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之后，那个叫曲凡的人回来了，依旧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从我身旁默默地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坐了下来，继续开始欣赏窗外的景色。
人家这么大的谱儿，咱就别上赶着找不痛快了。于是我们三人便自顾自地聊起了天，山南海北地痛说起“革命家史”来。徐卫东他城府深沉，又有曲凡在旁边，自然话也不多，只是时不时地插两句嘴。主要就是我和沈芳华两个人在那儿畅谈“革命理想”，互诉“革命衷肠”。我还讲了几个自己保留的笑话，把沈芳华逗得前仰后合，笑声连连。
到了中午时分，有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了午饭。别看是在火车上，这伙食仍旧不赖，不但菜里有鱼有肉，米饭蛋汤也是一应俱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待遇绝对是高级别的了。可即便如此丰盛的午餐，我却注意到那个曲凡连筷子都没怎么动，只是草草地夹了两口，米饭也没有吃，好像有着很重的心事。
“怎么了，曲同志，没有胃口？”我忍不住问道。
曲凡闻言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应。随即又把头转向了车窗，望向外面的世界。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也不再去打扰他。
火车在行驶了五天之后，终于到达了终点。我们看到月台的站牌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字：贵阳。这完全印证了沈芳华之前的推测，我们确确实实是来到了贵州。
我们这一行在火车上待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虽说其间好吃好喝，徐卫东身上那些纱布包扎的伤口也愈合得很快，但几个人依然憋闷得不行，连那个曲凡到后来都有些坐不住了。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可以好好松快一下透透气了，没想到刚下火车，我们又被安排进了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再次上路了。
很早就听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随后的卡车之旅恰好给了我体验后五个字的机会。一开始还好，汽车行驶得还算平稳，可随后道路就变得崎岖起来，人坐在车里感觉也是愈发的颠簸。而且在行驶途中，还有很多次的爬坡和急转弯。据此可以判断出卡车已经开行在了山路上。至于具体要去什么地方，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趟卡车之旅的耗时可是不短。我们是清晨抵达的贵阳火车站，随即便马不停蹄地转乘了卡车，结果直到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车才停止了前进，几乎开了整整一天。这期间大家也没有吃东西，车上只提供了几个装满水的军用水壶。所以当我们要下车的时候，几个人都已经是饥肠辘辘，早已怀念起在软卧车厢时那高级别的待遇了。
我们刚下卡车，就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那个几天来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曲凡突然开口嘟囔了一句：“咦，地方不对呀？”他虽然是在自言自语，但这毕竟是他在我们面前说出的第一句话。我微微地吃了一惊，因为我曾一度怀疑此人可能是位残障人士或者得了失语症什么的。
我向周围看了看，发现我们所在的地方似乎是一个小山村的村口，正位于一座大山的山脚下，村子里似乎有二三十户人家，都是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不过现在里面都黑着灯，抬眼望去黑黢黢的一片，不清楚房子里面究竟有没有人。
“哪里不对，曲同志？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问曲凡道，希望他能以此为契机再说上两句。
曲凡此刻虽然一脸疑惑的表情，但并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卡车的司机跳下车走了过来，对我们道：“来，几位同志，跟我走。”说着点亮了手中的电筒，迈步向村子里走去。我们几个小心地跟在后面，很快就被他领到了村子北边的一间木屋内。
这也是一幢二层的木屋，下面一层放着一张粗糙的木头桌子，周围是四条长凳。桌子上放着一盏带玻璃罩子的老式煤油灯，旁边有几个军用水壶，还堆着一些包装好的压缩饼干和肉罐头。
那个司机点亮了桌上的煤油灯，言简意赅地对我们说道：“吃的就在桌子上。二楼有行军床，铺盖也在上面，睡觉时记得把油灯熄了。明天一早我会带你们上山。”
“司机同志，这是什么地方？这村子里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的人，万一有什么情况……是不是得给我们来把枪防防身？”徐卫东开口道。
那个司机笑了笑：“放心，这里除了各位没有别的人了，不会有事的。大家填饱肚子后就早点儿休息吧。”说完便走出了木屋。他去后不久，村口便传来了卡车启动远去的声音，看来这个人今晚也不在这里留宿。
“上山？不是说要开会通报任务吗，怎么改爬山拉练了？”徐卫东嘀咕了一句，随即招呼我们道，“管他呢，老子都饿坏了，先吃东西再说。沈家小姐，唐通讯，都别客气啦，快来垫点儿吧。”
徐卫东只招呼我们，根本不去答理曲凡。他从一开始就瞧不上曲凡的做派，知道他是考古局的以后就更不待见他了。当然话说回来，以曲凡那种性格，就算你热情主动，十有八九也会是热脸贴上个冷屁股。
不过我倒觉得总孤立人家也没什么意思，兴许以后还需要相互协作。况且曲凡一直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不定也和我们遭遇相同，都有难言的苦衷。于是，我便开口对曲凡道：“曲同志，都一天没吃什么东西了，赶紧过来一起吃点儿吧。”
曲凡闻言把目光投向了我，忽然开口道：“你叫唐增？是做新闻的记者？”
我没想到他会开口回应我，一时间我有点儿“受宠若惊”，赶忙道：“对，我叫唐增。唐朝的唐，增加的增，是通讯记者。”我又把手指向徐卫东，“这位是徐卫东徐连长……”
我还没介绍完，曲凡就一摆手打断了我：“你一个好端端的记者怎么不走正路，反倒和这些恬不知耻的盗墓贼混得那么熟？”
曲凡这句话刚出口，我就知道不好了。果然，他话音未落，就听“咣”的一声，徐卫东的右拳狠狠地砸了一下桌子，一脸铁青地瞪着曲凡道：“你算哪棵葱？！还骂上了！火车上我就憋了半天了，现在想找不痛快是不是？！”说着就冲曲凡走了过来。
我见状赶紧拦住徐卫东，对曲凡解释道：“曲同志，徐连长早就金盆洗手，不干盗墓了。在火车上你也应该听见了，那位沈大夫也不曾盗过墓，他们两人还都救过我的命。所以就别再翻那些老黄历，搞窝里斗了。现在大家都在‘122’的控制下，想必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大家还是相互体谅些吧。”
曲凡瞟了我一眼，终于没有再说什么。这时沈芳华也过来打圆场：“算啦，徐白鬼。你一个前辈就别跟小年轻儿计较了。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吃东西吧。”徐卫东一向还是很给沈芳华面子的。他气呼呼地坐回了桌子旁边，撕开一袋压缩饼干，自己嚼了起来。
这一下气氛变得很僵，谁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几个人吃完后便各自上楼睡觉了。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那个司机如约而至，不过这次他并未开车，而是步行前来的。他告诉我们这次任务的大本营就设在村后那座陡峭大山的山腰上，别说开车了，连条小道都没有，人只能徒步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