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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到1927年8月7日，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
这里表面上是苏联派驻中国的农业顾问洛莫卓夫的寓所，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秘密活动场所。
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到会的有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苏兆征、毛泽东等人，共计中共中央委员十二人、后补中央委员三人，共青团中央委员三人，地方党代表两人和中央军委代表一人。跟随南昌暴动部队南下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等都没有到会，邓小平以秘书长或称秘书处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并没有到会。南昌暴动之前，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陈独秀、谭平山将要去莫斯科学习，蔡和森、瞿秋白要去海参崴办党校，毛泽东到四川去发动群众。
但这些人谁也没有去。毛泽东对负责中共中央组织和干部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幽默地说：“四川没有党组织，又不给写介绍信，去干什么哩？”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也被毛泽东回绝了，他不愿跟他们去住上海的高楼大厦。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象地作了比喻：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就像一座空房子，等人去住；但陈独秀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当统一战线的主人。他还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意义：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里不仅表述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而且还提到了“秋收暴动”的概念。
“八七会议”召开之前，秋收暴动就已经基本定下来了。毛泽东等人早在7月底就拟定了《湘南暴动大纲》，8月1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正式行文下达，这就是秋收暴动的雏形。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参加，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的暴动战略。
这个暴动大纲给贫苦的农民兄弟勾画出一幅美好的经济图景：“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佃七东三，佃农拿七，地主拿三。”“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对反革命势力施行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此后，秋收暴动的手段和步骤又经过不断的修改和完善。8月5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提出了以经济战作为瓦解敌人的手段：“实行扰乱湘政府的金融，鼓动兵士闹饷，要求发现洋。”为此，还拨付一千元专款作为秋收暴动的破坏费用，这笔经费主要用于破坏水陆交通，特别是粤汉、株萍路要不惜尽力破坏，捣毁城乡税收机关，炸毁军事机关。
“八七会议”又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提出没收土豪乡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改良农村中贫民生活；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对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地筹措基金救济并与以工作，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这个决议案还揭露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二五减租”政策，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欺骗手段，应“捣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
确实没有什么能比土地更能让农民兄弟更动心了，从这一时刻开始被称之为“土地革命时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八七会议”对中共领导层进行了调整，正式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和候补委员七人，瞿秋白、罗亦农、张太雷、苏兆征、向忠发、顾顺章等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周恩来两人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降为候补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结束之后，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瞿秋白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确定了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
毛泽东和湖南的另一位代表彭公达，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在中共省一级的委员会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为什么中共中央会如此青睐湖南省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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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南方乃至全国农民运动搞得最好的地方之一。
在中共中央领袖层中，湖南的彭公达和毛泽东“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 两人都是农民运动的领军人物，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彭公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马日事变后，彭公达在长沙提议湖南省委发动三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具体的行动计划，即是出自他和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的手笔。
设计中的秋收暴动，以湖南为重点。
在此之前，共产国际派代表专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番考察。没有料到的是，刚从长沙考察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狠狠地告了湖南省委的“御状”，甚至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
这句话的分量，在以阶级划分阵线的时代着实不轻。
共产国际代表之所以对湖南省委有如此恶劣的印象，主要是由于8月4日晚间召开的一个会议，史称“麻园岭会议”。麻园岭是长沙的一个地名，是苏联驻长沙领事馆的所在地。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易礼容、夏明翰等人，罗章龙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也尔（对外身份是苏联驻湖南领事馆工作人员）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传达了在湖南进行土地革命暴动的有关指示，由饶漱石担任英语翻译。
毛泽东和彭公达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前不久，从中共长江局转来中共中央的通知，命湖南省委派主要负责人到武汉参加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湖南省委决定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去参加。8月2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从长沙动身前往武汉，省委的工作主要由易礼容主持。
易礼容不仅是毛泽东生意上的搭档，而且还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坚定合作者。在三个多月之前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易礼容当选为中央委员，而毛泽东却被列为候补中央委员。易礼容认为预定名单不公道，毛泽东的能力和威望都强于自己，自己是中央委员而毛泽东才是候补中央委员，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就把选票退还给组织者，直接退出选举。事后，大会秘书长张国焘说：“易礼容是毛泽东的死党。”
“马日事变”后，原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和代理书记郭亮先后离开长沙，陈独秀派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主持湖南省委工作。随后，易礼容在长沙下达了进攻浏阳县城的命令，未果，攻城命令被唐生智查获登在报上，并悬赏三千块大洋取易礼容的人头。易礼容与毛泽东还搭过一段班子，毛泽东任省委书记，易礼容任军委书记。毛泽东被调回武汉中共中央工作，代理省委书记易礼容专门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盼望毛泽东回湖南工作，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这次长沙麻园岭会议开了整整一个通宵，但资料留下来的甚少。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一次气氛融洽的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各派人物之间，很多意见相左，无法弥合。
在讨论将要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时，易礼容一开口，就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先拨发三万支枪和二十万元钱给湖南省委，而且下拨的经费不要纸币，要光洋。革命需要真金白银，不能只靠社论和传单。
南昌暴动时共产国际已经明确表示没钱，怎么可能专为湖南的秋收暴动提供如此多的枪支和如此大的款项呢？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认为，在目前白色恐怖下，苏联领事馆同意在这里开会，就已经很给中国同志面子了。此前湖南省委曾想借用苏联驻长沙领馆办公，以避开国民党的追捕，甚至请中共中央出面再三交涉，苏联都不肯答应。
让共产国际代表不满的，还有湖南省委对陈独秀的态度。
共产国际代表提出让湖南省委带头签字，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三天之后的“八七会议”作些舆论准备。这个提议让湖南省委感到突然，易礼容当即表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明确不赞成打倒陈独秀。陈独秀确实犯有错误，湖南省委也未必满意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但用签字的方式来打倒自己的总书记，这是不妥的。易礼容本人甚至坦承自己并不认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大革命的失败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是不公平的，共产国际指示和工作方法都是有问题的。
此外在土地问题上，易礼容还不赞成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主要是担心树敌太多。如果要没收土地的话，也只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或从“政治上”没收。
麻园岭会议不欢而散，没有什么结果。国际代表悻悻然回了武汉，于是就有了在中央会议上告湖南省委状之举。
中共中央自然要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批评了湖南省委。
但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作了辩护，最后很是不平地说了一句：“湖南省委的同志在前线血滴滴地与敌人斗，你们却坐在租界说风凉话！”
毛泽东虽然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为湖南省委说了公道话，但毕竟人微言轻。
新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湖南省委，解除易礼容省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职务，任命彭公达为湖南省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