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刻的盼望，他们逃离记忆的尸骸，躲进沙漠，只同悲伤和上帝做伴，将存在的现实抛之脑后。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改革对士兵来说似乎总能有特殊号召力。相较于其他人来说他们能更加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以及恐怖的一面。除此之外他们还明白，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士兵曾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将精神落伍者组建成简单团体的创始人，曾经是一名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军队中的列乓，叫帕肖米厄斯，埃及人。服完兵役后，他便加入了一小撮隐居者行列当中，首领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名叫安东尼。帕肖米厄斯远离了城市，同沙漠上的豺狗和平相处。可是，隐居生活常常会产生种种思想矛盾，引发一些可悲的过度虔诚，比方说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是废弃荒芜的坟墓里面度日（这让异教徒笑话，让真正信仰者悲伤），所以帕肖米厄斯决意将这个运动建立在更加实际的基础之上。如此，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奠基人。自那时起（四世纪中叶），居住在一起的隐居人士都服从一个司令官，把他称做是“最高统帅”，他能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长，将众多林立的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
帕肖米厄斯死于三四六年。在他去世之前，亚历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将他的修道院思想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成百上千的人开始借机逃脱现实世界，逃离它的邪恶与欲壑难填的勒索。可是，欧洲的气候与人们的本性不得不令创始人将宏图稍作修改。在严寒的冬天里，饥寒交迫的滋味并非像在尼罗河谷那般容易忍受。何况，西方人都很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又脏又邋遢的一面，非但不会给他们以启示，反而让他们感到恶心。意大利人与法国人扪心自问：“早期教会竭尽所能地做善事有何结果呢？几个信徒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住着禁欲苦行，莫非这样寡妇、孤儿以及病人便就从中得益了吗？”西方的头脑一定要将修道院体系改得合理一点才行，这样的革新住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纳西亚镇人功不可没。他名叫本尼迪克特，通称圣人本尼迪克特。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可是这座城市让他的基督心灵弥漫着恐怖色彩。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到一座尼鲁时代的古老乡间宫殿里。他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美德的盛名在乡间很快传开了。愿意同他接近的人马上满天下，因而隐居者蜂拥而至，多得能够建造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于是告别了土窟，成为修道生活的立法人。他建立规章制度，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发誓遵从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不要指望能游手好闲，除了做祷告和沉思以外，他们必须在田野里劳作。年纪太大无法农耕的，要教育年轻僧人怎样做一个好基督徒与有用的公民。他们恪守职责，在一千年中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将教育垄断了，中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这儿得到培养才能超卓的年轻人的准许。这样一来，僧人们穿上了体面的衣服，吃到了可口的食品和住上舒适的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这是他们应得的报酬。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说，最重要的是，僧侣们不只是逃脱现实世界与义务去为来世灵魂作准备的凡夫俗子，是上帝的仆从。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他们必须完善自己使其配得上这样的尊称，继而在宣播上帝王国的力量和荣耀中发挥直接积极的作用。在欧洲不信教的人中的初期传教工作已完成了。可为了不让教徒的绩效化为乌有，一定要得到老百姓与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
因而僧人们扛着铁锹与斧头，手捧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以及遥远冰岛的荒野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部分人只是道听途说的文明的信息。正是用这种方法全部教会的最高执行者罗马教皇激发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精神力量。注重实际的人能够得到扬名天下的机会，正如做梦者可以找到幽静丛林中的幸福一般，无任何白做的运动，什么东西都不允许浪费，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力量的增长。很快，倘若皇帝与国王不谦卑地注重基督迫随者的要求，就无法坐稳自己的宝座。获取最后胜利的方法，也很吸引人，因为它说明基督教的胜利是事出有因的，绝对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突发奇想迸发出来的盛大宗教狂热的结果。基督徒受到的最后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很奇怪，虽然戴奥里先并非凭借近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诸多君主中最坏的一个，可他却经受从古到今被召来管理人类的人所承受的苦难。事实上，连最基本的经济知识他都一窍不通。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一落千丈。
他毕生都从事戎马生涯，深深懂得致命的弱点就在于罗马的军事体制的内部，这样一个体制将边防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地的士兵，可这些士兵早已失去斗志，成为了悠闲自得的乡巴佬，卖青菜与萝卜给那些理应远远拒之于门外的野蛮人。戴奥里先改变不了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体制，为解燃眉之急，他组建起一支新型野战军，全部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经入侵就能够在几周之内奔向帝国的任何地方。这个主意的确很好。可是，正如一切带有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花销是非常庞大可观，要通过赋税向内地百姓身上搜刮钱财。不出所料，激发了老百姓群愤，大喊再缴钱就面临破产了。皇帝回答说老百姓误会了，并将只有刽子手才能行使了的权利赋予了收税官，可一切都无事于补，由于各个行业的臣民辛辛苦苦干一年，结果反而亏损，于是都将住宅家庭丢开，拥进城里或干脆当起了流浪汉。然而皇帝陛下却不想半途而废，又颁布了某项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意味着古罗马共和国进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他大笔一挥，全部政府机关与手工业、商业都变成了世袭制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当官，无论是否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就算有从事音乐或是典当业的天赋也要子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尽管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必须在船板上漂一生。在理论上苦力虽然是自由的，可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跨越一步，同一般奴隶命运无差别。要是谁觉得自信心很强的统治者可以或者能够容忍由少数人依照自己的好恶去遵循或反对那些行为法规和法令，就大错特错了。然而当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行径时应该记住，他已经进退两难了，还深刻地怀疑上百万计的臣民对他的忠诚，他们只知道在皇帝的光环下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却从来不替国家分担忧愁。早期基督徒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东西。他们希望世界随时会山崩地裂，要是在不足十年内花钱费时的文学成果也会被大火焚烧殆尽，为何还要做这些无用功呢呢？不过新教并未将预言兑现。
基督的故事（经百年的耐心等待之后）被人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也已经面目全非，虔诚的基督徒不辨真伪，不知如何是好了。因而，人们觉得有必要弄一本权威性的书，将耶稣的几个短传以及圣徒信件的原文整理成一卷。这就是后来的《新约》。书中有一章节叫做《天启录》，其中包括有关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与预言。自从罗慕路斯时代人们便知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确实小心谨慎地将那个城市称为他深恶痛绝的巴比伦，可依然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在书里将那座城市说成是“妓女的母亲”与“地球的污点”，饱浸圣人以及殉难者的鲜血，是一切魔鬼与邪恶神灵的栖身之地，是所有肮脏可恶的鸟类的巢穴，还有好多类似于这样的不敬之词。这样的言论能够被解释为是某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杀害的许多朋友，怜悯和怒火把他双眼蒙住了。
不过宣读这些言论作为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要每个星期都在基督徒聚集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觉得，它代表着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正情感。我并非认为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可是我们因为戴奥里先没有产生这样的热情而责备他也是不对的。可这并不是所有。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在罗马人中日趋熟悉起来了，它就是“异教徒”。最初“异教徒”的名字仅仅是用在那些愿意相信有些教旨的人，或称为“教派”。可慢慢地它的意思缩小了，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订立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义的人，用圣徒的话来说就是“异端”、“谬论”、“虚伪”和“永久性错误”的人。几个依旧抱着旧信仰不放的罗马人能够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那是由于他们仍隔膜在基督教之外，况且严格来说也不能解释他们的观点。相同的，《新约》中的某些话对皇帝的自尊也有伤害，比方说“异端邪说是可怕的罪恶，犹通奸一般、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体面，这里就不再说了。
全部的这些造成了摩擦与误解，继而产生迫害。基督囚徒又一次挤满了罗马监狱，刽子手将基督殉难者的数目大大扩大了，血流成河，却徒劳无功。最后戴奥里先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被迫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做罗纳的家乡，专心致志从事更加趣味的消遣——在后院种大圆白菜。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采取镇压的政策。反而，当他看到运用武力铲除基督教已无望，就致力于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的方法来博得敌人的好感。在三一三年，君士坦丁以官方名义第一次承认了基督教会。倘若有一天成立了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全部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只要是享有“大”字称号的，都需用特定的准则来权衡，那么其中站在“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法庭上需要审慎专研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君士坦丁皇帝。这个狂妄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大战场上挥舞长予，经英格兰的沃克打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他把自己的妻子、姐夫与侄子杀死了，还屠杀一些地位卑下的亲戚。
可是即便这样，因他在面临最危险的对手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慌地为得到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反而获得了“第二个摩西”的美名，亚美尼亚与俄国教会都将他推崇为圣人。他一生都是个野蛮人，即便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可就算是到他死的时候还企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预测未来。可是人们却记不住这些，不过是两眼盯着皇帝用来保证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与集会不受干涉”的权利的最为著名的《宽容法》。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四世纪上叶的教会首领都是实用的政治家，最终他们让皇帝签定了这个值得让人纪念的法令，如此一来从小教派的行列中基督教一跃成为了国教。可是，他们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对此君士坦丁的后人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想使出花言巧语的解数掩盖这些，可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赐予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向狄奥多西皇帝说，“把教会的所有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作为回报。同我站在一起，将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会同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在过去的二千年里，还有过别的交易。可是这样的无耻妥协从此让基督教大权在握，在历史上这种事情还是少之又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