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左联”东京分盟的盟员，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青人，文学修养底子薄，外文水平也不高，凭一股要进步，要搞革命文学的热情，同时崇敬鲁迅、郭沫若两位前辈，并得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就干了许多为中国和日本当局所不容的文学活动。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活动方针，就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做了如下几件工作。
1．翻译了马、恩的文艺论文，高尔基的文学论文和苏联文学理论家卢那查尔斯基等的论文，后来来“文艺理论丛书”共出十册。那时的时代背景，苏联成立了以高尔基为首的全苏作家大会，批判了“拉普”一些文艺理论和家派主义的文艺政策。……林林《“左联”东京分盟及其三个刊物 ——回顾文学路上的脚印》。
在郭沫若领导下，“文艺理论丛书”于1936年前后编译出版，共计十册。郭沫若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王锦厚先生在《郭沫若与“文艺理论丛书”》《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一期。一文中把这十册书列了出来。王锦厚先生讲，关于这十册书的情况，是他向林林先生求教后，林林先生致信答复他的。这份资料非常宝贵，现录于下：
1. 《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德国］卡尔著 郭沫若译
2. 《现实与典型》［苏联］罗森达尔著 张香山译
3. 《现实主义论》［苏联］吉尔波丁著 辛人译
4.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苏联］罗森达尔著 孟克译
5. 《文学论》［苏联］高尔基著 林林译 邢相华校
6. 《作家论》［德国、苏联］恩格斯、卢那查尔斯基等 陈北欧译
7. 《批评论》［苏联］倍斯巴诺夫著 辛人译
8. 《科学的世界文学观》［苏联］西尔列索著 任白戈译
9. 《艺术史的问题》［日本］高赖太郎 甘粕石介等著［苏联］G·克尼兹著 辛苑译
10. 《文化拥护》［法国］纪德等著 邢桐华译
“文艺理论丛书”与之前由冯雪峰主编、鲁迅带头翻译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以及之后由周扬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道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三大丛书。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包括鲁迅翻译的苏联的《文艺政策》、卢那查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批评》；冯雪峰翻译的梅林的《文学评论》、卢那查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和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等。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则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的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郭沫若领导编译的“文艺理论丛书”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起着明显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在郭沫若为该丛书写的序——《刊行缘起》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现将全文录于下：
刊行缘起
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成果，都是从理论和实践之科学的统一中成长的。在艺术文学上，理论和创作、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密切重要，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了。像倍林斯基对于改革前的俄国文坛的影响，像藏原惟人对于日本新兴文学的影响，即其一例。“伟大的作品是批判家和作家协力完成的”，卢那卡尔斯基的话，并非没有根据。作家应该把握住科学的理论，以认识和表现社会的现实，理论也应该以现实和作品去丰富它的内容。但在我国，这还正是在开始的事业。
数年前也有忠实的学者在努力这事业的介绍与启蒙的工作，使普列哈诺夫、卢那卡尔斯基、弗理契、梅林格诸人的科学种子，在我们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可是和现实的发展一样，理论的发展是飞快的。现阶段的理论，扬弃了普列哈诺夫、布哈林、德波林的不正确的影响，清算了卢那卡尔斯基、弗理契、玛察、阿卫巴黑诸人的错误，展开了更广泛更丰富的领域，把握了更吻合着现实的发展和反映现实发展的方法。
但在我国，这还是在开始的事业。
我们刊出这套丛书，就是这个开始的开始。不用说，这种工作是还需要更充实的力量的，我们相信这个开始将收到应有的收获，将得到普遍的共鸣协助，正和我们坚信现实之必然的发展一样。
《刊行缘起》并无署名，然据蔡北华的《回忆东京左联活动》一文中的叙述，“郭老经常为刊物（《质文》）写稿，有杂文、杂感等。还为支盟出版《文艺理论丛书》写了序。”
对于居于这套丛书之首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的重要意义，作为当时该丛书的编译人员之一的林林后来回忆道：“《质文》每期都有郭沫若同志两篇到三篇的文章……重要的是译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文，这在中国文艺界说来，算是从郭沫若同志开始的罢。”
2.为什么一定要从原文来翻译
郭沫若在《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的《前言》中还着重申明了一件事，就是朋友们拿来的是该书的日译本，而“我现在却是根据《神圣家庭》之德文原本，逐节地移译了出来”，并指出“日译有好些地方分明弄错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恩的经典著作在被翻译成汉语之前往往就已经有了日译本。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亚洲传播的基本事实。对于郭沫若而言，从日文转译要比从德语原文翻译来得轻松得多。他为什么还要去简就繁地坚持从德语原文来翻译呢？原因在于，之前那套由冯雪峰主编，鲁迅带头翻译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都是从日译本转译来的。对于这套从日文转译而来的丛书的质量，季羡林曾在《谈翻译》（1946年11月14日）一文中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中学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是许多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理论的书籍，像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什么什么之类。这些书出现不久，就有人称之曰天书，因为普通凡人们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自己当时也对这些书籍感到莫大的狂热。有很长的时间，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铅笔记出那是主词，那是动词，那是副词，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坠入在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因而就很失眠过几次。译者虽然再三声明，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据说里面还有好东西，但我宁愿空看一次宝山，再没有勇气进去了。而且我还怀疑译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个超人。这些天书为什么这样难明白呢？原因很简单，这些书，无论译者写明白不写明白，反正都是从日文译出来的，而日本译者对俄文原文也似乎没有看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