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刘伯承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期间，曾经给共产国际写过一份关于南昌暴动的军力报告。在这份写给最高层的报告中，刘伯承客观地对参加南昌暴动的四支主力部队作了评价，这四支部队分别是**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蔡廷锴的第十师和贺龙第二十军。
评价分为战斗力和共产党的领导两个方面，共设“强、中等、弱”三个等级，其中**和周士第两支部队等级最高，两项得分都是“强”，蔡锴部获得一个“强”（战斗力）和一个“中等”（共产党的作用），而贺龙部则是两个“弱”的评价，军事、政治均不合格。共和国另一位元帅陈毅在日后也直率地评价说，南昌暴动时“贺龙的第二十军人数虽多，但党的领导不强，基本上还是旧军人，所以战斗力也弱。”这个评价也是中肯的。
实际上，壬田初战也不能全怪第二十军的战斗力弱，也与部队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利有关。这边贺龙独力苦战钱大钧，那边**的右路纵队却因向导带错了路而迟迟未到，无法形成夹击之势。
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日凌晨，钱大钧部抗击了约一天的时间才南撤退往会昌，贺龙率军占领壬田市。代价是很大的，贺龙手下第三团团长阵亡，第四团团长受了重伤，后来到上杭之后不治牺牲。其余连排长伤亡了十余人，士兵牺牲百余人。
**的右路纵队到达壬田市的时候，战事已告基本结束。
此时第九军已经解散，朱德奉命率领第二十军教导团追击撤退中的钱大钧，追出距瑞金五十里的谢场后停止追击，无功而返。钱大钧则调集兵力向会昌集中，以图再战。
·4·
拿下壬田之后，革命委员会及后卫各部陆续到达瑞金城。
钱大钧以区区两团人马，竟然在壬田迟滞大军南下一天之久，前委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的局势。南下的行军路线受到了置疑，以苏联军事顾问纪功为主，提出了改变预定行军路线的问题，他认为既然啃不下猬集在会昌的钱大钧，不如避战，置正南方向的会昌于不顾，大军掉头向东南，迅速转向福建境内，占领汀州、上杭，直趋广东。
纪功的意见是少数派，贺龙、**、刘伯承、周恩来等人都不同意改道的计划，主张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继续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将其歼灭之后从会昌南下广东。前委决定强攻会昌，由**率第二十四、二十两师为主力，经洛口进攻会昌。给贺龙的任务是配合进攻，但贺龙由于不久前的壬田之战损失颇重，并不能全力从瑞金出兵，只派了周逸群率领的第三师及第二师的一小部，约一千余人参战。
此时，集中在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已经达到了六千多人，与**主力进攻部队兵力相差无几。强攻会昌的战斗依然不顺，激战中，周恩来手下大将陈赓、侯镜如都受了伤，高语罕也险些被俘虏，急得他拔枪自戕，后被人救下。他们都被编在二十军内，陈赓被打伤了一条腿，为了避免国民党兵搜查口袋发现他还活着，陈赓脱掉身上的制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滚下山去，被后来赶来的**部队所救。
周逸群只好率领部队撤了下来。当着贺龙的面，被张国焘责骂了一通。
一个半小时后，**主力投入进攻。虽然面临钱大钧的两面夹击，但铁军不愧是铁军，经过奋力厮杀，战至傍晚日暮时分，钱大钧终于抵敌不住，放弃会昌城向寻邬方向败退，**顺势占领会昌。
会昌之战缴获枪支千余，俘虏了国民党军九百余人。溃退路上钱大钧遗弃的军需辎重非常多，连乘坐的轿子也丢了。但事后查验缴获物品，唯独没有银元。而南下部队最缺少的，恰恰是银元。
关于会昌之战的缴获，还有一种说法。根据当年9月16日张太雷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会昌之战“缴枪三千余支，俘虏四千余人，获得现洋六十万元，粮食辎重无算”，这个数字有夸大成分。
一向以“猛打、猛冲、猛追”著称的**部，只是象征性地派兵向筠门岭方向尾追约三十里就返回了。不是**不愿意扩大战果，实在是因为一千多名伤员无法安置。军中缺粮，几十里内的群众都跑光了，**只得先退回瑞金。这一退没想到却歪打正着，又顺势击溃了从洛口赶来增援钱大钧部的国民党军两千余人，这部分国民党增援部队还不知道钱大钧战败的消息，可见当时的通讯有多差。
壬田、会昌两战，虽然以暴动部队的胜利告终，但打得都是击溃战，自己损失也不小。尤其是两支部队中带头冲锋陷阵的共产党员伤亡更大，战斗力和对部队的控制能力受到削弱。
两次战斗还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能力太差，几乎被钱大钧各个击破。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谁也知道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怠惰迟缓而并未按照实行，甚至遗（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这样如何能说作战？”
刘伯承意见确实切中要害。可惜的是，包括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在内，谁也没有能力克服这种弱点。在随后的几场关键性战斗中，叶贺两部的统一指挥和协调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也是导致后来南昌暴动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仅叶贺两军协调不好，贺龙第二十军内部团结也出了问题。
贺龙老班底的旧系军人与周逸群为首的新派军人之间，矛盾越来越激化。旧军官排挤新军官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是第三师新建之后，师长周逸群经常请周恩来、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讲课，政治工作开展比较好，贺龙在大会上表扬了第三师，引起了第一和第二师旧军官的不满。
贺龙手下的两位师长贺锦斋和秦光远要求加入共产党，也被视为政治投机而未获得通过。前委在瑞金只批准了贺龙入党和郭沫若重新入党。8月27日，前委在瑞金城内的锦江学校，为贺龙、郭沫若两人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思想有隔阂，作战行动上必有表现。
在会昌之役中，秦光远迟迟不肯发兵，几乎使周逸群的第三师全军覆没。周逸群对秦光远意见非常大，在后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专门提及此事时，还愤愤不已。
·5·
在瑞金期间，令人沮丧的消息一个接一个。
由于南下部队与中共中央联系彻底中断，得不到任何具体指示和帮助。
从城内缴获的上海报纸得知，张发奎已经公开表态反共，各省国民党“左派”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南昌暴动。各省军阀用国民党政府名义封闭了工会和农会，南昌暴动并没有出现预想的一呼百应的情况，社会上还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居多，沿途农民对暴动部队的冷漠态度也出乎意料。
革命委员会在瑞金制定了政纲，期望能取得工农群众的支持。
农民问题的焦点在土地问题。罗易在暴动两月前曾经批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主张不坚决”，因为共产党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罗明纳兹到武汉后，中共中央拟好了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秋季进行抗租减租运动。罗明纳兹赞成，提出农民运动应以没收土地为重心。南昌暴动后制定的《农民解放条例》，提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但这个条例无法落实，来自广东的士兵们私下里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广东超过两百亩土地的地主很少，根本满足不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在瑞金停留期间，革命委员会决定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加亩数限制。对于被没收了土地的小地主，由国家发给有息不还本的债券，相当于赎买。这种土地政策基本上就是空中楼阁，恽代英当时就提出质疑：“土地都已有人耕种，没收后还是原佃耕种，哪里还有田分给无业农民及士兵？”
比较而言，关于维护工人利益的措施通过十分顺利，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因公伤亡抚恤、失业保险、女工童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休息等等。但这些措施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因为根本来不及发动工人。
在瑞金也考虑过公开打出共产党旗帜的问题。但出于避免帝国主义干涉的原因，一直仍然沿用南昌暴动时的“国民政府”的名义，只是在政府中增加了一些工农分子。
由于金钱已经陷入短缺状态，在瑞金开始了对地主家存粮的无偿征发，但还是解决不了大军的军粮供应，加上广东东江农民在翘首以盼，大军必须开拔了。
会昌攻坚战的硬碰硬，使得前委不得不在瑞金更改南下计划，将原定由瑞金——会昌——寻邬进入广东东江的计划，改为走福建的长汀、上杭入东江，这条路线原本是苏联顾问纪功提出而被前委否定的，现在不得不重新启用。
原来那条从会昌经寻邬去东江，是一条在南昌就已经决定的路线。这条路线在江西境内几近是一条垂直向南的路，出了江西省境直接进入广东省，再转向东南方向，经梅县向东便是东江。但会昌之战钱大钧虽败，会昌附近的洛口仍然驻扎有国民党的重兵约七千余人，他们背依广东不忧退路，虎视眈眈。前委希望这股敌人放手一战，可这股敌人却狡猾得很，采用“吸附”战术，既不决战又不脱离接触，看样子是准备尾随叶贺主力进入广东，找机会前后夹击。
为什么国民党能在叶贺主力南下途中预伏重兵，层层堵截呢？难道国民党能未卜先知？正在前委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瑞金看到的报纸上发现，由会昌经寻邬进入广东的这条老线路已经公开见报，无密可保。原来陈裕新叛逃之后，作为晋见之礼，早已经向国民党当局和盘托出了共产党部队南下的路线，所以国民党能够预先调兵堵截。
因此必须改道。主持参谋团的刘伯承最先转而支持改变路线，从瑞金向东进入福建西部的长汀，从长汀折向正南的上杭，然后跨入广东境内，绕过梅县（梅关）即可到广东大埔，然后便可直趋东江。这样不仅能甩开洛口之敌，而且也能避开沿途国民党军设下的重重埋伏。
有人担心临时改变路线，会不会与中共中央当初制订的南下路线相矛盾？
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广东东部分为东江流域和韩江流域，东江流域以惠州为中心，俗称惠属；韩江流域包括潮汕和兴梅地区，俗称潮梅。人们习惯把惠属和潮梅统称为东江地区，因此暴动部队如果不取惠州而走梅县和潮州，虽然有讨巧之嫌，但仍然没有改变中共中央最初制订的去广东东江发展的战略目标。
有人又担心会增加行军的路程。刘伯承经过仔细测算，认为除去从会昌折返瑞金的路程之外，经福建进入广东增加不了多少距离，差不多都是八百五十里。而且走新的路线还可以利用汀江的河道之利，顺水而下，辎重和伤员的运输问题可以解决。而从会昌经寻邬去东江，走的都是山间小路，在征集不到挑夫的情况下，枪械、伤者均无法运走。
走新路线还有经济上的好处。此时正值秋收，部队不仅可以得到较为充足的米粮供养，而且福建长汀、上杭比江西寻邬富裕得多，可以搞到现洋分给战士们当做军饷。福建西部国民党军的兵力薄弱，用刘伯承的话说“真可谓无主之物”，大军过境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再就是补充兵员问题。出了南昌之后，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部队减员很厉害，沿途人烟稀少，农民大多逃亡，根本得不到补充。只有尽快到达东江，兵员才会得到补充。
当然，走这条新路也有不足之处，就是要放弃刚刚浴血奋战拿下的会昌，部队需要掉头向北返回瑞金，这在感情上有点难以接受。但利弊相权，利大于弊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部队离开江西瑞金，经福建长汀、上杭入广东，经大埔、三河坝，向潮汕地区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