中国，这些歌曲仍然被人喜爱，是卡拉OK歌舞厅里常备的曲目。这些歌曲能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以俄罗斯特有的悲怆，使人胸中涌出片刻豪情。
“师部小张带着卫生员上来的时候，敌人的进攻还没展开，我的神智还很清醒。他说，伤亡咋样？我回头看了看，大概还有七八个同志。他说，撤吧。我说，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不能把阵地留给敌人！
“说完这句话，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觉得自己像一条被钓起的鱼，在地上蹦了几下就不动了。接着是更厉害的响声，身下的山头晃荡着把我震醒。眼睛有点模糊，军装上衣开了花，绽出一片一片棉絮。我手摸上衣，护着左胸，心里有点迷糊。”
在父亲的幻觉里，母亲从风雪迷雾中出现。她俯下身，扳起他的头，看着昏迷中的爱人，凑近他耳边轻声对他说，坚持住，马昌！我在你身边。
“一张脸俯下来，那张脸让我想起口袋里的照片。她弯下腰，把破烂的军装掀起来。我想对她说，信和照片都在这儿，可怎么也张不开嘴。她手里拿着镊子在我肚皮上来回动作，把迸进肉里的炮弹屑和石头碴子一点一点夹出来，然后擦去血迹，拦腰缠上绷带。我想说你药箱里还有多少绷带？让我一个人用了，同志们咋办？可那会儿需要绷带的人已经没几个，我也没力气说话。
“老余还在动弹，血从他残缺的身子里不停地往外流，他不让包扎，也不让别人抬他走，他说，给我留两颗手榴弹就行了。
“狗日的美国佬！便宜你们了！小岳瞪着山下，啐了一口唾沫。
“老余垂着头谁也不看，他脸色惨白，已经撑不了多久。大家连句告别话也没跟他说就默默转身向山下走，一直走进林子，才有人放声大哭。”
像电影中出现过的镜头，她把父亲的胳膊架在自己脖子上，让他的身体靠在自己身上，搀着他，踉踉跄跄从硝烟中走下山坡，钻入树林。
替父亲包扎伤口的不是母亲，而是一个叫刘英的卫生员。她在大雪纷飞迷雾的早晨，勇敢地为父亲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据我查阅的资料，父亲带着剩余的五个人撤出松谷峰，是1950年12月24日，正是西方人的平安夜。这些年，圣诞节、平安夜已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时髦节日，每年进入12月，商场、购物中心和各家饭店、餐厅都会挂上彩色灯串，打出诱人的广告。一到24号黄昏，街上的霓虹灯格外鲜艳，迪厅、酒吧拥挤着成群结队的少男少女，商家都会趁机大捞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