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和文明之间的对抗已经过去很久了，当这样一个傲慢的诗人与不幸的哲学家出现在宁静的历史中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审判已经开始了，尽管所谓的历史对于尼采而言是不屑一顾的。这些同样为他所不齿的普通百姓、底层人民已经用一种我们早已熟知的宽宏大量为死者作了定论，而这种定论恰好能够被看做是一种对他的报复。他们承认尼采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却把他的哲学思想视为一派胡言，而他们认为这类胡言乱语最多也只能让听到的人耸耸肩膀而已。他们故意不去理睬尼采的思想，反而去赞美尼采的个人形象。尼采这个离经叛道者试图对一切存在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对世间的一切清规戒律进行摧毁，但结局却是他的思想只是被敷衍性地写在了《收获》或是其他为年轻人而编的选集内的那么几页里。德国的批评家们普遍认为，他比叔本华甚至歌德都要出色。
就像福斯塔夫评价的那样，尼采教会了德国的散文家如何成为世界级散文家中的一分子，他使得原来德国散文中层层堆砌的笨拙句子由此变得短小、简洁、明快。民众们有着很敏锐的直觉，他们可以欣赏尼采那种真正的具有大师风范的文风。尼采写信告诉彼得·加斯特说：“我们必须让德国音乐都变得‘地中海化’。”毫不夸张地说，他甚至“地中海化”了整个德国文学的文体风格。那些他所师从的法国能工巧匠们，比如拉·罗什福科、伏尔泰和司汤达，造就了他笔下那种峭拔、绝妙的句子。然而总有些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尼采在更深的程度和更广的范围内把这种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尽管尼采对浪漫主义瞧不上眼，可他是一个具有天赋的诗人和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富于创造力的意象、隐喻、象征和神话总能掀起汹涌的波涛，从不曾停歇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正是这两种倾向自发地要求他用格言警句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种创作形式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每一页纸上狂欢、舞蹈着。尼采具有一种所谓的“居心不良”的洞察力，这种“居心不良”不是让他耗费工夫去遮遮掩掩，而是令他能够表达得更加简洁明快。德国批评家们把海涅对席勒的描述用在尼采身上，反而更加恰当：“思想通过他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头顶葡萄树叶，挥舞着手杖，像酒神一样狂舞的形象。这是一种醉醺醺、有些模糊的思想。”也许尼采把他自己个性中的许多方面都想得太好反而显得不够理智与清醒，但是在语言方面他并没有对自身过分夸大。“在路德和歌德之后，”在给罗德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还有待于跨出第三步……我想，我已经通过查拉图斯特拉让德语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对于这样一个狂妄得近似追求虚荣的人，德国文学界至今为止都没有说过“不”。由此可见，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不可动摇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们又是如何评价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的呢？霍夫丁承认他具有某种较高的“征兆性价值”，可是仅此而已，并无其他。尼采的作品当中上演着充满悖论、生机盎然、激情勃发的现代性思想，具有戏剧的特点，这些狂暴的思想互相冲突、互相碰撞。然而很不幸，它们没有找到出口。M·阿尔弗雷德·富耶在其著作《尼采和非道德主义》中把尼采与那位最显赫的“现代性”思想家居友进行比较，得出一堆正面论点和反面论点，肯定的部分和否定的部分互相抵消掉了，其结果看上去显然就像是零。事实上，与其说尼采是一个有条理的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个狂热的直觉主义者，这是因为他几乎不在消除自身思想的自相矛盾上下工夫。他作为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就对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发动了猛烈攻击，他认为就是这种理性主义使古希腊蓬勃的生命力消逝了。人类的预言家从来都不作论证，很明显尼采就是属于先知、预言家那一类人。海因里希·冯·斯坦因把自己的处女作命名为《诗性哲学论》，他就是用其老师的思想方式在说话。
叔本华的书早已暗示过尼采，解开生存谜底的那把钥匙在于意志，而不在于理智。可尼采故意抛弃了理智，同时被抛弃的还有善与恶、原因与结果等范畴。启蒙精神告诉他现象伪装下隐藏的不是理性而是意志抗争，这种意志像老俄狄浦斯一样盲目而又可怕。但是最后尼采还是抛弃了叔本华和悲观主义。他用“一种乐观的情绪去解释”生命意志，但这种意志隐藏于另一种神秘的强力意志之中，同时变得更加晦暗不明、更加嫌恶有害。问题是能不能找到一种乐观主义的根基，一条通向和谐的线索，通向我们所知道的真实存在的韵律和模式。也许尼采具有个人特点的思想就是这样诞生的。宇宙不是意志的一种现象，而是艺术的一种现象。
“在我那本关于瓦格纳的书的前言里，”1886年，尼采这样写道，“我已经把艺术，作为人类基本的形而上学的活动，而不是道德；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又用不同的形式重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应该把世界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表象。”这样的解释对于这位乐观主义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有利的。既然世界可能是糟糕透顶的一个世界，同时又可能是相当精彩的一幕悲剧，那么残酷、忧伤、灾难就再也不能使他感到沮丧。这位抒情诗人和迷乱的哲学家后来又写道：“也许，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应当按照标题音乐归类。”这两段话，连同其他上百页的文字，写出了作者所创作出的艺术氛围。我们要面对的不是一个详细对某种体系进行阐述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对启示进行宣讲的预言家：尼采并不是基督教的维护者，而是新异教的神秘主义者。
如果更深地接触到尼采的书，我们就会对他的论战性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置之不理。它们是一团永恒燃烧着的野火，尼采用它们来焚烧他曾经崇拜过的东西。它们是他的高傲、独立的精神见证，或者人们愿意把这种独立称为残酷的孤立。这是他灵魂里的先天气质。“没有人愿意听他的，他不是人类中的一员。”尼采这样描述叔本华，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表达的恰恰是他自己的理想和实践。那些带有侮辱性话语的小册子被尼采视作是一种解放方式，尽管这并不是一种让人感到幸福的方式。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似乎也并不喜欢它们；他强烈地渴求能够摒弃掉自己灵魂中的仇恨和否定，而把它们提升到一个重要的肯定价值上去。“我曾经是一名斗士，”查拉图斯特拉声称，“为的是有一天我能够腾出双手去礼赞生命。”“临死之前我会把我所有礼物中最珍贵的一项奉献给人类。我从太阳那里懂得了这个道理，当它沉落之际正是它的光芒积淀得最为丰富之时。太阳从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中把纯金般的光芒投向了大海，以至于最卑微的渔夫也能摇起金色的船桨。”在这里，靠说话表达思想的不是强力意志，而是那种更为古老更为神圣的文明源头——爱的意志。
可是如果尼采确实具有这样的灵感，人们甚至也愿意引用他对勒南所说的话来形容他自己：“他在爱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尼采具有的傲视群伦、令人相形见绌的天才气质是使他变得虚荣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他的批判性的作品背后，没有幽默，也没有对事物形成完整的观点，它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而且就某种心理倾向来说，查拉图斯特拉与其说是阴沉邪恶的，还不如说是逗人发笑的。
没有什么比《一个心理学家的露天学校》中的一些描述更加恰如其分了：“塞尼卡、英勇的斗牛士……卢梭，在不道德的自然主义中回归自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令人受伤的洞察力。” 当他告诉我们人类真正的堕落就在于救赎，当他攻击的矛头直指人们生活的避难所的时候，当他对反女权主义的强调达到一种极致，甚至于完全超越了以路德的《席间闲谈》为典型代表的粗俗的德国传统的时候，人们对他所能做的最好怀念就是要记住他注射了太多的氯醛。不是每一个喇叭都会吹奏尼采的音乐，但是每一个超人都应当知道这种音乐，而且还应当知道大无畏的查拉图斯特拉讥笑保罗，还有赫伯特·斯宾塞，被他视为眼中钉的不仅仅是马太福音，还有马克思主义。也许在这些国家里，尼采思想的崇拜者们最感兴趣的正是他思想倾向的这些方面。
这个思想暖昧的预言家究竟信仰的是什么？正如尼采自己所说，他追求的是“生存的标记”。他的亲身经历告诉自己，生命的特征达到最顶点的时候将会焕发出令人难以想像的活力。生命的流逝过程变成了突如其来的狂喜和陶醉。关于这种为艺术家、情人和圣徒所体验过的令人陶醉的心境，他曾写过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散发出一束奇特的纯净之光。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公正地批判了那种没有调节什么东西的机械调节论和那种并不适应任何东西的机械适应论，那种被达尔文、斯宾塞和所有英国学院通俗化了的一整套对生活的外在阐释。
生命个体是具有生命强力的源泉，不是自然选择中无关紧要的环节，它们源源不断地向外散发出生命的力量。“生命就其一般方面而言不是空乏和贫穷，而是丰饶、富裕，甚至是一种荒唐的奢侈。”跟学究们一样，对尼采而言，去作自我运动的中心才是真正的活着。跟实用主义者一样，尼采主张生活应当居于首位，而不是思想。然而这种意识的紧张状态，这种狄奥尼索斯似的迷狂只是一个基础，还不能算是哲学。哲学，或者至少道德哲学，始于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存在。你自己的迷狂和扩张的自我与其他人的同样迷狂同样扩张的自我尖锐地冲突，这就成为构建人类个体之间关系的必然法则，跟道路上的交通规则产生的基础一样。那么个体自身的自主力和生命强力的源泉是通过爱的渠道还是通过强制力向其他人扩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