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儒家谋略是一种非计谋的大智谋，它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要求人们被迫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其他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人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事典】
唐朝时期的长孙顺德是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曾仕隋，任右勋卫，后逃到太原，投奔了李渊，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多有战功。
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参加了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后，特赐给长孙顺德宫女，长孙顺德也受到特别的允许，常在皇宫内住宿。但后来长孙顺德让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别人赠绢，被人告发。按照唐朝的法律，要受到很严重的处罚。但太宗不忍心处置他，对身边的近侍大臣说：“长孙顺德处在外戚的地位，功劳属于开国元勋之列，官位高，俸禄丰厚，可以称得上富有尊贵，只是他读书太少。他若能勤于读书，通览古今之事，作为自己的鉴戒，就会与现在不一样了。他如此不遵守节操，不顾名声，而贪图一点贿赂，使丑闻暴露啊！真让我觉得难为情啊！”
在他受贿的事被告发以后，太宗不仅没有加以惩处，还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使他内心感到非常惭愧。大理寺少卿胡演进谏说：“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过不能饶恕，为什么又赐给他绢呢？”太宗说：“人是有良知、有悟性的，得到绢比受惩处更厉害；如果不知惭愧，就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如果是一头禽兽，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
不久，长孙顺德因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这回唐太宗无法再护他了，结果被除名。过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还是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派宇文士及前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精神很不好，经常醉酒、自责，朝中大臣都认为他已经悔悟，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的封爵和食邑。
对这件事，朝中的大臣们十分感慨，觉得唐太宗实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的过错总是给予改正的机会，没有责罚的念头。这样一来，大臣们就对唐太宗更加心悦诚服了。
东吴的孙权对待吕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孙权更多的是出于真正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本身就是符合慈忍之道的，只要这种感情不在一定的时候完全失去控制就可以了。
吕蒙是孙权手下的得力干将，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对孙权也非常忠诚，为东吴立有大功，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一次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当时，孙权正在公安，就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千方百计给他治病。他不仅亲自请医问药，还贴榜招募名医，布告天下，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难过落泪。孙权关心他的病情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心情就特别好，高兴地与身边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时，心情马上就坏起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有一阵，吕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就特别高兴，竟然宣颁赦免令，并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后来，吕蒙的病情愈来愈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吕蒙的病到底也没有治愈，终于去世。孙权极其悲哀，自己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饮食。
孙权对吕蒙的身后事安排想得十分周到，为他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三百户人家为死者守墓。
【评议】
在儒家谋略中，慈忍之道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出了一层。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疏离，它会自然地使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你。儒家谋略的成功，是一种内在的成功，长远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