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卖不上价的。有家杂志向朱湘索稿，他答应了，但要求四元一行。结果，那位索稿的编辑就不要他的诗了。有的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长期不寄稿费，他也不催，更别说上门去讨了，倒头来只能是自己吃亏生闷气。失业的生活很不安定，心境也因此很差，为了生计又不得不写，写了又无处发表，积下了数种诗稿，放在妻子的身边，找不到出处，只能被束之高阁。
在失业的一年多时间里，朱湘一直在京沪两地间奔波，希望能谋到一份固定的职业，杭州、天津、武汉等地有他的同学和同事，他也去了。
1932年的秋天，朱湘来到武汉谋职，住在汉口码头旁边一家三等小客栈里，已是身无分文。他每天除了吃两碗面，便只拥着一床薄薄的毡子蒙头睡觉。饭吃不饱，又付不掉房钱，走不成，住不得，真比死还难受。走投无路之际，朱湘想到了他在安徽大学的同事苏雪林，她已从安大调到武汉大学，他便向她伸出了求助之手。手心向上借钱，对任何爱面子的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尤其是对一向自视很高的诗人朱湘来说，更是令他感到羞耻的事。他在信中借口途中被窃，旅费无着，请求通融数十元。信发出后，朱湘仿佛盼救星似的，屡屡问茶房有没有武大的人来找他。苏雪林接信后到旅馆一看，朱湘的容貌憔悴，服饰邋遢，她真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当年在安大趾高气扬的诗人。毕竟同事一场，苏雪林没有计较朱湘当初对她的不恭，如数付给他所需的路费。
第二年的10月，朱湘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他再一次来到武汉，又去武汉大学拜访了苏雪林，以求能找到一点让他担任的功课。武汉大学的教授由教授委员会聘请，私人引荐没有多大用，再说当时也不是更换教授的时节，所以，朱湘的希望是无望的。
其实，朱湘有清华同学在武大任职，还有一个哥哥在武汉做官，若求他们，兴许可以解救他于危难之中。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直不去求他们帮忙，而只是去找帮不了他大忙的女士苏雪林。这可能是他不愿让官场上的得意之人看到他的落难而因此更加得意。他以为，求苏雪林这样的文人，有一个“文”字相通，可以获得同情和理解。朱湘的这种心境，在他给他的留美同学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柳无忌的信中，有过真实的坦露：
在这个各大学已经都开学了，上课了许久的时候，才来托你，不用你说，我还有不知道是太迟了之理么？……我能不能教书，我们也同学过两年，你无有不知道的。现在才来托你，自然是嫌迟；我不过是对于我自己尽一分的人事罢了。能否有位置，有钟点，学校方面肯否找我去教，这些，不用你说，我也毫无把握；不过，既然生了，又并不是一个不能做事的人，也就总得要试一试。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也便可以问心无愧了。
无故的，忽然向了你说出这一些感伤的话，未免太煞风景；你也是一个文人，想来或者不会嫌我饶舌。就此停下……倘若，不论有指望没有，你能给我一个回信，那是我所极为盼望的。
类似这样的信，朱湘连连地寄给他的同学和同事，但都无下文。
1933年10月6日，朱湘由北平南下路过天津，特意到南开去看望柳无忌。两个老同学自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分别以后，五年没有见过面，虽有书来信往，略知各自的近况，但一见面，柳无忌仍然为朱湘的精神状态吃了一惊。柳无忌留朱湘吃了一顿午饭，下午在英文系为他安排了一场演讲，四十多位同学济济一堂，出于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大家对他的演讲报以极大的热情。朱湘讲的是中国新诗的派别、趋向及其成就，热情洋溢地朗诵了好几首个人的诗作，又当场回答了同学们诸多关于诗学问题的提问，产生了极好的效果，给南开英文系的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南开的这次演讲，是朱湘在失业之后过得最愉快的一个下午，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发挥他的才华。他是多么渴望重返大学讲坛，把他的学识奉献于中国的教育，把他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多年的收获奉献于中国的文学，然而，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他的一席生存之地，失业的痛苦正在一步步地把他逼向绝境。
朱湘的求职心情之切，那是外人所难以体验到的。求不到职，饥饿每天都在威胁着朱湘。他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为了糊口，就接连地把妻子寄给他的棉袍、皮袍送进当铺，他已经连御寒的衣服也没有了。柳无忌找同事给朱湘凑了一点路费，朱湘由天津抵达南京，然后乘船去上海，钱又花光了。他搭上了船，却没有钱买船票，挨到上海以后，茶房不许他下船。他好说歹说，茶房才同意他把行李押在船上，跟他一齐上岸找钱来赎。朱湘带着茶房来到赵景深家里借钱，这才摆脱了一场无地自容的尴尬。天气实在太冷，走出赵家，朱湘冻得受不了，又折回头去向赵景深借了五元，买了一件棉袍。
一次次扑空，一次次失望，朱湘被失业的包袱压得透不出气来，他的精神渐渐接近崩溃的边缘。
情殇朱湘三岁那年，母亲因病离开了他；十一岁那年，父亲也跟着离开人世。他是由哥哥养大的，却因为彼此年纪相差太大有些隔阂。可想而知，他的童年该是多么的孤寂，更别谈凡人享有的慈母父爱了。后来，他便开始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渐渐在当地文坛有了些名气。这时，一位女子的出现，搅乱了朱湘平静的读书生活。她便是两年后成了朱湘妻子的刘霓君。
其实，他俩是由双方家长指腹为婚的，按理没有感情基础可言。从懂事起，朱湘便极力想摆脱这场包办婚姻。父亲去世后，他才在去清华上学的空当躲过了这次“劫难”。在北京，大哥前来探望他。兄弟两人就一阵客套的寒暄起来，突然发现了站在角落里的刘霓君。刘霓君大胆地望着朱湘，叙说着她在报纸上读到的朱湘的诗歌，言语中流露出崇拜和爱意，但是朱湘打断了她的话。因为，她已惹怒了他。
朱湘断然离去，只留下旅馆里的刘霓君，独自伤心哭泣。回到学校后的朱湘把摆脱这桩包办婚姻的希望，寄托在了赴美留学上，他认为，离家远了，时间长了，刘家便会自行解约。但就在这个时候，清华学堂里贴出了开除朱湘的布告，而此时距离留美仅剩半年的时间。他因为抵制学校早点名制度长达27次，受到这一处分，也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离开清华，朱湘来到上海，不久，在大哥的口中得知刘霓君也来到了上海。大哥告诉朱湘，刘霓君的父亲不久前去世，兄长独占了家产，她只能一个人跑到上海来找工作，希望自己能养活自己。这个信息激发了朱湘的同情心，他觉得不管婚事成与否，去看望一下刘霓君，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3年冬日的一天，整个浦东在外滩西式建筑群的映衬下，显得破旧衰败。朱湘穿过由几间旧房构成的厂区，来到了离厂房不远的一排工棚区，这是纱厂的洗衣房。一看刘霓君在这个洗衣房洗衣，还有低矮的厂房和各种气体冒出来，他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两人见面，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刘霓君冷淡地对朱湘说了声：谢谢你来看我。但朱湘却一个劲地摇头，她只好慢慢转过身去，低着头走回了洗衣房，消失在白腾腾的雾气里。
这一刻，朱湘在与刘霓君的婚姻问题上，开始动摇了。黄浦江的江水在寒风中静静地流淌，朱湘向刘霓君表示，愿意接受这份由旧式婚姻演变而来的爱情，他在安慰刘霓君后，快步拉着她离开纱厂宿舍，并决定与对方结婚。从厌恶到同情，从同情到相爱，朱湘的情感世界发生了彻底地逆转，以至于爱到至深。然而，这场戏剧式的婚姻，在若干年之后，因为生活的贫困而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结婚后第二年，朱湘留学美国，但因为无法忍受外国人对自己的歧视，频频转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
在这期间，朱湘给妻子刘霓君写了100多封情意绵绵的书信，寄托自己的异国相思之苦。留学生活进入第三年后，因为经济拮据，他未能完成学业，在1929年8月回国，回国后担任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但不久后因为学校经费的问题被迫辞职。这时候，朱湘与刘霓君生下了两人的第三个孩子，取名再沅。由于失业，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因为小儿子的夭折，刘霓君开始怨恨丈夫的无能，夫妻关系逐渐恶化。之后朱湘开始辗转漂泊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由于性情孤傲，得罪了不少人，谋职四处碰壁，只能依靠写诗卖文为生，可最后，连诗稿的发表都越来越困难。到了1933年的冬天，朱湘穷困到只剩一堆书籍和自己亲手写下的诗稿。
刘霓君见朱湘整日守着诗稿无事可做，便托朋友帮他找了一份工厂里的临时工作，但遭到了朱湘的拒绝。只会写诗作文的朱湘，因为把诗歌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因而与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之间，矛盾越来越深。
从此，朱湘步入他生命中的最为凄惨的最后一段岁月。
从安庆到朱湘的老家太湖百草林只有百十公里路程，他的四哥朱文庚少时从湖南回老家，继承了全部家产祖业，拥有数千亩良田，靠雇工收租过着小康的日子，生活相当安逸。在安大辞职以后，朱湘完全可以把太太刘霓君和孩子送回老家，靠四哥的帮助暂时过渡一下。这样，他可以从容地再去谋职，即可减轻许多压力，也可省去很多烦恼。然而，虽是同胞兄弟，他也不肯回去吃“嗟来之食”，而是把太太送回了湖南长沙的娘家。
作为孩子的父亲和妻子的丈夫，朱湘很不称职，严格地说，他不配享用这两个名分。他最最钟爱的是诗，而诗给他带来的则是贫穷，从结婚到当教授，他都没有给太太和孩子创造任何幸福，并且很少想到他们的饥寒温饱。相反，太太和孩子却因他受尽了人间的磨难。
留美之前，朱湘和霓君有一次生气吵嘴，他失手打了她，她被逼无奈回了娘家。他还好，连忙赔礼，哀求她原谅，绝对是真诚的。到美国以后，他在信中向太太解释了他发脾气的原因：“我受了外面的气，负了一屁股的债，又要筹款留学。”霓君原谅了他，带着孩子在国内，无依无靠，四处漂流，时而寄居在她妹妹的婆家，时而在尼姑庵中借宿，娘儿们忍饥受寒供朱湘读书。
其实，朱湘对霓君是怀着满腔的深情的，他曾很动情地写信向她表白：“回国以后，我要作一个一百分好的丈夫，要做一个一百分好的父亲。”后来，他在美国写给霓君的情书编为《海外寄霓君》，书中充满了对家庭对朋友的爱，也充满了对国家对人类的爱。怎奈他无力摆脱经济的重压，因为经济，他提前回国了；回国以后，他在经济上并没有翻身，因而也就无法兑现他向霓君的承诺。
在安徽大学教书期间，霓君因事需回娘家几日，把儿女们托付给朱湘照管。他最小的儿子大病了一场刚好，又才断奶不几天，朱湘每日强迫他吃香蕉一枚，吃不下也要填鸭式地填下去，结果，这个婴儿因消化不良夭折了。这件事给霓君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朱湘因一时义气，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饭碗，彻底断了经济来源。失业后，他为了尽快谋个职业，南北奔走，四处漂流，今儿北京，明儿上海，行踪不定。家里入不敷出，老债未清，又添新债，他沦落到穷愁潦倒的地步，对妻小更是无力无暇顾及。霓君有苦无处诉，寄居在娘家忍气吞声，靠帮人做粗活维持她和孩子的生活。
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的清苦导致了家庭的不幸，谋职无望，家境凄惨，朱湘和霓君的感情已面临严重的危机，离婚的话题无可避免地被提上了家庭的议事日程。
朱湘在求职的路上接连碰壁，及至绝望之时，他终于“明白”过来了：是诗歌和文章误了他的前程，害了他和他的太太孩子。
“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点钟之内都在想着作诗，生活里的各种复杂的变化，我简直是一点也没有去理会；如今，总算是已经结清了总账。”（《致柳无忌信》）
朱湘所要结清的“总账”，就是要与写诗和作文彻底决裂。在与柳无忌分手之际，朱湘一再叮嘱他的老同学，叫他转告他们的另外两个同学罗念生和罗皑岚，劝他们不要专写文章。这不是一时的赌气，而是痛苦的醒悟，因为他坚信：做文章误了他的一生！
朱湘清醒地意识到，不能适应环境是他的致命弱点，他甚至对自己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他的生活只是一个失败，一个笑话，“我真是一个畸零的人，既不曾作成一个书呆子，又不能作为一个懂世故的人。（《我的童年》）”当诗人感到自己不能超越现实，而现实又令他痛苦不堪之时，他便认定，选择自杀这条路，是最好的解脱了。
1933年12月5日，在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轮上，朱湘倚着船舷，取出随身携带的酒瓶，一边饮酒，一边吟诵着海涅的诗。轮船行至马鞍山李白投江的采石矶下，朱湘纵身一跳，跃入长江，只溅起一圈凌乱的浪花，便被汹涌的江流吞没……船主从朱湘遗在船上的一口皮箱和夹袍内发现了他的名片，还有他太太的地址，当即给他的家里写了一封信。于是，刘霓君在第三天接到了丈夫的噩耗，诗人投江自杀的新闻旋即登上了京沪等地的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