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1)
文化的定力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化交融的步伐正在加快。然而，由于族群、传统、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诸多差异，国家族群间文化交融的状况极不均衡。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公平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进程，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急切心愿的背后，也特别易于出现不顾客观实际渴望强国认可、且以他人标准为准则的文化焦虑症候。
在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全球化规则面前，实现不同族群完全平等的文化交流可能只是个善良愿望。那种不顾客观实际以他人标准为规范的盲目操作，对于发展中国家文化而言弊多利少，很容易陷于观念的误区。比如，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常会引发一些人关于评审公允与否的诘问，个中总不免存有几分“诺贝尔情结”的醋意心理。尽管表达一下泱泱大国与诺奖无缘的遗憾实属正常，然而，只要想到人家的西方文化至上和对非西方文学意识形态化的评判标准，心态或许会变得平和很多。因为这个奖项的国际影响并不代表它的“世界级”权威，所以，对判断中国文学水准的高下也没有必然关系。再比如，近些年，总有人用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作为“走向世界”的标志，削尖脑袋花大笔钞票进去演出，以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岂不知，靠与市场无关的运作，靠人情和赠票换来的上座率，反倒给人留下推销低档货色的印象，其结果得到的不仅不是尊重，甚至还可能是讥笑。这种依托洋人认可来装点门面的动机，恰恰是弱者自卑心理的反射，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因而，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如何保持健康的文化心态和足够的文化定力，显得格外重要。
保持文化的定力，需要心无旁骛地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我们只有在继承优良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富有时代特征、民族气魄的新文化，才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良好形象的基础，才是我们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努力开拓国际文化市场，不断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保障。如果我们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本位，盲目纳入他方设就的文化范式，势必就会丧失与别人抗衡的本钱。俄罗斯有个汉学家流沙就认为：那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当代文学创作，比如先锋文学、美女文学等，对外国读者难有吸引力。而丰厚的历史感和文化底蕴，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必不可少条件。事实表明：鲁迅先生所作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判断，依然具有真理的光辉。可以说，在国际间文化的交往中，只有用自己气大道正、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和认可。
保持文化的定力，必须头脑清醒、心中有数，决不能削足适履，误入别人的文化樊篱，从而成为强势文化的附庸。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对峙中，强势文化容易同化并影响弱势文化的发展，甚至连强势文化衍生的流行文化也比弱势文化更容易受人青睐。弱势的一方容易把强势文化预设为一种现代的、发达的、时髦的东西。人们在享用它们的方便、快捷和实用的同时，既获得了理解与欣赏，也会伴有诸多价值判断的认同。认同的背后，实际上是弱势对强势的响应和臣服。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的妄自菲薄、随波逐流，那么就可能在急切的文化焦虑中乱了自己的阵脚，在一片盲目的走出去的狂热中迷失了自我。甚至以张扬“丑陋的旧日风情”来迎合西方人对第三世界“落后文化”的猎奇心理，满足做强势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对象。如此这般的“走向世界”，即使获得人家的认可、拿到了某某奖项，最多也只能称得上复制的成功。
保持文化的定力，还须努力争取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在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无比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各民族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决不能简单地以优劣文野随意划线。只有坚守清醒的民族意识，坚守本土的文化自信，才能在外来文化铺天盖地涌来时，照样可以从容不迫，沉着应对。无论是现实交流中民族文化在场与否，心目中的民族精神永远不能离场。这是族群间文明对话的根本。尽管在一个以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全球文化秩序中，争取自身的话语权，是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去探索和奋斗，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平等的自觉意识，不断在世界文化交往的舞台上生动展现自己美丽的舞姿，民族文化就会显示出无可替代的恒久魅力。
人类文化正面临着同质化的巨大风险，保持文化的定力，尤为可贵。
文化塑造社会形象
通常人们习惯于用经济发展、文明程度、民主状况和生活水平作标准来评判某个国家或地区，岂不知文化特别是文艺作品对于展示地域风貌、塑造社会形象，有时并不比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影响和作用来得逊色。一部《雾都孤儿》让伦敦与雾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部《巴黎圣母院》成就了一座教堂，一部《水浒》令梁山好汉名闻天下，一部《少林寺》使嵩山少林声名远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最近，那位曾因饰演电影《小花》封过影后、因出演《大班》引起华人一片责备之声的著名演员陈冲，在经历过好莱坞近二十年的打拼之后，深有感触地发现：“在好莱坞，包括李连杰和成龙，片商只会看到你的东方特征——男的要会打，女的要有东方魅力”。“会打”指的是武功，而“东方魅力”无非是些“打女”、妖女、妓女、小妾之类。陈冲的感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除了洋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无知和浅薄之外，还有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形象的扭曲地把握。这其中，排除政治偏见和种族歧视的因素，文化传播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塑造”也难辞其咎。
走向世界的愿望是美好的，也是社会进步必需的。但文化的过度入超和一味地投其所好、按照别人设定的路数去生产适应洋人口味的文艺产品的做法，确乎影响着自身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对外形象。在我们对外文化交往中，古代文化的介绍多于当代文化，当代文化的介绍中描写蛮荒、武侠、情爱和宫廷政治斗争的东西多于正面描写当下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作品之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着。许多外国人通过文艺作品了解到的中国多是些荒蛮古拙的原始生态、勾心斗角的宫廷斗争、革命斗争的恩怨情仇和以打打杀杀为主的中国功夫，尽管我们不否定这些作品的文化价值，但它们一蜂窝传播的结果，无疑在不自觉中为洋人塑造出一幅另类的中国社会的文化形象，也在某种意义上印证甚至助长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偏见。对此，理应引起高度重视与警觉。
长期以来，我们在毫不犹豫地认可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时候，往往不去认真注意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文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在不经意、不察觉中塑造着一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形象。尽管这种“社会形象”并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完成，但这种由文艺塑造出来的“形象”一旦定型，就会在人们心目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成为人们对于某一特定地域评判的挥之不去的固定印象。在我们通过文艺作品读出有关法国人的浪漫、英国人的高傲和美国人的强悍之时，好莱坞的导演们却从中国作品中仅仅读到了有关中国的功夫、带神秘色彩的蒙昧和集贩毒、盗窃、色情、暴力于一体的黑社会之类的东西，以至在大英博物馆这样的科学殿堂，中国人依然保持着留长辫穿马褂的形象，这恐怕是生活在当下时代的国人所始料不及的。
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香港。过去若干年，香港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反复被凶杀、暴力、色情和黑社会包围着，给人的印象那就是冒险家和邪恶势力猖獗的乐园，香港也成了世人心中的文化沙漠。改革开放后，人们有了更多的全面了解香港的机会，看到了香港大量的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方面，然而在思想意识深处有关香港的不良印象却一时难以根除。对此，不少香港艺人都有过深切反思。
关注中国社会的文化形象，意在提醒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增强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绝无意否定艺术家在题材、体裁和主题方面的选择自由。我们在尊重艺术规律和创作个性的同时，对于那些一味地戏说经典、歪批圣贤，一味搞下半身写作、宣扬滥情，一味渲染暴力、追求感官刺激，一味搜奇猎异、迎合不健康文化需求的恶俗化创作倾向，必须坚决抵制。这种不顾职业操守、不讲社会效果的做法，既是对中国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亵渎，也是对当下文化受众的恶意伤害。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要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塑造并维护中国社会的良好文化形象，为改革和建设营造一个和谐文明的文化氛围，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古老民族在新世纪焕发新生机的精神风貌。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每个艺术从业者都承担着一份义不容辞的社会道义。
弱者的骄傲要不得
处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离不开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在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成果全球共享的历史进程中，组织些科技、文化、体育和物质产品的评选和竞赛活动，以促进国际交流和行业发展，肯定十分必要；积极参与各类竞赛，力争拿个奖项，以提升国家或行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更是无可厚非。然而，热衷于各种国际评奖，削尖脑袋挤进某个奖项，甚至不惜花大钱买个假奖，以此来标榜自我，招摇过市，挟洋奖以自重，这是一种典型的极度不自信的弱者心态。
自大与自卑是对孪生兄弟。当开放的清风吹绉闭关死水的时候，一些人从锁国形成的盲目自大一下堕入极端的自卑之中。技不如人，一切皆不如人的感觉，导致“外国月亮比中国更圆”。急切渴望得到洋人认可，一切均唯洋人马首是瞻，西方的标准成为他们衡量周围事物是非优劣的惟一尺度。于是乎，忙碌于在各种场合寻求洋人的认同，成了某些人抬高自我的不二法门。为了能够拿到一个可怜的奖项，背着产品满世界转悠，从这个展台到那个赛场，真正的国际大奖一个没拿到，捡拾个毫无知名度的小奖回来，立马觉得自己身价倍增。他们大言不惭地高调呼喊着“为国争光”的口号，大肆炫耀，胡弄百姓，替自己镀个金身。不论这个“国际奖”掺了多少水份，只要拿到了，就仿佛有了“尚方宝剑”，有了在国人面前堂而皇之吹嘘的资本。岂不知，这种弱者的可怜的骄傲，恰恰是内心虚弱的狂妄表征。
事实上，在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各种国际游戏规则面前，发展中国家祈盼平等相待的愿望有时只能是天真的幻想。不仅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由强势者制定，文化交往也受制于国家实力的强弱。科学技术指标服从于强势集团利益，强势文化也易于影响并同化弱势文化。弱势者往往把强势一方预设为一种现代的、发达的、时髦的东西，在享用它们的方便、快捷和实用的同时，也伴随诸多价值观念的认同。这认同的背后，实际上是弱势对强势的响应和臣服。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自甘沉沦，以强势者的认可为价值导向，那么就可能在急切的心理焦虑中乱了自己的阵脚，在一片盲目的“国际影响”的狂热中迷失自我。
我国是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人类历史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且不说东方文化圈的影响力，仅在启蒙主义时期就作为欧洲崇拜摹仿的偶像，成为西方改造神权社会、步入现代文明的原动力。莱布尼兹、伏尔泰、歌德、康德、托尔斯泰、毕加索、卡夫卡等世界级文化大师，都十分钟情中国文化，从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中汲取过丰厚营养。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在舍本逐末中坠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淖。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我们需要学习外国的一切优秀科技文化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争取平等的国际发言权和国际交往的主动权。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能靠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来争取，而是靠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情，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靠负责任的大国行为和无与伦比的“中国制造”来确立。
依赖各种虚有其表的奖项换来的弱者的骄傲，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自强、自信和底气，或许比别人廉价的认可更为重要。
找准文学的历史定位
在某些“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和“木子美”们鼓捣出来的“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以及“青春偶像作家”、“新概念写作”和众多让人痛心的作秀和剽窃等表象背后，大师不再、经典难觅，人们很难看到厚重踏实、充满艺术张力、关怀普通百姓情感的作品，感受到的只是文学本身的荒凉和悲哀。这是著名作家陆天明近期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专访时，对当前文学现状表示的担心和忧虑。他认为，文学创作要表现自己的特点，体现个体的审美意识，要有一个强大的自我。但文学的“自我”包含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大我”。某些作家不关心窗子外面的世界，一味沉湎于纯粹的“小我”，从个性化走向“个人化”、从“个人化”走到“私人化”，玩文字、玩形式、玩技巧、玩叙事方式，甚至玩“不知所云”，其必然的后果就是灵魂的枯萎。因此，他呼吁作家打开周围的墙壁，走到人民中间去，实现文学从自我向现实社会的第二次回归。
认真阅读这篇访谈，我们在被作家话语中流露出的对当下文坛的焦虑心情而感染的同时，更感佩他所激情表述的对于时代和人民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心。说到底，这里所涉及的仍然是一个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作家应该具有怎样的历史眼光、应该如何让当代文学寻求自身历史定位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无非是两条：一是文学要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需求；二是作家要有历史感，找准自己在文学发展史上所处的位置。
文学作为作家以语言为手段用形象表达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悟与情思的审美创造物，反映社会生活、反馈大众需求、体现时代精神理应是文学创作的应有之义。决不能人为地把文学与生活对立起来，不要一说反映生活就是主题先行、就贬低了艺术。事实上，文学永远不会也不可能脱离时代，除非你生活在真空之中。既便有个别与时代无涉、与人生无染的梦呓式的作品，也不会引起读者人共鸣。历史上，文学的遗存浩如烟海，真正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肯定都是那些最具时代气息和审美个性、最能代表那个时代艺术特点的东西。历史转型和社会变革时期，是人们思想最活跃、生活嬗替最快捷、创作素材最丰富的时期，通常也是文学创作的活跃期，而我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历史变革，无论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还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来说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变革中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告别往昔的眷恋、身处变局的迷惘和奔向未来的期望，都为文学呈现出最丰厚的创作资源和广阔的历史舞台。如果当代文学工作者对火热的社会生活采取冷漠消极的态度，一味地陷入隐私、黑幕、血腥和情色之中不能自拔，创作不出反映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展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恢弘大气的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就无颜面对五千年的古老文明。这不仅是文学从业者的失职，更是当代文学的悲哀。
某些作家朋友当然可以找出若干以艺术个性来回避时代生活、以创作自由来拒绝社会责任的理由，但实际上，这样的借口是何等脆弱。正像陆天明所说：作为一种与时代、社会、历史和民族紧密地联系一起的文化现象，文学从来不是个人的事业，它不是写情书、写家信、写日记，不应呈私密性，不是自己一个人玩的游戏。作家既要面向社会发言，就理应承担一份社会责任。在拿起笔要写、张开嘴要吼的时候，首先应想想自己要写、要吼的东西是不是生我养我的老百姓所需要的，想想我要为这个时代留下些什么。退一万步说，即使你不愿意替国家、民族和老百姓着想，那么，作为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公众人物，最起码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应该超越社会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一味地在“下三路”上作文章，至少要考虑和顾及发泄快感捞取钞票之后，自己的良心能否安宁？任何一个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人都不会对自己成为文化垃圾制造者感到荣光，都不会以后辈提到你时难以启齿而感到自豪！
文学在塑造历史的时候，历史也在塑造着作家。多一点历史眼光，就可能少一点孟浪，少走一些弯路，多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做一份实实在在的贡献。
文学还有用吗？
有人说，当下社会审美情趣真的变了，变得崇尚速度、数量、技术、金钱、性和交易，变得在网络聊天室消磨闲暇时光，变得只有在厕所里或飞机上才会进行传统的文字阅读，进入此刻视野的当然也是那些铜版纸的时尚和实用读本，变得对文字的需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信息，要直接、简练、实用、够刺激！至于散溢着墨香的砖头厚的小说，总要说出点道理的散文随笔，还有平仄步韵的诗歌，谁也没有时间，也不耐烦去读，除非是那些被媒体拼命炒作的东西可能会找来翻一翻。否则，忙忙碌碌的生活空间从来不给文学预留一席之地。文学在这个时代，似乎已是明日黄花，只有一些个如今不时髦的人才会偶尔顾怜一下，还会被笑作“酸腐”。最落魄的是那些早该改行做经纪人或制作人的作家，每天躲在小窝里苦思冥想写出一堆文学字样的东西，没人喝彩不说，还要饱受清贫之苦和被遗忘的寂寞。
是文学在这信息漫天飞舞的时代真的落伍了，还是如有些人感叹的那样，精神和思想在日渐衰败？
一个开化文明的民族生活不能没有文学。文学给人愉悦，令人陶醉，它能触摸人的内心最柔软的一角，它是个体与群体交流的中介，它使人向往“生活在别处”并鼓起生存发展的信念和想象的羽翼。文学提供的想象世界以及对一个人内心生活的重现、对美与诗性的体悟是独特而非凡的，是其他任何载体所无法替代的。没有文学，人只是物质的人，快餐的人，实用主义的人，这种人最终会成为精神缺席的人，失落了生命的灵气，沦落为纯粹的生存物体。
文学不可或缺，这一点毋庸置疑。文学却在今天缺席，文学自身尤需反思。
目力所及，文学关于人生的表述越来越苍白无力。充斥书店、书摊者，似乎非钱权交易就是钱色交易，不是黑幕就是隐私，不是大话空话连篇，就是软绵绵白塌塌灰蒙蒙的伪情调伪趣味。更有“码字家们”坐在家里“码字”，以字数计稿酬，一日数万言，一年几本书，进账不少，进步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文字不是文学，至少不是能启发想象力、能提升精神的文学。它不能滋养人们的心灵，它使人们感到生活缺乏阳光，它与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无关，它于人生于社会有百害而无一益。虚假的文学充斥着图书市场，真正适合阅读让人手不释卷的作品难得一见。人们有理由对文学失望。
当真正的文学迷失本性之后，文学的功能不被认同，作家的劳动也得不到回报，在以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的文化市场上，这种没有需求的劳动必然难以为继。作家为求生存，或改行或写些低级趣味的文字换点稿酬，一批粗制滥造的文字趁机混淆视听。
文学要改变现状，只有自救；要自救，必须端正自己的位置。文学从来不是贵不可攀，但也绝非可有可无的饭后甜点。作家要调整将文学“失宠”归为公众缺乏理想的哀怨心态，振作精神，奋发努力，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提高文学创作能力。将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真正让文学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容纳足够的思想深度和美善情怀，架设沟通人生小天地与社会大舞台的桥梁，作涵载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嘹亮号角和震天鼙鼓。
也许到那时，文学不再被怀疑是否有用，从事这一职业的“作协”也不会被戏为“做鞋的”。
与其高产不如精创
说不清是受名利的诱惑，还是市场营销的推动，抑或是作家艺术家创作能力的极大提高，然高产的艺术从业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确是不争的事实。
当今，每年写出几本长篇小说或数以百万字文学作品的作家，编出数部几十集影视剧本的剧作家，连续不断地为若干台大型晚会或舞台剧谱曲的作曲家，创作以千幅计的书画作品且不间歇地出画册办展览的书画家，以及接连甚至同时出任数部影视剧的大牌导演已屡见不鲜，特别是在某些“走红”的艺术家身上，高产更似乎成为一种荣耀与时尚。
然而，在这种时髦行为的背后，人们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那就是许多的高产作家艺术家并没有生产出与其“盛名”相匹配的文艺作品，普遍地表现是一部不如一部，平庸、类同甚至是重复自己者比比皆是。这种批发式的文艺产品生产现象，不仅引起社会广泛的訾议和担忧，而且也开始引发了文艺工作者的警醒与反思。
前不久，作家余华应邀赴国外讲学。行前他曾为自己与周围同行相比写作缓慢、作品数量不多发愁，甚至有点自惭形秽的感觉，正准备加快创作速度。在国外生活了半年之后，他意外地发现，与那些令他崇拜不已的许多欧美作家相比，自己的作品数量早已超出了他们一生的创作。其原因在于：他们是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我们有的作家却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五本书。于是他解脱了为自己低产而惭愧的心理负担，一如既往保持着原有的恬静心态。而另一位曾在一年中写过七部长篇小说的女作家赵凝受此启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写得实在太多”而忏悔，表示今后要在控制数量提升质量上花气力。她深有感触地提到，高产当红作家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和当红演员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作家如果不从作品质量上下功夫，那么，再怎么当红的作家也只会是过眼烟云。两位作家不同侧面的思考与表态，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文艺界也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在经过了一个特殊时期的轰动、沉寂与市场的喧嚣之后，艺术家们开始有了艺术独创的深层自觉，有了更为深厚的面向未来的历史沧桑感。这是十分可喜的。
文艺创作既是一种实的个性创造，也是一种历史的千秋事业。如果我们只看到眼前利益，为作新诗强作愁，挖空心思地拼命泡制一些浅薄的应景的也是短命的畅销物，把自己沦为编造故事的匠人和捞取金钱的机器，名利方面当然可以大有斩获，然而一旦人们发现你留给大家的无非是一堆文化垃圾的时候，那么，你就逃脱不了被人遗忘甚至遭人诅咒的命运。惟其如此，艺术家还不如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为自己也为历史留下几部有份量的作品。尽管更新知识、提高艺术表现力和增加生活积累、拓展人生体验的过程是痛苦的，尽管苦心的思考、精心的写作和千锤百炼的打磨需要甘于清贫、耐得寂寞的超常毅力并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但是你却可以从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过程、从受众的审美愉悦和社会的高度评价之中，体验到艺术带给人们的终生难以体会到的创造性乐趣。倘若每个艺术从业者都能有一个好的创作心态，能够摆脱功名利禄的世俗诱惑，全身心投入艺术的创造活动；倘若每个艺术家都能有志于创造一批精品力作，且真正能让自己的一两部甚至更多的佳作传世，那么，对于个人来说是人生价值的充分实现，对于广大文艺受众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也是一大幸事。这等于己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