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君子立志，有以民众为同胞，并奉献出民众需要的物质财富的胸襟气度。有对内振兴民族，对外开创博大业绩的雄心壮志。这样奋发有为，才无愧于父母生养恩情，不愧为人世间最崇高的人。所以，值得他忧虑的是事业成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是不修道德不精通学业。因此，当社会腐败，坏人顽固不化就忧虑。外敌入侵，干扰人民就忧虑，小人当道，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就忧虑，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惠帮助就忧虑。这就是常说的忧国忧民、怜悯贫弱的优秀品质，是君子们担忧的大事呀。至于一人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荣辱得失、地位、名誉等，具有壮志的君子是没闲工夫去忧虑伤神的。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译文
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三项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今，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译文
成年累月地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当然能大有长进，不会停息。人生惟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一道，也曾苦力探索，却终无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无间断，就觉得字有长进，可说日新月异。可见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了，就像种树养禽一般，天天看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尽力前进，坚持不懈，不过一二年工夫，自然有无形的长进。言语沉稳，举止端重，则品德性情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曾氏体悟
人生来世，纵横天下，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欲成大业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干方行。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日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之成功者莫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
治学之道，最紧要的是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学问长进得越快。
治学，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要明白学问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学问好比金字塔，基础越深越博越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精、尖。
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同时，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依赖于不俗的才学，一个人就可以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受到后人的敬仰。
曾国藩一生成就，可以说都是在砺志中，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取得的。而曾国藩的家书，是其毕生奉行“砺志”的生活最为可信的实录。在他这数千封家信中，他以亲切的口吻、流畅的文笔，真实地表达了在砺志过程中的成功、失败、得意、困惑等种种感情。
人们可以从这些信中，具体地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一身居高位者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悌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上对皇帝、上司以及同级、下级都能通权达变获得成功。他的这些故事，生动有趣，更有价值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包含的许多道理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很有意义。有人说，它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一部正直、严肃地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应该说，这些家书的最大的魅力在于诚恳。曾国藩一生以“砺志”相标榜，在家书中，对待亲人，它的字里行间，更有一种真诚的热情在流露，其中，不夹杂着世间常见的虚伪和造作成分，这是最能感人的。在家书中有许多篇是曾国藩劝勉其弟弟的，之所以能不引起对方的反感，恐怕就在于这个“砺志”上。
砺志必须“用世”，也即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曾国藩和同乡好友刘蓉、郭嵩焘结为“湘乡三剑客”，互相勉励的事足以传为佳话。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被顺利地点中翰林后，更加助长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他的诗歌中，经常有抒发高远志向的篇章。他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自信地表示：“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在给亲友的信中，阐述得更为明确。如在给刘蓉的信中写道：“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也表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说，他要按着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来要求自己，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人生智慧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古人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进行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古人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
如果说，在古人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也是同古人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美德紧密相联的。
“砺志自强”是道德修养的起点，也是其内在目标和精神动力之所在。这里讲的“志”，也就是一种道德理想。
古人指出：“志当存高远”。又说，“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之“志”，价值都是一样的。同时，即使是高远之志，若只讲不做，徒托空言，并不能成为德行，只有躬行践履，高远之志才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对理想人格的不倦追求。所以从道德上讲，“砺志”实质上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自我超越的品性。正是这种精神和品性，数千年来激励着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伟大民族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一大批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志士仁人，因而也展示了我们民族无限的智慧、生机和活力，成为今天每一个炎黄子孙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历史依托和精神上的鞭策。
一个人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意料是否会失败，成功的人固然有，失败的人也不少。因此，一个磨练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必须有木石一般坚定的意志。志者，心之向也，气之帅也。有志者，事竟成。要在躬行践履也。居贫穷而志不改，处危难而志弥坚，遇险阻而甘苦饴，报国复邦，建功立业，或闻鸡起舞，或卧薪尝胆，志存高远。
中国古代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在《孟子？告子下》一文中这样写道：“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仲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里所举的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圣贤将相，都是从种种不同的人生苦难中脱颖而出的，有的从事筑墙、贩卖鱼盐等古代所谓“贱业”，有的作了奴隶，有的沦为囚犯，经受过许多苦难。他们的成功，当然有乘时借势的机遇，但主观的坚忍不拔也是重要原因。孟子认为艰难的境遇可以振奋精神（“动心”），坚定意志（“忍性”），增加人的能力（“曾益其所不能”），他把人生苦难说成是上天要委以重任的前兆，真是精彩绝伦！
苦难既是一种前兆，也是一种考验，它选择意志坚韧者，淘汰意志薄弱的人。要达到奇伟瑰丽的人生境界，要成就任重道远的伟业，必须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极其坚忍的品质。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道运行，一往直前，强健不息，君子效法它，因而自强不息。在人生的旅途中，许多人都拿自强不息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激励过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2崇俭鄙奢，以和为本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