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希望是坚韧的拐杖，忍耐是旅行袋，携带它们，人就可以登上永恒之旅。
“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把革命的种子带到了全国；而今，张崇鱼行程三十万公里，把红军精神立在丰碑上，让她永世传承。”老杜赞扬道，“古代愚公移山又在今天上演。”
老彭接着老杜的话：“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了不起，是一首不同凡响的歌。”
这支“歌”很长、很长，从1992年开始，为期10多年时间，热热闹闹，生动活泼，也不乏荡气回肠。
“要理解建将帅碑林的意义，不妨先看看建碑10多年的艰辛历程。”老严也不甘示弱抢着说，“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各种麻烦就像压进脑袋里的弹簧，一松手就蹦了出来。”
“张崇鱼12年的跋涉，在巴中甚至中国留下一个奇迹，有了一个象征，让人说起来骄傲，想起来沉重……”小张如是说。
提起建碑的故事，老彭、老杜、老严、小张都打开了话匣子，说个不停。
第一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一条遥远路，起自大巴山的一个小城，通向中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
说起容易，办起难。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在创建的路上，路标林立，上面都醒目地刻写着：
资料——没有；
时间——没有；
办公地点——没有；
工作人员——没有；
交通通讯工具——没有；
资金——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真是“起伙粮草皆空，觅踪寻迹皆无”。
常言说：“万事开头难。”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建设一启动，千头万绪，万机待理。如何打开局面是一道绕不开的关口。摆在张崇鱼面前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征集红军将士的历史资料。当年红军有10万余之多，他们之中有的在四川作战时牺牲；有的在翻雪山过草地中献身；有的殉职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的长眠于朝鲜战场；如今健在的也是分布在天南海北，要找到他们如大海捞针。另一个就是钱。走访需要钱，写字需要钱，画像需要钱，刻碑需要钱，出书需要钱，立碑需要钱，修建碑林长廊更需要钱……
“钱”啊“难”啊。千难万难。张崇鱼想起一句古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兴奋的他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走出去，不就什么都可能有了么？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走出去，收集史料，筹措资金，首先需要的是要有人去干，有人去办事。张崇鱼绞尽脑汁，苦苦思索。蓦地，他想起了张志刚。此人年富力强，能说能写能干，将他拉进来，也许大有用场。
“小张，你在干人大教科委工作的同时，也放些精力做做将帅碑林建设的事儿……”张崇鱼谈了自己的想法。
年轻人想：“人大教科委的工作我就干了大半，还要我干什么将帅碑林的工作？”想说不行，怕得罪上司；想说行，这与人大工作毫不沾边，这不是明摆着不务正业吗？年轻人犹豫了，于是，不置可否地对主任张崇鱼说：“让我想想。”
“你再想想吧。”张崇鱼商量的话语里含着不可推卸的口气。
一天、两天、三天……张崇鱼通过句句掏心窝的话引导，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他。
年轻人终于被张崇鱼一腔热血的执著追求深深打动了，答应加入“不务正业”的行列，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张崇鱼喜上眉梢：“好，咱们一起干。”
有了帮手，张崇鱼劲头来了，时间在他手里改变了原来的规律，白昼和黑夜等同了价值，8小时上班，16小时可以利用。两人不分昼夜忘我工作起来，两副担子一起挑。一手抓人大教科文卫委的工作，一手抓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事情。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平均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节假日，比上班时间抓得更紧，除全力搞好本职工作外，还挤出时间发信函，平均每天发信函达200余件。还不时向健在的红军将士发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专刊》等印刷资料。
这一份份资料都像一支支笛儿，向全国各地不时地吹奏巴中为红军建纪念碑的消息……
人大教科委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单位。张崇鱼和小张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和优秀共产党员。张崇鱼还被原市委、市政府评为市级拔尖人才，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十年创辉煌的劳动模范。小张也被吸收为省青联委员，连续两次被原地、市评为十大杰出青年；将帅碑林建设也如火如荼。
张崇鱼黑了、瘦了，眼睛里常布满了血丝。
日日马不停蹄，夜夜笔墨翻飞。为使年轻人觉得有苦有乐，实在太累了，张崇鱼就请两家人在一起吃顿便饭，摆摆家常，说说笑话。有一两次为逗得年轻人的家属高兴，两家四口人还在一起娱乐。年轻人觉得：忙得开心，累得舒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信息反馈，光靠发信函找有关部门查阅资料还不行，发出的信函绝大部分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还得走出去，去寻访那些尚健在的老红军，请他们回忆自己的战友，说出健在者的地址，远去者的姓名。
要走出去，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室主任怎么请假，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去搞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建设，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搞不好走不出去不说，还会挨一顿刮，且人大是清水衙门，哪里来的路费？
想起原任平梁区委书记建阴灵山书法碑林时，地、县个别领导说他不务正业，但他冒着胆子去给当时县委书记请假，县委书记虽批评他，可还是默认了。
心存一丝侥幸，张崇鱼小跑到人大主任朱承方的办公室，谎称去看望自己在成都工作的子女，请假七天，并不经意袒露了心迹：怀有想为红军将士建一座丰碑的愿望，但却心中没有底。
朱承方，高高个头，瘦瘦身材，满头银丝，做了多年的领导干部，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听了张崇鱼的汇报后已是十分明白，不但没有批评他，言谈中还流露出支持之意，欣然同意了张崇鱼请假，张崇鱼十分高兴。
走出一步天地宽。
1992年8月18日，张崇鱼乘大篷车踏上去成都走访老红军的路。
不巧，刚上车一会儿，瓢泼大雨不期而至，打得车顶篷咚咚直响，像擂起万面金鼓。
这是张崇鱼第一次走访，前景如何，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悬着的心就像行驶在路上的大篷车一颠一簸。
经过10多个小时的颠簸来到成都。一下车，天刚刚放晴。这场雨下得恰到好处，雨霁后成都的街道更加清洁，空气清新，带着湿漉漉的花草香味，沁人心脾。张崇鱼匆匆去了肖家河西藏干休所，拜见了正师职老红军刘棋。
刘棋听了张崇鱼的想法激动不已，当天夜里，刘棋老红军失眠了，往事如青山不老。刘棋曾是一位医生，他脑子里走马灯似的闪出了一个又一个战友的面容，还有那些他救治过的伤员。他们在他的脑海里亲切地微笑着……他生怕忘记了，索性坐起来写在纸上，想一个写一个，一直追忆到凌晨两点，一共回忆起了42个姓名。
天刚麻麻亮，刘棋就再也躺不住，早早起床，来到张崇鱼的住所，颤抖的双手在墨宝征集本上留下了手迹，并捐赠建碑资金500元。
张崇鱼非常激动，心里畅快极了，走起路来脚下生风。
拜访完刘棋老红军，张崇鱼又按刘棋老红军提供的本干休所老红军的住址，加班加点拜访了6位老红军，收集到手迹3份，红军名单20多份，筹措建碑资金1300元。因假期已到，不得不匆匆赶回。
没想到他前脚到家，刘棋的信后脚就跟来了。原来张崇鱼走后，他又回忆起了23位红军的名字来。张崇鱼真是无比欣慰，同时也坚定了他修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信心和决心。
首战告捷，一炮打响。张崇鱼的热情高涨，信心更足，干劲更大。
巴河弯弯十八滩，人生道路古来难。世上万事并非一帆风顺。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前景是美好的，现实却是严峻的。张崇鱼尽管知道今后的路崎岖险峻，但仍然义无反顾，脚踏实地地向前走去……
事情越来越多，工作量越来越大，仅他和小张，看来明显不行了。于是他将自己刚高中毕业的侄孙罗克彬和孙儿张登请来无偿帮忙，几个人从此就忙开了。他和小张轮流在家干本职工作兼发信函联络，轮流与罗克彬、张登出去走访、收集名录、筹措资金。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又一年过去了，张崇鱼和他的同事们自己筹措路费分别出访了4次，先后到了重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和西安、郑州、济南、北京……走访红军将士300多人，收集红军将士简历、照片、手迹资料800多份，筹集建碑资金达2万多元。
解决了燃眉之急。张崇鱼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暗下决心：“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起来再说。”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张崇鱼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心切，于是亲自上南江县订购花岗石碑板，亲自请来巴中有名的画师郭平周、职业中学书法教师钟山荣、退休教师黄学国、李翠柏、张廷森、陈叟，向他们诚恳地讲明来意，共同为红军建纪念碑林。又找来了刻阴灵山书法碑林的唐必爵、梁义宗、李贵忠和老刻匠鲜坤章4人，以刻一个字三角钱的廉价，丁丁当当干起活儿来。
“真是老牛无须鞭，躬耕自向前。”老杜边说，露出了微笑。
杯水车薪，聊解了一时之困。要将如此宏大的工程建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如何从根本上摆脱困境，面临的还是一个“悬”局。
将帅碑林风风火火上了马。碑板运回来了，可存放在哪里，在哪里画像，在哪里刻碑……这一切都成了问题。
张崇鱼没有想这么多，先去租了一间30平方米的房子，存放碑板、篆刻纪念碑都在这屋子里。
碑越刻越多，屋子装也装不下了，更不说摆开“战场”来写、来刻，张崇鱼为此伤透了脑筋，跑短了腿，到处寻找搁放的地方，先后“搬家”6次，终于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石刻园找到“歇脚处”。可其他的困难和问题又接踵而至。
既要走访，又要到工地上去监督检查，还要干人大的工作，人手显然又不够了。张崇鱼又把在人大工作的杨超琼、杨再兴、贾凤先、廖富政、姜正斌、杜仕芳、何海生等志同道合的同志请来无偿帮忙；还以每月100-120元的工资，临聘了朱雄、王丽、严红梅三名大专生；邀约了退休的老同学彭端、严支元、杜盛元同志加入了修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行列。张崇鱼还从下岗职工中以一小时一元钱的报酬，请来了向茂林、董娟加入了建碑队伍。还充分利用了两届20多位巴中职业中学的实习生到将帅碑林办公室帮助工作。
人有了，垫底资金也有了。可要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缺少的还很多，很多……
第一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2)
没有办公室，就将人大教科文卫委仅有的一间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安放了6张办公桌，买来了两个大文件柜，用来存放收集到的书籍资料，甚至连骨灰盒也放进了办公室——
红军陵园还未修建完工时，几位心急的老红军家属就将谢世的老红军骨灰寄回巴中。
存放在哪里呢？张崇鱼想：“放到公墓要钱，放到还未修好的陵园不放心。”于是悄悄地放到了办公室。
有一次，教科文卫委小张的家属牟兰来办公室，见柜子顶上的几个盒子不错，很好看，好奇地将它拿下来，打开一看当场吓晕过去。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办公室放有骨灰盒的消息被传开了。为减少麻烦和不让几个年轻人晚上加班害怕，张崇鱼又将骨灰盒悄悄放在自己办公桌下。
这是一间小得可怜的小屋。盛夏，小屋像一盆火，蒸笼一样闷热，七八个人挤在一起，更增加了这小屋的高温指数。张崇鱼和他的同事们穿一条短裤，任汗水流过脸颊，流过脖子，流过背脊，滴在脚下。隆冬，寒风吹着尖利的呼哨，寒冷使人一阵阵的战栗。这是一间冷得像冰窟一样的小屋，碑林办公室生不起火，也没有多余的钱享这种福。办公室太挤，张崇鱼戏说：“天地是我屋，月亮当蜡烛。”他的家、施工场地、街头、路边都成了他经常约定工作的地点。
没有专门的通讯工具，张崇鱼和他的同事们就以写信和走访的形式联络。
没有交通工具，近则步行、骑自行车，早出晚归，远则自己掏腰包乘坐最便宜的车船往返，经常一碗面条、一碗米线，甚至几块饼干充饥，为了赶时间，有时还饿着肚子奔波。
一位接待过张崇鱼的老红军将领感慨地说：“老区人民发扬红军精神来筹办红军碑林，实在令人感动，催人奋进。”
“对这场紧锣密鼓的大戏而言，这只不过刚刚奏响序曲，对碑林建设来说如卧薪尝胆的‘持久战’才拉开序幕。”老杜娓娓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