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3)
“秀”出泡沫 “秀”不出华彩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选秀活动中，近期开始的“红楼梦中人”一不留神集了脱口秀、模仿秀、真人秀之大成，不仅如火如荼地沉浸在大规模的所谓全球海选中，而且还把“秀”的个人行为变成了透过名著“秀”剧组，以自身占有的媒介资源为中介，悄无声息地实现着“秀”的角色转换。
在大众传媒包括某些生活场景中，“秀”(show)不仅成为十分受宠的流行语，而且正在演变成一种社会时尚。
美貌可以秀，美声可以秀，贫嘴也可以秀；得志可以秀，失势可以秀，苦难也可以秀；学识可以秀，无知可以秀，恶搞也可以秀；嘉言可以秀，善行可以秀，隐私丑闻也可以秀……各式各样的炫耀展示带着本能欲望欲罢不能的渴求，在形形色色的舞台上尽情狂欢。秀得扬眉吐气者有之，秀得功成名就者有之，秀得纠纷不断者有之，秀得臭名远扬者也有之。作秀，到底给社会增加了多少谈质、乐趣乃至麻烦，估计没有谁能说得清。一个接着一个秀场，不知让多少无辜受众无奈地裹挟进看客的队伍，当然，也给那些在庸常寂寥中生活的人们平添了许多无偿的乐子。
处于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有人不愿意埋没自己，借助于公共空间张扬个性、展示自我，即使可能有所夸张、炫耀，大家也会给予足够的宽容。一些年轻人借助于传媒搭建的造秀平台，实现其成名成家的梦想，公众似乎也能予以充分的理解。然而，无视个人秀中存在的无须艰辛付出就能一夜成名的投机心理，以公众传媒的身份心安理得的借助祖宗遗产来炒作自己。名义上是为重拍《红楼梦》选演员，但海选目标却几乎是所有重要角色，秀的方式又与实际的红楼情境大相径庭，且投资方大造声势，制作方高调介入，把严肃的名著改编演变成滑稽的商业行为，到头来，秀红的惟有主办方自己。如此这般秀下去，值得警觉。
《红楼梦》作为中国最具魅力的文学名著，对它的改编尤其是重拍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敏感且颇具风险的举动。借助于商业化炒作未拍先火，固然可以吸人眼球、赚足人气，但吊足的胃口和预设的期待绝不可能用预支的“轰动”来满足。尽管众多的帅哥靓妹如痴如狂，粉墨登场，渴望搭上登龙的捷径。然而，仅凭几分青春姿容和临阵磨枪的功夫，没有长期的文化积累和严格的舞台磨砺，靠着做几个搔首弄姿造型，说几句不伦不类的古装加现代的即兴台词，即使通过海选侥幸过关，他们真能参透曹雪芹老先生“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人生三味吗？能演绎出“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的婉约情致吗？能体味出“三春去后诸芳尽，风刀霜剑严相逼”的世态炎凉和“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悲凉情感吗？结论实在令人生疑。
当年，为拍好《红楼梦》，导演王扶林前后用了六年工夫，把精心挑选的青年演员放在颐和园里集训，从读书、授课到切身体验大观园的生活情境，才塑造出一批形象和气质接近原著的人物，历尽艰辛始拍成被观众基本认可的《红楼梦》。但在红楼专家眼里，仍感觉与原著所营造的意境差之甚远。现如今，不做扎实深入的文化操作和基本功训练，靠着花拳秀腿的商业炒作制造轰动效应，岂不知，作秀只能秀出热闹和泡沫，却秀不出深沉的人生思考，更秀不出有深刻的艺术韵致的精品力作。
惟愿制作方，在尝够选秀炒作甜头的同时，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承受事与愿违的苦果。
有几多“红楼”可入梦
去岁，演砸了的“红梦秀”草草收场，今年“重整河山”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尚未开拍又大造声势。从编导易人、角色重选，到场景安排、定装造型，甚至连导演的庆生晚会，都不厌其烦地高调炒作。特别是近乎戏曲头饰的贴片额妆、与角色身份极不协调的怪异装扮、以及有违常识的公子黄袍、尼姑戴花、丫环盘头等，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虽然制作方一再声称要追求与原著相近的“梦幻风格”，但依然挡不住网友们强烈愤怒的一片“雷”声，人们不能不再次为名著改编的命运深深捏把冷汗。
在前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四大名著无一幸免地遭遇新一轮改编。其改动之大、意念之新、口号之宏伟，早已使新版改编剧先声夺人，呈未拍先热之势。这当中，《红楼梦》改编闹的最为红火，从铺天盖地的全国选秀赚得钵满盆盈，到制片方与导演矛盾激化使风风火火的“红梦秀”戛然而止；从李少红隆重登场的电视剧重新启动，到胡玫重新披挂筹拍新版《红楼梦》电影，再到斥资亿元的“红楼梦故事”系列电影的开拍，接连不断“撞车”的“红楼”让人眼花缭乱，喧嚣的炒作和花哨的招式，谁也不敢判断到底哪一个能“梦”想成真？一窝蜂的名著改编吹皱了文坛一池春水。是欤？非欤？令人恐慌。
名著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历经岁月残酷淘沥、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体，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善待名著，不仅是今人文化承传的历史责任，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改编名著，或以新的文化式样推动名著普及与传播；或借鉴名著艺术经验，给当代艺术以有益启迪；或借助名著的社会影响力，带动当下文化市场的发展繁荣，无疑都是值得肯定与倡导的好事。但是，假如抛开名著本身的文化蕴含，既没有对名著的深入领会，也没有对名著的深刻理解，更没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名著做出切实际、有深度的解读与阐释，仅仅借重名著的躯壳和巨大的市场号召力，脱离开名著特定的文化氛围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忽略历史常识、丢弃文化内功，一味追求脸蛋的漂亮和服饰的新颖，以自我膨胀式的张狂去迎合世俗的低级趣味，随心所欲地删削或篡改名著，信马由缰地为名著涂抹流行色彩，其结果，只能使文化名著在时尚化的演绎中变成不入流的闹剧，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急功近利的商业化炒作中点金成石，遭到恶意损毁。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市场经济时代，受名著改编潜在的票房诱惑，看重名著重拍的商机，人们可以给予足够的理解。但是，名著不是唐僧肉，不可能保证你艺术的青春不老；名著更不是回锅肉，不是随便来点花样翻新就能炒出一盘佳肴。改编作为一种公共稀有文化资源的消费行为，必须坚守最起码的传承责任和道德担当。倘若不是发自内心地对名著热爱，不是在领悟原著精髓基础上做出合逻辑的开掘与诠释，那么最好不要轻易染指名著改编。名著翻拍捷径与陷阱并存，机遇与风险同在，如果没有从容淡定的心态，眼睛盯着时尚、胸中燃着欲望，重拍既可能糟蹋名著，也可能毁了自己。老祖宗留下的那点遗产，经不起后辈无节制的挥霍与蚕食。
红楼一座，容不得争相下榻。面对着清幽蕴藉的红楼遗存，还是多些尊重和敬畏，少做点沽名钓誉的黄粱梦为好！
娱乐泛化实堪忧
娱乐是个好东西，但一切拿娱乐说事则适得其反。目前，娱乐的泛化如同肆虐的病毒，正悄无声息向世人逼近。在令人莞尔、狂欢、陶醉、瞠目结舌抑或自鸣得意之余，也日益严峻地侵蚀、麻醉着社会的神经。
稍作梳理则不难发现，不少文艺作品在走市场的幌子下媚俗之风愈刮愈盛，香艳的标题、暧昧的暗示和欲望的宣泄不断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各种以 “出轨”、“性爱”、“快感”、“强暴”、“偷坟掘墓”、“凶杀疑案”之类相标榜的图书琳琅满目、充斥市场；诸多严肃的、公益性的话题也要追求仪式化的张扬，拼命挖掘幕后的娱乐卖点；影视剧在演员选秀、绯闻炒作方面所下的功夫超过创作本身；文物鉴赏在时尚的外壳下引向商业化的炒作和推销，蜕变成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破坏；新闻媒介搜奇猎异、追腥逐臭，大肆渲染各类名人轶闻、古怪案例、天灾人祸与血腥场面，以真实的表象寻求感官的刺激和媚俗的煽情；八卦式的学术戏说历史、贬损圣贤，从李白、屈原、诸葛亮到大禹、李清照，一轮接着一轮的惊世骇俗的颠覆性辱骂式“发现”，已成为一些人一夜成名天下知的屡试不爽的手段；书斋学者甚至是某些政治人物也频频粉墨登场，吊书袋、耍贫嘴、玩矫情、作秀场，意在追求明星化效应……所有这些泛娱乐化现象，正在把许多公共空间演变成各色人等争夺眼球的舞台。在一片轻松、消遣和搞笑的背后，庄严的思考、本质的探求、深度的追问和责任的担当开始远离公众视野，加剧着世人心态的浮躁、时尚的奢华和道德的下滑。
深究娱乐泛化的历史动因，人们会找出种种说辞。无论是走向市场还是面向大众，无论是凝聚注意力还是增强关注度，无论是意在普及还是谋求出新，说到底终是名和利的趋动。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走市场势所必然，但面向市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迎合世俗的低级趣味。过分关注好看好玩和刺激性报料，用戏剧手法作新闻报道，人为的炒作与煽情势必淹没新闻的严肃性；过分关注声色犬马和感官刺激，把健康的娱乐与恶俗相混淆，将使文化娱乐脱离开认知、教育和审美而滑向庸俗边缘。在资讯迅猛发达的当下，一些不甘于寂寞的公众人物打打知名度当然无可厚非，但媒介是个双刃剑，如果只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装腔作势、故弄悬虚的造势只能走向反面，收获更多的或许是骂名。有志于文化面向大众固然是好事，然而，普及是将文化的精髓透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外传播，决不是胡编乱造、信口开河；倡导用全新的视角和现代眼光去观察历史、透视人物、解析经典，但决不可恶意肢解、故作惊人之语，随心所欲地恶搞历史名人和文化经典。任何靠投机、迎合和戏说的捷径吸引眼球、娱乐大众而获取名利者，其扮演的公众形象或许只能以滑稽来准确形容。
我们处在一个励精图治、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相支撑。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完成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任务，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和殚精竭虑的忧患意识，需要昂扬的斗志、蓬勃的朝气和浩然的正气，需要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真功夫培育民族的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需要全社会同心协力的深邃思考、科学应对和责任担当。那种灯红酒绿的醉生梦死、花拳绣腿的逢场作戏和歌舞升平的洋洋自得，都是与这个伟大时代格格不入的。
重视发挥娱乐的社会作用，让人们在紧张的劳作之余获得轻松的消遣和愉悦，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浅薄、焦虑、张狂和媚俗决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健康娱乐。一味沉迷于世俗化的声色之欲和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的泛娱乐化倾向是有害的，一刻也要不得。
历史遭遇娱乐潮
近些年，历史类的图书和影视剧迅速窜红。先是由名著改编的历史剧热播，进而是清宫戏、武打戏充斥荧屏，后来是历史类图书热销，再后来就是“百家讲坛”解读历史典籍的学者秀倍受追捧，随之而来的居高的收视率、海量的印数和亲历者直线上升的知名度，“历史”似乎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的炙手可热。
回望历史、鉴往知来，从先贤的成败得失和传统文化典籍中汲取历史的智慧和营养，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和历史的进步。然而，与历史热相伴而兴的“历史娱乐化”倾向，同样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有人称孔子是“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有人从“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的诗句中，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有人把梁山泊义士比附成危害社会稳定的恐怖分子；有人笔下岳飞成了大宋奸臣、秦桧反成了忠相；有人从刘备无义、关公好色一路骂来，诸葛亮也不再是忠臣贤相、旷世奇才，而是中国历史上“最虚伪的男人”；近期又有以草根派、解梦派自封者，在任意解说《红楼梦》之后尚不过瘾，竟然能从小说中“考证”出：“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毒杀的”。他们迎合某些猎奇的文化消费需求，尽管打着学术的旗号，却丝毫不顾及客观的历史史实，凭空臆想出一些阴暗、荒诞甚至情色的“历史”故事，用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语恶意亵渎圣贤，随意推翻千百年来早有共识的历史定论，肆意颠覆传统价值观念，势必混淆视听、颠倒是非，对传统文化造成新一轮戕害。
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当然有个不断认识深化的过程。随着人们占有史料的增多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同一事件做出不同评价也是正常的。然而，历史科学作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实践经验、理论建树及思维方法的百科全书，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其严肃性在于，它必须也只有严格尊重历史事实，才能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人类认识过去的镜鉴，走向未来的基石。历史题材创作固然可以宽松些，不必严格考证某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真伪，可以在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之间徘徊。黑格尔强调：古代艺术品虽没有把它们的周围世界和在其中开花结果的当时伦理生活一并给予我们，但却给予我们对这种现实的朦胧的回忆。因而，艺术只有再现“当时伦理生活”的“现实”，才能“给予我们对这种现实的朦胧回忆”。也就是说，艺术的虚构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史实，历史题材创作只能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寻找历史与艺术的契合点。
梳理历史事件、臧否历史人物、阐释历史典籍，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以精神的低度去仰视帝王将相和封建糟粕；也不能数典忘祖、妄自尊大，以无知的狂妄去妖魔古人、横扫一切。而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精神，严肃、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审慎地鉴别史实、历史地评价古人、科学地阐发经典，所有的结论都要有史实说话，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绝不能想当然的凭空捏造杜撰。要把握传统文化精髓要义，探索当下社会条件下历史重构的合理空间，用创造性的艺术想象帮助人们恢复历史的记忆，丰富文化的积累，提供前行的借鉴，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往开来开拓一方新的天地。
历史走向大众，国学受到热捧，是我们承继优良传统，再造民族文化的良好契机。那些靠耸人听闻来扬名立万、捞取私利的手段，那些将严肃历史肆意进行娱乐化解读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扰乱思想、败坏学风、误导受众，把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热引向歧路。历史和典籍可以轻松解说，但人文精神和道德底线必须坚守，任何媚俗化、低俗化、恶俗化地娱乐历史的行为都是要不得的，以扬名谋利为宗旨的商业炒作更应煞车。面对商品时代复杂多变的大众文化消费，真正具有使命感的文化人，理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的职责。
历史题材创作的“真实”界说
这些年，历史题材的影视、戏剧和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步入了迅猛发展的快车道。这既是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创作丰富多样的自然呈现，更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足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历史题材特别是影视创作覆盖广、影响大，所以对于某些剧目的不同看法往往引起很大争议。历史真实与否作为问题的核心，经常使“真实”还是“戏说”的论争，成为评判作品优劣得失的一个重大分歧点。因而，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历史题材创作历史真实性的要求进行某些粗略界定。
我想，历史剧可粗略地分为历史正剧、野史传说类、以历史为背景的虚构性创作等不同的类型层次，评判尺度也各有侧重。以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为蓝本而创作的历史正剧，应严格遵循历史的基本事实，不得随意戏说；在野史与传说基础上创作的历史剧，只要大的历史框架符合历史，则不必严格拘泥于具体史实；而以历史为背景的虚构类作品伸缩空间更大，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原则上只要不违背历史常识就应该放行。如果不加区分，拿一把固定的尺子去衡量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题材创作，争论就永远不会停息。
历史题材创作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历史标准与艺术标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有机统一。严肃的历史正剧更需要正确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问题。所谓“历史真实”就是尊重史实的真实，要求基本的历史事实和主要历史人物不能违背历史真实，不得随意虚构和戏说。当然，真实不等于史书的摹写，而是在特定历史文化氛围和情感状态下，作品中所描绘的重大事件过程和主要人物行为有案可稽，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境，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其“真实”的尺度，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讲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找平衡。如果历史的基本史实和主要人物虚假，那就失去了正剧的严肃性，成为“拿历史开玩笑”的戏说。所谓“艺术真实”，则是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尊重史实真实的前提下的艺术虚构和想象，这就意味着历史事件更加生活化、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故事情节比历史本身更加生动。无论是历史真实还是艺术真实，文艺创作都不是纯粹的原汁原味的历史呈现，它蕴藏着创作者无处不在的对于历史的审美评判，即着眼于当代社会需要和平民百姓视角，着眼于对尘封历史以新的解读以及历史当代意义的新发现。是故，优秀的历史题材创作理应是正确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有机结合，是历史品格与审美品格的辩证统一。
野史、传说和纯粹虚构类的历史题材创作，当然也要遵循它们所以称之为“历史题材”所必须遵循的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只不过，此类创作中的“真实”不同于历史正剧严格的史实真实，其“真实”尺度较为宽泛，符合历史情境的真实即可，而无须用严格的历史史实相框定。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虚构为主，目的不是还原“历史真相”，而是通过艺术形式讲历史中的故事或故事中的历史，借取历史的传说和古人的智慧，给当下社会以智慧的启迪、思想的教益、历史的发现和审美的熏陶，比如像《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之类。这里的“虚构”还应与通常的“戏说”区分开来。“戏说”对于历史正剧而言成了一个特指的词汇，如同“批判”被滥用后而使人避之唯恐不及一样，“戏说”也属此类，虚构类作品纠缠于“戏说”与否委实没有必要。虚构类历史创作是以历史为由头来解说人生，“历史”只是一种叙事策略，是故事的背景、性格的底色和人物行为的时空依托，是借古人的酒浇今人心中的块垒，是渗透着浓郁当代意识的历史言说，以古喻今、古为今用几乎是它们如影随形、割舍不去的生存前提。在这里，无论时代精神、当下需求，还是百姓口味的适应和满足，无论是庄是谐，是精彩故事还是智慧交锋，现实性通常比历史感更为受人关注。
厘清不同类型历史创作的真实标准，才能为繁荣历史题材创作开拓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