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拉下电门总闸，关掉自来水总开关、煤气总阀，插紧所有窗户的插销，锁了门，把一个热咕隆咚的家锁在身后，回老家过年的征程就从楼梯里开始了。
楼梯里冷飕飕的，因为是早上，被驱逐在门外的隆冬的凉意一遇了人，就像一个长期流落街头的弃儿突然遇到亲人，冰冷的小手迅速抚擦过来，脸颊和鼻尖顿时冰凉一片。脸颊和鼻尖凉，浑身上下却一点都不凉，因为在此之前，我、丈夫、儿子、侄子，我们在楼道里已经上上下下搬运好几个来回了。我们不知道这栋楼里谁还是乡下人，谁还会和我们一样，要这么民工似的大包小裹地回老家过年，在这一趟又一趟的搬运中，我们没有碰到一个人。那清冷的感觉，好像年只属于我们，好像回家过年，只是我和丈夫、儿子我们三个人的事。
年货把面包车的后备箱挤得满满，白酒、果酒、啤酒、饮料、火腿、各种熟食品，这些东西小镇上都有，可小镇上东西终归没有大城市质量可靠、上档次，你是城里人，总得上点档次。
当然重要的是有专车，侄子开面包车专程从乡下来，你总不能让车空着。盖后备箱盖时，侄子一边呼呼喘着一边开玩笑说：“还有没有，要有还能装下。”侄子只小我三岁，大嫂生他时那一头黑糊糊湿漉漉的头发曾吓得我趴在母亲怀里号啕大哭。我们一起长大，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他因为酷爱机械修理，一直留在大哥开在小镇的修配厂里，最终也就成了关键时刻联系我和乡下家族的使者；我因为酷爱读书，一程程从乡村走出，如今成了媒体记者定居大连，最终也就成了每逢过年都需隆重对待的城里人。
说隆重，是说侄子头天晚上就得赶到。从老家到大连不足三百里，并不算远，可因为我们返回的日子是年三十的前一天，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忙着贴对联挂宗谱，侄子必须在有阳光的正午赶回家里。提前上门等待出发，这等待的时光，不由得就有些隆重了。因为这个晚上，大哥会一遍遍打来电话，一会儿叮嘱侄子夜里早点睡，不能在路上打瞌睡，一会儿又叮嘱侄子再检一遍车，说上了高速发现隐患可就麻烦了，把侄子折腾得反而睡不着坐起来抽烟。点燃的烟头透过客厅的玻璃一星一星闪烁时，我仿佛看到大哥正热盼盼等待的目光，仿佛看到远在三百里外整个一个家族都在热盼盼等待的目光。
大哥大我二十多岁，他一直扮演父亲角色，父亲去世后更是如此。十年前的冬天，他承包的汽车修配厂经营红火，买了面包车，提车的当天晚上就打来电话，“贞子，这回好了，来家过年有专车了。”那坚决而自豪的口气，仿佛他买车就为了过年时专程接我。
为了这隆重的专车，我和丈夫大庆一迈进腊月就开始了隆重的置办，给母亲、大嫂、公公、婆婆买衣服，为娘家和婆家办年货，为大哥、二哥、三哥、公公、大姑姐夫买拜年酒。我们先是列个单子，写上要买物品的名字，算好要买物品的数量，定好要买物品的价格。娘家和婆家同在一个乡镇，办年货一式两份，列单子并不难，难就难在衣服和拜年酒上。大嫂的腰围一年一变，去年还是二尺九今年就变成了三尺一，公公的喜好很难把握，本来还说喜欢灰色，可你买了灰色他又说太旧，常常要提前打好几个电话。
自从婚后第一年拜年，每家四瓶白酒两瓶果酒就成了铁定的规矩，每每想到改革．最终又因为种种不可言说的原因恢复照旧。按着记忆中的亲戚依次写来，往往写着写着就乱了套，因为亲戚有远有近，同是六瓶酒，价格档次总不能一样。调整、更改，毁了几次才写好单子，终于捏在手里，雄赳赳涌入闹哄哄的人流，可临了才发现，一切全不管用。因为你写的价格和货架上的价格大不一样，去年还是四十六块钱一瓶的老牌子酒，今年一下子就长到了七十六，巨大的价差映在眼前，握在手里的单子一下子就被汗洇湿了，要是此时再有人把你挤来搡去，不是踩了脚尖就是撞了肩膀，你的心突然就烦了，你不但心烦了，还忍不住一遍遍发问，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年，实在不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过是一张网的纲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就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一有风吹草动，哪怕一个电话，都会让你惊慌失措。如果有谁身体不适怀疑得了重病，进城检查住到家里，你更是乱了方寸。只是很多时候，你努力忽视它忘掉它，你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职称晋级，孩子升学，房子搬迁，或者，你因为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忽视了它忘掉了它。可只要进了腊月，这张网就网进了大鱼似的，立即活跃起来鼓涨起来，一根根网绳在神经里绷紧抻直时，你不知不觉就成了撑网人。你成了撑网人，收获的却不是鱼，你没有鱼收获，自己却变成一条鱼被年收获，因为你必须为年准备巨大的开支。
说到底，真正的纲绳不是年，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亲母亲以及由他们延伸出来的血脉。你是血脉上的一个支流，回乡祭祖拜亲，不过是你的本分，可是这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本分之事，每做起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烦乱和苦恼，都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太委屈。你烦乱，是说你奋斗挣扎了二十多年，双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却也没有把自己变成富翁，还要为几瓶酒钱算计；你委屈，是说你奋斗挣扎了二十多年，都由一个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了，餐桌上都有了蔬菜沙拉这简单的西餐了，最终还要为这繁琐的乡俗礼节费心劳神。
侄子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感受，他一上了车就打开音响，播放新版邓丽君的歌曲，《欢欢喜喜过大年》。侄子当然是欢喜的，他一年到头起早贪黑从来捞不着休息，只有过年才可以喝酒打牌睡大觉。实际上，只要坐上侄子的专车，我也一点点有了欢喜的心情，这似乎和歌曲无关，而和车的速度有关。只要接了我们，侄子对这个城市就了无牵挂，出了小区直奔立交桥，密密麻麻的楼房在桥下倾斜时，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被你抛弃了，你觉得你对这个城市也了无牵挂了。
这条路一年之中总要走上几回，平均两个月不到，就要回家看一回母亲，可平时走和现在走，感觉是不一样的，平时走，大多都是我一个人。丈夫在广告公司工作，很少节假日，儿子刚从初中进入高中，节假日都在外面上课，我借采访的机会独自坐上大客，跟许多不相识的人行在路上，心是散漫的，要么把注意力放到某个有趣的旅客身上，要么就静静地看着窗外，看车如何一程程告别城市驶入开阔的原野。但不管怎样，你都不用说话。现在不行，一个小小的车体把四个人装到一起，四个人的世界于是就有了一个场，一个不说话就显得不对了的场。儿子建建自然不会说话，他只要离开课本，耳朵立即就塞进MP3，进入一个虚妄的和公式方程完全无关的世界。大庆自来话少，跟我这边的亲人，尤其如此。他好像从没加入过我这个家族，当我以我们家族待人接物严格的礼教要求他的时候，他越发放纵自己在我们家族面前的无礼无教，比如上了车，绝不跟侄子有半句客套。好在侄子早已习惯，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他往往会说“姑最近又跑哪啦”？而不是“姑夫最近忙什么啦”？
一路不停地和侄子说话，就像拜年酒必须每家六瓶一样已经成了铁定的规矩。我们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小时为了逃避地里的活路，一个站岗放哨一个和蛐蛐斗架有过多年默契的配合，虽然各自已经结婚多年，虽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见面，但只要见面，一个眼神，就可把你带到亲切又熟悉的往事之中。于是每年从城里往老家行进的道路，都是通向我和侄子童年的欢畅之旅，我们把一个个藏在草垛空里、庄稼地里、河套边上的故事翻找出来，之后长时间笑个不停。偶尔地，在某个地方，也会翻出忧伤，比如有一个黄昏，我和侄子、奶奶（侄子的老奶奶）去村里看电影，侄子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我正慌张寻找，八十多岁的奶奶扑嗵一声跪到井沿，没一会，一只鸭爪一样的小手拽在奶奶手中。
当我以为奶奶拽了一只鸭子时，侄子已被水淋淋拖上井台。谁也想不到，从深井里出来的侄子刚吐出一口水，就大张着嘴哭咧咧说：“俺还能不能看电影呵？”侄子的又一次生命是奶奶给的，这井里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忧伤的意味，奶奶一九八五年去世时九十六岁，侄媳当时怀孕五个月，只差一点就看到第五代了。忧伤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会使我们循着奶奶这个根须，翻到更多枝蔓上的故事，二大爷家的，四叔家的，二哥家的，三哥家的。其实一些年来，我们路上谈论最多的，还是身边这些亲人的现状。比如四叔家的征安移民加拿大，二哥家的远程正在闹离婚。我们因为辈分不同，动不动就叫错了称呼，有时我叫二大爷他也跟着叫二大爷，有时他叫三叔我也跟着叫三叔，仿佛我们是两个顽皮的一遇了好事就你追我抢的孩子．但恰因为如此，心会贴得更近，会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姑侄同车回家过年的旅程。
有一种感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一年一年和丈夫、儿子生活在一起，就在昨天、前天，还和丈夫为办年货同进同出，还臭是一窝烂是一块地为民工一样的忙碌烦乱委屈，可是只要上了侄子的专车，只要和侄子在申家的枝蔓上有了一次古往今来欢畅的翻找，我的感情立即向侄子倾斜。说倾斜，是说某个瞬间，我会不知不觉把自己从丈夫和儿子那里分离出来，会觉得我压根不是程家人，而是申家人。我会突然惊讶地发现，原来我已经嫁给了程家，我一个申家人，为什么要嫁给程家？
可以说，每年，都会有这样一种东西在我心里慢慢浮出，就像年使亲情的网络慢慢从水下浮出一样。它浮出来，却并不像网绳那样越绷越紧越抻越直，而是在经历了瞬间的警觉之后，某根绳索突然绷断，拽我的，或者我拽的，只剩下一根，申家的这一根。那一时刻，我觉得我和身后的丈夫、儿子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好像只是一个搭车者，互不相识的路人，因为在我们翻找攀爬的故事里，看不到他们任何踪影。可奇怪的是，我和丈夫、儿子成了路人，却一点都不伤感，不但不伤感，反而有一种挣脱了某种枷锁的轻松，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冬日的阳光在高速路两旁静静地铺撒，一座拱桥下面，两道隆起的河岸上，枯干的蒿草摇曳着瘦弱的身姿，它们和身边河床冰层里几块突起的沙丘遥遥相望时，为我平添了几许梦幻般的感觉。曾几何时，河床是我们冬天里最好的去处，我们掠夺蒿草，将它们拦腰斩断，之后编织厚厚的冰车在冰层上滑翔，在那样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在很远的海里，侄子往往会说，咱一直滑到海。
幻觉自然没有多久就消失了，那时我们下了大连至庄河的高速路，上了庄河至歇马镇的乡级公路，再有二十几分钟就要到家了，侄子说：“姑，中午上哪？是一起上俺妈那儿，还是直接给你们送到姑夫家？”我突然惊醒，是呵，在这里，我有两个家，娘家和婆家，我该去哪一家？
我惊醒，好长时间做不出回答，依我的心愿，自然是回到母亲身边，我有一个多月没有看到母亲了。可是这时，一路上一直没有说话的大庆突然说话：“把这边的东西卸下来，先把我们送回家。”大庆说的这边，是指我的娘家，而他说的我们，包括了我，他希望把属于娘家的东西卸下后，我跟他一同回到婆家。大庆的语气是霸道的，不容置疑的，了解我心情的侄子在后视镜里看了看我，没有说话。
只要你结了婚，你就是婆家人，你和丈夫孩子就牢牢地捆在了一起，这是不可抗拒的现实。也正是了解这一现实，侄子才要这么问一句。被这样的现实压迫，车转了弯，下了路，一点点驶进大哥的修配厂时，我的心像塞了麻团，一种每年都要温习的郁闷使我大喘一口粗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