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读书随笔(1)
“战国四公子”得失谈
之所以写这个题目，是追慕那个时代的一些风尚。虽然在那个时代，士并没有获得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那毕竟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时代，是一个士可以尽情施展自己才华的时代。感谢司马迁，以其生花妙笔为我们塑造了几位古代名士的人格魅力和卓异风采。
“战国四公子”是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把一些有着共同志趣和嗜好的人归类，冠以“四公子”、“七贤”、“八老”什么的，这是中国品藻人物的一个特点。这四位中，除平原君娶了信陵君的姐姐为妻之外，其他人并无亲戚关系，把他们放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志趣和嗜好。他们的志趣和嗜好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千百年来被人称颂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两个，一是养士，二是重义。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人文精神的史学家，司马迁欣赏“战国四公子”，并单独为他们写列传，但他对四人的评价是有高低之分的。在他的评价体系中，“义”是第一位的因素，所以他最欣赏的是信陵君，其次平原君，其次孟尝君，最后是春申君。
作为王室成员，出于统治的需要，当然要养一些士，但像四公子这样，一下子养数千人，而且可以不计一时功利，不计高低贵贱，礼贤下士，平等待之，这是比较难得的。这其中又各有特点。孟尝君最好客，平原君最贤，信陵君最义气，春申君最奢华。
一提“鸡鸣狗盗之徒”，大家就会想到孟尝君。只要有一技之长，哪怕是潜逃犯，都可以投到他的门下，以至于到了司马迁时，薛地还有很多的暴桀子弟，原因就是当年孟尝君招致天下的任侠、奸人等六万多家进入薛地。宋朝王安石批评他：“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平原君呢？同样是个对朋友很讲义气的人。当秦相范雎的仇人魏齐从魏国跑来投奔平原君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收留了魏齐。尽管秦昭王对平原君百般恫吓，他都不为所动。更极端的例子是，为了网罗人才，平原君可以当众杀美人。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到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 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
这才有后来的毛遂自荐，帮助他达成了与楚国的合约。但视女人如草芥的他，心理上是有问题的。让人最不可饶恕的是他还有好利的毛病。因为贪图韩国献出的十七个城邑，平原君蔽于韩将冯亭的邪说，利令智昏，结果激化了秦赵之间的矛盾，十七个城邑没得到，反而酿成了赵国四十万大军在长平被坑，邯郸差点灭亡的悲剧。这事要发生在别人身上，早就该杀头了，好在平原君是赵王的弟弟，竟然毫发无损。
在四公子中，交友最没有功利打算的当数信陵君。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不耻下交。从看门的七十老人侯嬴到杀猪的朱亥，博徒卖浆者毛公、薛公，都是他的朋友。而且他不像孟尝君、平原君那样，鸡鸣狗盗之徒也好，杀美人以求士也罢，都是为了最终从他们身上获取回报，信陵君不这样，他真的是把他们当朋友——尽管后来这些人也帮了他的忙，甚至以死相报。
信陵君的讲义气主要体现在窃符救赵这件大事上。南怀瑾先生以为不可。他说：信陵君窃符救赵，只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平原君，是一种私人的义气。而且不是国家元首发布作战命令，也是不对的。这一做法虽然与赵国有功，但对于他自己的魏国来说，就不算合理了。他把义做得过了头，反而变成虚伪。
我不以为然。当时的情况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遇上一个鼠目寸光的胆小鬼国王，正常途径走不通，大兵当前，信陵君除了偷符救赵，还能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吗？
明人唐顺之在《信陵君救赵论》中则分析得较为透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唐顺之认为信陵君的错误不在于偷符，而在于“名高震主”，使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就是失了名份。这一分析是立得住的。信陵君决非只是对平原君的哥们义气，而是有保存赵国也保存自己国家的大义存焉！
可惜，信陵君因此事而一直遭疑。在赵十年，秦使反间计。“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并且说他将南面而王。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就不再用信陵君做将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对信陵君深深的同情与理解。
既称公子，这四位身上难免会有一些公子哥的脾气。孟尝君个不高，他跑到赵国，赵国人说：“乃眇小丈夫耳。”就因为这一句话，他杀了人家几百人，灭了一个县才离开。平原君赵胜则有些花花公子的味道。秦急围邯郸，“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榖，余粮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春申君最奢华。赵平原君派使者去见春申君，春申君的座上客都穿着镶有珠宝的鞋子。
四公子中，孟尝君、平原君皆得善终，而信陵君是醉死的，春申君是被杀死的。后两位都是太聪明，犯了“功高震主”之大忌。
当年，魏公子信陵君正和魏王下棋，有人来报说赵国入侵。魏公子说是赵王打猎，不是入侵。魏王吓得心不在焉。过不多久，来报的说果然是赵王打猎。魏公子说：“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这事以后，魏王害怕魏公子的贤能，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了。
春申君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看见楚王生不出孩子来，就越俎代庖，把一个美女的肚子弄大了献给楚王。后来果然生下来一个男孩，被立为太子。谁知这个美女有个相好的叫李园，他想杀春申君以灭口。有人劝春申君要防着点李园，他不听，说：“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结果楚王一死，李园就派杀手割了春申君的头，太子被立为楚幽王。这个故事，后世的吕不韦又重演了一遍，也是没有好下场，喝毒药自杀了。
在中国这套体制下，“功高震主”的悲剧是很难避免的。要干成一番大事，自己要有才，也得用别的人才。但如果做得过了，就会引起当权者的嫉妒和猜疑。像战国的范蠡、汉时的韩信、明代的刘伯温，都遇到和“战国四公子”相类似的难题。知道功成身退、“狡兔死，走狗烹”这一道理的，就活下来了；继续与君相伴的，都没有好下场。伴君如伴虎，真是难为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
谏的悲剧
中国自古多昏君、多庸主，但中国自古亦多骨鲠劝谏之臣；即使是评价几个少有的好皇帝时，人们也往往把他是否乐于纳谏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
唐太宗和魏征是纳谏劝谏配合得最好的一对了。《旧唐书》评价唐太宗：“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所以谏来谏去，决定权取决于皇上。即使从善如流的唐太宗，对“不避犯触”的魏征也不能说毫无意见。在魏征刚刚死后，唐太宗就发现他把“谏诤言词往复”的记录抄给史官。当面顶撞也就罢了，死后还整“黑材料”！一怒之下，唐太宗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笔给魏征撰写的墓碑推倒。只此一事，可见出唐太宗压抑已久的怨愤。从这个角度说，魏征能够终其天年，实在是圣主唐太宗的恩赐。
如果君主不那么圣明，谏他何用？这个问题，大约历代贤臣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只知道，劝谏是为人臣者的神圣职责，不管君主爱不爱听，也不管自己的小命能否保得住。可以说，谏是最没有功利打算，也最能显示一个大臣人格的行为方式。
翻开史书，大批大批的贤臣名相因谏而死就是明证。“死谏”是最常见的一种。商纣时的比干称得上是“始作俑者”。史书记载：“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比干的以死谏纣，实在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人会问：比干的死值得吗？
我说：值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
元朝的英宗问大臣拜住：“我们这个时代，能产生像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有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
这仅仅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有什么样的大臣，才能造就什么样的皇帝。
从表面看来，比干的死谏没有改变商纣的昏庸，但他的作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君进谏，为国尽忠，为民立命。比如，没有管仲，哪有齐桓公的霸业；没有魏征，难显唐太宗的圣明；没有宰相廉希宪，也就难有元世祖忽必烈的文治武功。
但是，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谏的悲剧色彩往往过于凝重，以至于令今人望“谏”兴叹，不寒而栗。
比如，汉成帝时朱云为了劝谏皇上，把殿上的栏杆都给折断了，左将军辛庆忌替他求情，梆梆梆，磕得满头是血。这仍然属于以生命相逼的“死谏”。
还有“哭谏”。宋光宗时的傅良为了规劝皇帝按时上朝，扯住光宗的衣服，哭哭啼啼地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地跟着他！”
更有“骂谏”、“讽谏”等等。唐高宗外出行猎，遇上大雨，虽身穿“油衣”，还是被淋湿了。他就问身旁的大臣：“油衣究竟用什么材料缝制，才不至于渗透呢？”谏议大夫谷那律立刻接口：“照我看，用瓦做油衣最好，肯定不会渗漏。”他的意思是要劝谏皇帝少从事游猎，多呆在宫里为社稷民生操点心。唐高宗恍然大悟，“悦其直，赐帛二百段。”
什么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等人，属于专业谏官，他们比较注意揣摩皇帝的心理，能一门心思地研究谏的艺术，当然可以借此博得皇帝的欢心；更多的犯颜直谏之臣可就没这么幸福了。台湾的李敖曾把中国古代的谏诤与现代的言论自由做过比较。他说：“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劝你。”李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这就是谏的悲剧：它是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的产物。不管它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多大的作用，都遮掩不住那一群群被迫下跪的身影。
但我仍要向比干、管仲、魏征等人敬礼——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主社会里，逢迎拍马之辈、自觉下跪之徒难道还少吗？或许这是一种更大的悲剧。这种悲剧的终结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加民主、真正的民主。
原载《华章》2000年第1期
论狂狷
狂狷不是什么时髦的东西，“至圣先师”孔子对此早有论述。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是最好的，狂狷是逼出来的。但他对狂狷没有丝毫的贬义，为什么？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狷者的形象。他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虽然被后世的统治者尊为国教，但他生前周游列国时，饿得脸上呈菜色，“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一个彻底的现状下的失败者，于是退而教书育人，不再求仕。或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多次称颂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清士。
除伯夷、叔齐之外，较早的狷者还有不要尧的天下的许由，逃避晋文公的封赏、隐居绵山的介之推等，但总起来说，这样的狷者并不多，而且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缺少狂的一面。既狂且狷，是后世出现的阮籍、嵇康、李白、李贽、徐渭等人。当代称得上狂狷的，一个是大陆的钱钟书，一个是台湾的李敖。
狂狷如此之少，原因有二：一是需要本钱，二是要付代价。
清人叶燮论诗，说诗人须具才、胆、识、力。做一个狂狷者，同样需要这些本钱。第一个本钱就是才，而且须是大才。古人说“恃才傲物”，这是有道理的，没有才，想狂也狂不起来。譬如李贽，平常说话“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写文章“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咳唾珠玉的钱钟书则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自己也懒得去拜访。李敖更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李敖是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包办者。”“609年的唐宋两代才不过出了八大家，但是60岁不足59岁有余的李敖却是以一当八，早已超过古人今人。”
光有才，若没有胆、识和力，不过是个才子而已。真正的狂狷者，都是要有一身铮铮傲骨的。这身铮铮傲骨便是由才、胆、识、力经多年磨砺、淬火、凝铸而成。当年，徐渭给浙江巡抚胡宗宪当幕僚时，胡宗宪大权在握，就是达官贵人见了他，都得跪拜而言，曲身而行，不敢抬头正视；徐渭不过是一个秀才身份，却傲然相对，没有丝毫媚俗之气。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疯狂的红卫兵闯进钱府抄家时，一介书生钱钟书居然据理力争，最后与红卫兵以拳相向，大打出手。这与许多儒生的嗫嚅、萎缩是迥乎不同的。
今天，我们饭后闲谈或写文章论及狂狷的时候，当然觉得痛快淋漓，但狂狷者所处当世却是并不轻松的，有时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甚至是一条生命。“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死在司马昭的刀下；“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不得不慨叹“行路难”。呼唤童心、率性而为的李贽以非圣无法、敢倡乱道的罪名被捕入狱。75岁高龄的李贽在狱中“作诗读书自如”。本来他罪不至死，可是他等不及裁决，“一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两日后气绝身亡。他的死，何等刚烈！他的数百年后的本家李敖，骂蒋介石、斥国民党，于1970年和1982年两次被捉入狱，前后近十年之久。令人称奇的是，在遭受苦其心志的“皮肉生涯”之后，每次他都能重整旗鼓，挺枪再战，狂态丝毫不让当年赤身露体、击鼓骂曹的祢衡。
狂狷与杀头有时是划等号的，这一点狂狷者本人是清楚的。可是为什么在中国文人中居然形成了一个狂狷的传统呢（尽管为数不多）？
只能用老子的话解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其实，谁都怕死，只是有值得以死相拼的东西存在，那就是道义、真理。
狂狷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异端，但究其实，却是一种本真。只是这种本真，在乡愿、好好先生、和事佬、巧言令色之徒、小人、奴才、贪官污吏等充斥的现实面前，就显得有些扎眼，有些让当权派和假道学们不舒服。比如，李敖就说“我是真人，一切以本色相见”。他的这种本色，在“集体逃避现实”的台湾知识分子中间，就显得狂狷味十足。以身殉“日心说”的布鲁诺虽是真理的化身，在当时却被定为异教。由此看来，所谓狂狷就是名异实正。这是其一。
其二，对那些狂狷之士，世人多识其狂，不知其狷。因为狂多表现于言语，狷多见于行为，而言语往往比行动多长两条腿，流传得自然远些。李敖说自己“只是爱叫，其实人并不坏，所以，在我的家门口应钉上一块牌子，上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他做的许多善事，就是他狷介耿直的证明。比如，救柏杨，省下早餐费接济严师母（严复的长孙媳妇），为台湾籍慰安妇举办“珍藏义卖会”，将所得3828万元台币悉数捐出等等。另一方面，在官方的政大国际关系中心任副研究员的13个月期间，他上班不到13个小时，而且拒绝研究，拒绝讨论，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取每月3万块的薪水。一代鸿儒钱钟书也说“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他拒绝上电视，谢绝题签，不同意为自己的父亲、叔父举行学术纪念会，认为时下流行的各类纪念会不外是“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所有这些，正是“有所不为也”，但他却愿意将稿费捐赠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室，为家乡赈灾捐款。此类作为，非狷而何？
其三，狂狷一时易，狂狷一世难。每个历史转型期，总会有一些“野马”跳将出来，指桑骂槐，哗众取宠，但时局一变，立刻三缄其口。这种人终究是乡愿，可学得一时狂狷，却不可能狂狷一世。
说到底，狂狷是本色，是学不来的。我们不必担心狂狷会成为一种时髦，也不必像呼唤崇高、呼唤圣洁一样呼唤狂狷。一个社会，狂狷多了肯定不是好事；但如果没有狂狷，也未必就是好事。
原载《华章》1999年第1期
生趣盎然
应试教育的弊端，很多家长和孩子都领教过了。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学生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结果呢，培养出很多高分低能的“天才”。这种机制当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可谓“古已有之”了。在古代，科举制和宋明理学像两道枷锁，束缚着中国士人的身心，既要为应付八股文而皓首穷经，又要“存天理，灭人欲”，结果制造了大批腐儒、学究、伪君子，要寻些富有生趣、健康活泼的身影，实在不容易，苏轼、辛弃疾、陆游、袁枚等就是不可多得的个例了。
仅以苏轼为例。东坡这个人命不怎么好，他自己说和唐朝大诗人韩愈一样，都是磨蝎宫的命，虽名重于当世，但遭遇坎坷。他22岁中进士，被仁宗皇帝称誉为宰相之材，可是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任职地方官13年半，京官8年11个月，贬官却有12年之久（黄州5年，岭海7年），几乎占其生命的1/5时光。在常人看来，12年的蹉跎岁月，足以耗尽一个人的精气神，但东坡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却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什么力量帮助东坡战胜苦难，成就自我的呢？其中有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激励；有道家看淡生死、注重养生的功劳；有佛法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之类释家情怀的影响；有大自然的抚慰；有爱情、亲情的滋润，除此之外，还有东坡自身性情的因素——他本身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生趣盎然的人。
东坡有多有趣？当年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为了立论的需要，杜撰了一个“皋陶杀人”的典故，说当年皋陶担任最高司法官，将要处决囚犯时，他三次说执行死刑，而尧帝却三次说宽恕赦免，用以阐明奖赏宁可过宽，处罚则应慎重的道理。主考官欧阳修读后，觉得这份卷子的论辨有孟子之风，很高兴，就给打了个第二名。事后欧阳修质询东坡典出何处，东坡竟笑着回答说：“何须出处，想当然耳！”
有一年，东坡一个人到河南尉氏出差，遇上大雪。有位客人来到驿站，呼人喝酒，东坡正愁着找不到酒友，于是两人推杯换盏，一直饮到天亮，等客人骑马离去的时候，东坡竟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有一次，东坡与两位官员朋友同游南溪，溪水清清，引得东坡“醉中相与弃拘束，顾劝二子解带围。褰裳试入插两足，飞浪激起冲人衣。”想想看，挽起裤腿，赤着脚在溪水中嬉戏的东坡，是一副多么可爱的形象！
东坡的落难是从1079年“乌台诗案”开始的，当时，他正在湖州任知州。抓他的人来到州衙，出示了一纸革职逮捕文书，就把东坡五花大绑，要即刻押解回京。妻子王闰之带着全家老小，从后堂追赶出来，哭成一片。东坡突然想起从前和妻子讲过的一个故事：宋真宗时有一位隐士杨朴，有人向朝廷举荐他善于写诗，真宗召见他，让他当场做诗。杨朴推辞说不会，真宗就问，你这次进京有人写诗为你送行吗？杨朴回答说：“只有为臣的老妻写了一首绝句：‘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知道他志不在做官，就放他回山了。东坡知道闰之一定记得这个故事，就回头对她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老妻一样，写一首诗来送送我吗？”王闰之听了，不禁破涕为笑，而东坡已转身走出州衙。
东坡对饮食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堪称美食家，你可不要以为他是个追求享受的人；恰恰相反，他研究的美食都是在贬官期间，不得以而为之的发明。比如，东坡肉，就是他被贬黄州时，看到猪肉便宜，上层人不爱吃，下层人不会做，于是发明了净洗锅，少放水，小火慢炖的“东坡肉”。被贬广东惠州的时候，手头拮据的东坡买不起羊肉，只好买羊脊骨，骨缝间往往残留一点点肉，需上锅煮熟后才能把肉漉出，在酒中浸渍一下，加点盐，烤到微焦时吃，味美如吃蟹螯。东坡不无得意地给弟弟苏辙写信，向他推介这一美味，还补充说这个方法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否则众狗就不高兴了——因为它们没得骨头可啃了。到了海南，东坡入乡随俗，克服怕腥的习惯，吃起各种海味来。有一次，当地百姓送来一些生蠔，东坡把它们剖开，肉与浆入水，与酒一起煮，味道十分鲜美，他写文章记下这道美食，还劝儿子苏过不要对外人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哈哈，真亏东坡想得出，有哪个官员情愿为了一道“美食”而求自贬海南的呢？
东坡还富有好奇心，对各种领域保持浓厚的探索兴趣。1084年6月，东坡从黄州改贬汝州，途中，他居然有雅兴和儿子苏迈一起乘着小船，在一个月夜考察石钟山“声如洪钟”的秘密。且不说东坡做出的推论是否科学，他作为一名贬官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就很难得。东坡是名墨收藏家，在儋州的时候，又和来自金华的潘衡琢磨起制墨来。没有场地，俩人就在家里设灶制墨。没想到半夜失火，差点把房屋烧成灰烬。次日清晨，潘衡从余烬里找到几两松煤，用牛皮胶和弄一下，做成一小块墨锭，虽不够坚挺，但东坡重其情义和精神，欣然为其墨题跋：“海南松煤东坡法墨”。二十年后，潘衡终成一代制墨名家。
是否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东坡对世界、对生活有着广泛的兴趣，所以当各种灾难袭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找到多种化解的途径，而不为灾难所困。一个人的内核再坚硬，如果缺少招架的方法，总会被刺伤或者刺死的。东坡命在磨蝎，被贬黄州五年而不悲，贬岭南七年而不死，靠的不只是顽强的生命力，更因为他有“金钟罩”、“铁布衫”，而织成它们的纺线就是东坡的性格、文化和生趣。
我们这里所说的生趣当然不仅指兴趣。一个人兴趣广泛，如东坡，诗书画俱佳，儒道释皆精，当然好；如果兴趣面较窄，像袁枚，只爱“红粉青山”（指好色、旅游），但因为他活得真实，有个性，也不失为一个生趣盎然的人。最可怕的就是，也素质教育了，也才艺表演了，可是人前人后，满身的铜臭气或颓废劲，又有何生趣可言！从这个角度来说，把书读通了，也是素质教育题中应有之义，“腹有诗书气自华”嘛，可惜这个道理很多家长和老师都不懂得，真是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