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盛极一时”。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薛福成把这些人才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划者”，这有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何应棋、郭嵩焘、邓辅纶、李鸿裔、钱应博、陈鼐、许振、向师埭、黎庶昌、吴汝纶等。第二类是以他事从曾国藩“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这有左宗棠、彭玉鳞、李云麟、罗萱、李鹤章、李翰章、陈兰彬、李榕、王定安、陈士杰等。第三类是因学问渊博而在幕府中做宾客，平时讽谏建议，来往没有规律或是招纳到书局，并没有具体委以公职的人，这有吴敏树、吴喜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复燮、曹耀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诚、李善兰、汪士铎、华衡芳、徐寿、戴望等。
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这有冯俊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墀、何源等。薛福成仅录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实况，实际上幕僚达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轻的工程技术专家徐建寅，为曾国藩筹办军械工业组织并带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的容闳，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内。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就。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经学家。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来在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郭氏与薛氏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慎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牦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材必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慎用”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量才录用”。曾国藩对人才的使用极为谨慎。他认为行政之要首在立法与用人二端。而他生当末世，主要使命是“扶危救难”，维护旧制度，基本上无“立法”之责，而其事业之成败利钝，也就主要在于用人得当与否，故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着力之处”。为用人得宜，不致因用人不当而愤事，曾国藩对人总是反复测试、考察。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
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
人生智慧
自古以来，任何领导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善于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礼待人才，并且大胆使用，因才授职，尽其所长。因此，善于知人用人，是君王将帅能成其大事大业的核心。
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在一个人身上，往往优点与缺点共存。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在于会用人，发挥他的所长，避免他的所短，这叫做“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作为一种领导艺术，就要本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原则，不因为一个人有些缺点和过失而使人才失之交臂，不要让人觉得怀才不遇，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中没有过失呢？所以古人知道用人不求其备，论大功不录小过的道理。伍子胥对陈惠公说：“用他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那么，天下的人没有不能用的。”柳宗元也说过：“大玉上的瑕点，怎么可能损害它的光泽呢？”
鲁国季氏的家臣仲弓，有次问孔子如何管理好政事，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就是说，要引导官吏，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良的人才。
为什么要“赦小过”呢？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对有小的过失的官吏不能赦免、宽恕，那就难免使人觉得世间没有什么贤才可用了。大体说来，苛求小过有三害。
其一，“一叶遮目、不见泰山”。鲁迅先生曾说：“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事实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从古到今都没有尽善尽美的大成至圣。
司马光认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意思是，如果用小的过失掩盖其大的美德，那么，朝廷就没有可以用的人了。所以，在挑剔的人眼里没有贤才，其所看到的都是人的缺点，而无优点，“一叶遮目，不见泰山”，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历史上的刘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大人物，对下属从不拘泥于细节，因而他们能成就大事业。由此可见，领导者如何能以小节小失来评价一个栋梁之材呢？对下属的短处与缺点不妨假装糊涂，自然会取得事业的成功。
荀况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对别人过于苛求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别人的帮助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
其二，不辨忠奸，冤屈贤良。贞观四十年，魏征上疏唐太宗说：任用大官，如果追究他细小的过错，那么，刀笔之吏就会顺着皇帝的旨意推波助澜、舞文弄法，致使大官冤屈成罪。大臣自己申辩吧，就认为他心里不服；不申辩吧，就认为别人说他犯的罪是实。面对这种情况，进退两难，不可以周全，便企求免遭祸害。大臣侥幸免了罪，欺诈的言论便会发生，于是，矫情虚假就形成不良风气，国家也就不可能得到好的治理。
其三，不利于从政者发挥特长。当政者对下级官吏求全责备，下级官吏为了避免受到苛责，整日提心吊胆，将精力大多用于防止小过，以保全其身之上，以致根本没有机会充分展示其特长，达不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效果。
明成祖时期，为避免海寇袭扰，陈规定天津卫的运粮船只必须同时出发，结队而行。1406年6月，有30多艘船比同队海船晚5天出发，但同日到达目的地，也未受损失，陈主张处分押运的官员，明成祖则说：“姑宥之。”又说，“凡用人者，录功而略过，则人奋于功，若计过而略功，则救过之不瑕，何瑕懋功哉？”明成祖的意思是，姑且原谅他们。大凡用人，记录功劳而忽略小过，那么，人就奋力立功；如果计较过错却忽视功劳，那么，人们时时刻刻为了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又哪来时间立大功呢？不难看出，不赦小过，其害非浅。
有此三害，治政就得不到好效果。所以，“成大功者不小苛”，“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意思是说，对于立大功劳的人，不苛求他的小过失；对有远大谋略的人，不追究他的短处；对有高尚德行的人，就不指责他的小毛病。只有这样，才能招揽天下贤达之士，以兴治国安邦之计。
清世宗说：“赦小过，举贤才，为政之体当如是也。”又说，“知识短浅之过，朕自然宽恕，加之教训，但必须知过必改……”意思是，“赦小过，举贤才”是为政的主要方面之一，由于知识缺乏而犯的过失，自然会受到宽恕，只是要加以教育训导，使之知过就改。也就是说，对于犯小过的人，“宜教而勿逐”。不仅要赦免一个人的小过，而且要帮助教育他改正，这才是真正爱护人才的做法。
在使用人才时，要识大体、看主流，苛求小过，有时无异于打击人的积极性，而“赦小过”，实质上是一种最起码的激励方式，是对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最根本的肯定和认可。
孔子曾经说过的“先有司，赫小过，举贤才”，其意不正是说，金无赤金，人无完人，选用人才要看大局的吗？4势不用尽，否极泰来
原文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屯”也者，“”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