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毛泽东在上坪得知金坪失利的消息之后，半晌说不出话来。
沉思良久，毛泽东决定暂且放下会师浏阳的计划，一团和三团迅速向二团方向靠拢，三个团会合的具体地点选在修水、铜鼓、安源三点之间的浏阳文家市，再作商量。
随后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名义，接连修两封密函，一封命人火速送余洒度，说明三团在东门作战不利，无能力再去支援一团，同时命余洒度带人速到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合；另一封则写给湖南省委说明进攻平江和浏阳两路人马均已受挫，会师浏阳、直取长沙的计划受阻，请省委考虑停止长沙暴动。
9月15日，在毛泽东、苏先俊的率领下，稍事休整的三团由上坪出发，向文家市进军。
为了迷惑敌人，部队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向铜鼓方向退却，表面上退往江西，中途急转南下，直奔文家市。而余洒度久等未至，毛泽东只好再次去函催促，其略云：“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长毛令。”
排埠在铜鼓境内，因存放木排而得名。江西盛产的木材，但当地的木材只有卖到潮汕一带才可以卖得好价钱，为了把木材运出去，山民们通常将木头扎成排子，顺河而下，排埠就是这样一个中转点。
毛泽东在排埠等了一阵子，仍然不见余洒度的影子，只好开拔一直行进到上洪、张家坊一带，余洒度才从平江边界方向姗姗来迟。于是两个团合兵一处，前往文家市。
派去联系王兴亚的人也没有找到第二团的踪影，前几天在醴陵闹的轰轰烈烈的安源部队犹如人间蒸发一样。原来王兴亚撤出醴陵之后，曾经一度北上，出人意料地攻陷了浏阳城，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二三百位革命者。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攻占浏阳本应是三团的任务，却被王兴亚实现了。王兴亚占领浏阳后本应乘胜追歼逃敌，但他却被轻易到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宣布放假三天庆祝胜利。
由于钱粮所剩无几，王兴亚决定先在浏阳城内筹足军粮和军饷。下一步向长沙进军也需要筹足粮款，因此他先找城内的商会把款筹足了再走。在进攻浏阳之前，他已经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块大洋作为奖励，并承诺拿下浏阳之后还要给大家发饷。
接连两天，部队在浏阳县城无所事事，满街都是游走的工农革命军战士，甚至连警戒哨都不派。也有人向王兴亚提出二团孤军驻守浏阳县城太危险，建议将部队撤向浏阳、万载边界。王兴亚哪里肯听？此刻革命情绪高涨，他还幻想着会合其他两支部队，一鼓作气拿下长沙呢。
第三天，国民党第八军一个团自醴陵跟踪而至，盘踞在东乡的国民党军另外两营也悄悄从城北包围了浏阳。王兴亚毫无察觉，还在召集商人开会商量派粮派款的事。国民党军毫不费劲地杀入城内，王兴亚仓促之间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只得退出浏阳。
撤退变成了毫无秩序的溃退，王兴亚损失兵力三分之二，仅剩二百余支枪退往铜鼓方向。向北撤退到达南乡枫林的时候，又逃散了一部分战士，只余一百二十八支枪、一百三十五人；经大瑶到达文家市附近再清点部队，就只剩得三十多支枪了。
在文家市附近渠城界的时候，部队经历了最后一次溃散。心灰意懒的王兴亚得知文家市有国民党联防队人枪四十余，于是“提议缴枪给敌人”，部队解散。经潘心源极力劝说，并鼓励他与三团会合东山再起，王兴亚才勉强答应打一下文家市。
双方一接触，又牺牲了三名战士，部队退到距文家市二十里的岩前。此时王兴亚几近精神崩溃，从当初的雄心万丈变成惊弓之鸟，当夜就和特务连的军官们携枪不辞而别，自此下落不明。
次日清晨，剩下的战士发觉团长不见了，也闹着散伙。潘心源原想接替王兴亚指挥，但战士们并不服从他，剩余的战士三五成群哗然而散各奔他乡。潘心源无法，在山里痛哭一场，也只得去了。
随着团长失踪、指挥体系的解体，二团自然不能成建制地参加文家市会师了，仅有少部分人参加了会师。安源工人炸弹队因转回安源制作炸弹，后来在党代表兼队长杨明的率领下，加入了毛泽东统领的队伍。
9月19日中午前后，湘赣边秋收暴动的各路残余人马陆续在文家市聚齐。
此处距离浏阳城约九十里，还有一天以上的路程，但拿下浏阳会攻长沙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进驻文家市还算顺利，尽管湖南的民团凶悍，毕竟抵敌不住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尽管是残部）的进攻，团总孙发逊仓皇退出。工农革命军冲开笼子(监狱)，救出被捕者。其中有前日被民团抓住的工农革命军战士，文家市的民团正准备杀其祭旗做“得胜酒”。
经历了金坪和东门之败后，工农革命军钱粮损失殆尽，拿下文家市正好可以补充。当地殷实富户彭伯棠家谷仓充实，广有家产，工农革命军不客气地进行了没收，大部分充实了军粮，然后召开群众控诉大会，把余下的谷子、衣服等分给贫民，随后又放火烧了彭家豪宅“望花楼”，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2·
钟文璋逃走之后，陈浩接替了他的指挥位置。
文家市街后里仁学校内，一团团部就暂时设在那里。作为识别标志，学校大门口上挂着一面大红的旗帜，门两旁由两名卫兵荷枪实弹站岗。
文家市会师的这天下午，一位头发很长、身材高大、穿青布制服、衣领上披着一条大白手巾的人往学校里头走，被岗哨杨梅生拦下盘查身份。这个人很和气地对杨梅生说：“请你去报告你们长官，说外面有个姓毛的要会他。”
杨梅生进去报告了团长陈浩，陈浩连忙迎出来，并告诉杨梅生说这位就是中央的毛委员。杨梅生连忙敬礼放行。
为了商讨军机大事方便，毛泽东也住进了里仁学校。师部副官杨立三殷勤地帮助毛泽东安排了住处，细心的杨副官特别留意到毛委员脚下穿着的草鞋，与其他军官明显不同。军官们都是穿皮鞋以表示区别于普通士兵，难怪哨兵会把毛委员当成老百姓。
杨立三真诚地询问了毛泽东的脚伤，并聊起了毛泽东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他很早就知道毛泽东的大名，佩服毛泽东的见识。毛泽东对杨立三顿生好感，先前在门口遇阻的不快也烟消云散。
住进学校的当晚，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主持了前委扩大会议，营团级军官都参加了会议，以统一思想，解决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
由于最初占领浏阳的计划无法实现，会攻长沙也成了泡影。毛泽东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条是转向湘赣粤三省交界的湘南进军，另一条是占山为王。湘南汝城地区是暴动前湖南省委选定的一点，后来因为种种条件没有实施，现在去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至于要占哪座山为王，毛泽东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最为适合。
为了说明自己的意图，毛泽东命人找来一张学校的教学用地图，给大家指出了湘南和罗霄山脉的方位。地图上的罗霄山脉在湘赣边界山脉形状最宽的部分，看上去有些像人竖起的一道浓眉。
听到毛泽东的计划中不再有继续进攻长沙、策应长沙暴动的内容，余洒度感到有些诧异。以长沙为中心点是中共中央秋收暴动计划的精髓所在，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为什么不忠实地执行这条路线呢？余洒度提醒毛泽东，应该坚决执行原定“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
毛泽东试图说服余洒度，两人争执起来。大多数前委委员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就连平时傲气十足的苏先俊也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主张南下“湘南一带”或寻机上山，反对余洒度继续进攻长沙的计划。事情明摆着，由于连遭败绩士气低落，再攻浏阳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失败极有可能是全军溃散，已经有了王兴亚的前车之鉴。即便侥幸拿下浏阳，前面还有株洲挡着；即使打下株洲，长沙城内的形势也并不乐观。
前委会议深夜才结束，最后决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保存实力退往萍乡方向，然后寻机向湘南发展。
9月20日吃罢早餐，参加文家市会师的工农革命军约千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站了一个团的方队，听毛泽东做临行前的动员。他向大家解释了不打长沙的原因：秋收暴动原计划攻打长沙，大家也想打到长沙去。但是，目前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然后夺取城市。万事起头难，要革命就不能怕困难，只要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
毛泽东借用了“一双筷子容易断，十双筷子断就难”的古训，讲各部队之间团结的必要，然后又打了个比喻：“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工农，革命处在低潮时期，但是革命高潮肯定还会到来。过去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了点挫折，但算不了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次攻打长沙虽然没能如愿，但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还要继续干下去。
说起打土豪、分谷子，也并不那么容易。当时农村大部分农民老实本分，抱着“富贵在天、发财由命”的宿命的想法，对本乡本土的财主总是拉不下脸来。毛泽东启发大家，打土豪就是要打破情面，土豪劣绅发财致富是剥削我们来的，不劳动，吃得好，穿得好；我们穷是因为土豪剥削，我们种田的人一年到头累得要死，还没有吃，没有穿，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翻身，就要起来闹革命，起来把土豪劣绅统统打掉，分他们的田。
毛泽东的话让这些围观的农民豁然开朗，他们仔细琢磨，毛泽东的话句句在理，凭什么我们就要吃苦呢？里仁学校前门照墙上，至今留有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标语的痕迹。这个口号就是毛泽东归纳的，以前只是提“打倒土豪劣绅”，没有提分田地。毛泽东抓住了农民的心理，简洁准确、朗朗上口的六个字，胜过一大篇纲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语言天赋以及对农民心理的准确揣摩。
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围观群众中有一位爬在墙头上的浓眉大眼的少年，名字叫杨勇，他打定主意，决定跟毛泽东走，为穷苦人打天下。
部队离开文家市之前，重新做了一面军旗。
在一家商店的柜台上，把剪成旗形的崭新红布铺开，善书正楷字的杨立三写上了部队番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根据9月中旬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军旗使用了“工农革命军”的名称，因为此时与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联系不上，后面“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只有先斩后奏。
千余人带着憧憬和信心离开文家市，沿湘赣边界逶迤的罗霄山脉南下，目标是湘南。
·3·
长沙的事态证明，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决定极有先见之明。
就在毛泽东打定了主意，主动远离浏阳、坚决不去碰长沙，而是去湘南寻找新机会的时候，长沙暴动事实上已经夭折。早在文家市决定之前，湖南省委已经决定无限期延长长沙暴动的开始时间。作出这项决定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是长沙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真正地发动起来，革命的形势既不像当初想象的、也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轰轰烈烈。
“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这是此次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长沙附近的农民9月11日开始行动，河东由中共长沙县委书记亲自指挥，总共解散团防局五处，杀死土豪劣绅两三人，并没有执行平分地主田地的政策。河西只解散了团防局二处，没收厘金局一处，杀土豪劣绅五人。两处总共得枪才八十余支。
长沙郊区的农民在农协委员长滕代远发动下，组织了万余人准备参加暴动。奇怪的是这万余人的规模竟然因为没有能解决一个小小的九峰团防局，“农民争斗的勇气几乎消灭”，失败后一哄而散，滕代远无处容身，只好四处逃亡。
长沙工人领袖均在通缉之列，不敢公开活动，所谓工人运动也几近于无，工人阶级“暴动的勇气也消灭了许多”。工人破坏铁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安源路矿工人表现得十分坚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但安源离长沙很远，根本影响不到长沙的工人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