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学术，对于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凡是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为什么还要在此之外再去探讨他的学术呢？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还是有可以探讨的地方。
两千年来谈起学术，没有不把经术作为根本的。但所谓经学究竟说的是什么？各种解释完全不一样。汉代刚开始的时候，传授经学的人都讲解经里面所包含的大道理，即经的主旨，不在章句上下工夫。而且，他们所讲的这些道理都靠口口相传，很少写到竹帛上面。因为是口口相传，一定是有所体会才讲得出来，不会凭想当然来进行解释，应当能得到经的本意。但是，由于他们很少写在竹帛上，听他们讲解的人很少，也就没有办法长久地流传下来，自从各位大师去世之后，经学就很难解说了。长安和洛阳的那些儒生，多半都用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等学说来解释儒家典籍。他们果真是从孔氏一门得到的传授吗？已经不能确定了。即使有人说是得到了孔氏一门的传授，也不过是诸多解释的一种解释罢了，它并不能囊括对儒学典籍的所有解释，这是很明显的。其间有董仲舒以《繁露》来解说《春秋》，还有刘向以《新序》来解释《诗经》，都不是完全按照老师的意思，常常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经典的内涵，把经典中的意义加以引申和发挥，实际上是为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到了东汉末年，离古代更远了，口口相传的方式也更少了，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这几位大儒出现了，开始专门把章句训诂当作学问来传授，在分析文句方面用力最勤，而经的主旨大概就弄不清楚了。从魏晋六朝到了唐朝，文人不喜欢学习儒学典籍，他们互相推崇的只有文辞，有三五个学问渊博的，还是出于佛学门下，儒学很不成气候，没有像样的领军人物，其间出现的像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颜等人，也不过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追随者，虽然用力更勤，而理论上的新发现也更少。到了宋朝，周敦颐的濂学、程颐、程颢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兴起，削去枝叶，深入开掘，经学的局面又为之一新。而他们更关注的，却在于个人的身心性命，而用于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却很少有人去讲。说什么，只要在个人的身心性命方面，也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有了心得，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不过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发展到极点，甚至于专门标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把它们摆在其他儒学经典之上，而汉朝以来所讲的六艺，几乎被束之高阁。
固然，身心性命即所谓个人修养是不能不讲的，然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众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讲的话，性命与天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和他讲的，把这个当作普通的学问，怎么行呢？如果说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都包含在身心性命的学问中，只要掌握了关于身心性命的学问，其他的学问可以不学就能掌握，那么，六经可以删除其中的十之八九了，孔子还要留这些让后人玩物丧志的东西干什么呢？这就是说，宋儒的学问，虽然不得不说他们是儒学的一部分，但他们绝不是儒学的全部，这也是很明确的。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学派兴起，他也在宋学的范围之内，但确实能独树一帜。说到经义学术，他的功罪与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差不多是一样的。清朝承接着宋明以来学术的末流，而向着相反的方向用力，复古倾向十分严重。胡渭、阎若璩、江声、惠栋，开了清代学术的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则建立起坚固的学术壁垒。
自从乾隆、嘉庆以来直到今天，每一种经典都有了新的注疏，每个词每一义，都要寻求它的出处，空洞的言辞和没有根据的推测，都被严格禁止，考证古代的名物制度，反复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出光亮，使事物露出了本来面目，于是，使得古代的各种经典没有不可读的字，没有不可以解释的句子，功劳真是很大啊。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功劳，和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之流没什么不同，只能像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臣子一样，就是再进一步，也只能成为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诤友，这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一言以蔽之，都是致力于解读章句的学问，只是把这种技艺发挥到神乎其神的地步罢了。综上所述，两千年来的所谓经学都在这里了。由宋到明，是儒学发展出来的另一支脉，虽然在理论上有一些新的开拓，但没有成为主流。而两汉隋唐的余绪，在清朝发扬光大达到了极致，它的最伟大的成绩，没有超出章句这个范围。
当然，连章句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说主旨和道理了，但如果说只要把章句弄懂了，对典籍的研究就已经到头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可以研究探讨的问题了，天下难道有这种学术吗？即使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诸位经学大师，又怎么敢说他们的学问就是经学呢？不过话说回来，我做这件事，目的是让世上研究经学的人省去他在解读章句上所花费的劳动，让他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对经学主旨的研究。寻求经学的主旨，实际上是研究儒学典籍的唯一目的，解释章句，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需的手段。把手段误以为是目的，那么，终其一生对于典籍都不会有什么发现，人人如此，代代如此，经学也就成了一个无用的东西。必须能够阐明儒学的主旨然后才可以说是经学，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但是，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探求各个典籍的大义呢？这其实是最难解答的一个问题。
两千多年来，许多大儒互相谦让不敢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它太难了。当然，我想要明白的大义，也是想要明白这个大义的确是这一典籍的大义。然而，怎么做才能确定这个大义就是这部典籍应有的大义呢？这就要求必须得到删定这些典籍的孔子的亲自传授，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应该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更求其次则是应该从他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或从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从根本上说，没有口口相传，没有人可以了解怎么来取正、调节，使之适中。如果同意这种说法，那么，只有先秦的那些大儒，才可以讲经学，其次则西汉的那些大儒，还勉强可以讲经学，从此以后，口口相传既然已经消亡，经学势必已经成为绝学，后来的那些儒学大师，为什么不敢去探求儒学的大义？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就这样长此下去一直到历史的尽头吗？那么，孔子删定六经，能够流传下来，是为了让后人作玩物丧志的用途吗？整个天下的人在章句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据方面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则没有一点好处，何必要用这种东西来扰乱人们的精神呢？所以，后来的儒家学者，既然不能从孔子或孔子的学生那里得到口口相传的亲授，没有其他办法，于是有人独自抱着一本流传下来的典籍，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典籍的含义，自己去探求它的主旨和意义。他们探求来的这种大义，果然就是孔子的大义吗？我不敢断定。然而，如果在十个意义中，有一个意义是和孔子一致的，那就没有白费力气。就算都和孔子的意思不一样，但人人都像这样去探求，那么，一定会有一个是和孔子一样的。即使没有一个一样的，但整个天下都能有思想的自由，人的性灵会因思想的沟通越来越深刻，也许有人能够发现古人未曾发现的奥妙，不专门做六经的注脚，而是要做六经的翅膀，他们的功劳不是更伟大吗？我认为，如果生在汉朝之后仍然想研究经学，除了这条道没有别的道。如果连这条道都不可取，那就等于说应当废除经学，不允许人们从事这项事业了。用这种办法研究经学的，开创者是西汉的董仲舒和刘向，而发扬光大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写了《三经新义》颁发给各位学官。所谓三经，就是《周礼》、《诗》和《书》。《周官义》是王安石亲自写的，《诗义》和《书义》出自他的儿子王雱和门人之手。下面把它们的序摘录在这里。
《周官义序》说：
士人被世俗流行的学问所蒙蔽已经很久了，皇上很同情你们，要用儒家的学说来改变这种状况，就集中了儒臣，来解释这些经典的宗旨，并将其传播到学校去，我就负责《周官》这部书。
道体现在政事上，就表现为人的贵贱是有一定位置的，做事是有先后次序的，得到的多和少是和命运有关的，变化的快与慢则要看时机是否合适。制定一项政策要能够施行，一定要有法律的保证，这项政策能否顺利地推行下去，要把希望寄托在合适的人身上。这个人可以胜任他的职务，这个官员可以很认真地遵守法律，这种情况没有哪个时期比周成王的时候做得更好。这种法律可以在后世实行，它的文字能在典籍之中见到，没有比《周官》这本书记载得更完备的了。大概是因为习惯造成了对它的推崇，而历代的延续则使它更加完备，到了后来，已经不能再增加什么了。这难道只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作用吗？这就像四时更替的运动，阴阳之气的积聚变化形成了寒暑，但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从周朝衰落之后，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太平盛世的遗迹已经被扫荡得所剩无几了，学者能够看到的，也已经不是经典的全部了。在这个时候，却想要用它来教育学生，并阐发它的宗旨，我感到诚惶诚恐，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从阐释和发扬经典的难处，我又想到了实行新法，推行新的政策，并追随在经典的后面，把它所描述的理想变成现实的难处。不过，我也看到了皇上推行新法，成就功业的勇气和决心，如果能使《周官》的新义得到阐释和发扬，当今的学子能从这里得到教诲和启发，成为再造盛世的支持和帮助，就像给新政插上了翅膀，中原大地走向太平盛世的目标也就不远了。根据我今天看到的，结合我学过的古代经典，我就能将新义阐发得很好吗？我真感到诚惶诚恐，但我想还是可以的吧，所以才敢冒昧地接受这项任务，以为可以竭尽全力去完成它，而忘了我的才能也许达不到啊。
《周官新义》一书共有二十二卷，十余万字。本书先呈交给朝廷，副本送给有关部门，等到皇帝有了诏命再加以颁布。谨以此为序。
《书义序》：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皇上要听关于《尚书》的讲解，我因此来到皇帝身边，于是参与了朝廷的政事。我的儿子王雱接替我实际负责讲解的工作。皇上下旨，要求把讲解的内容写出来，献给皇上。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又下旨把这些讲义颁发给太学，分赐给那里的学生。
《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经历了秦朝之后几乎消亡了。到了汉代，才保存下来一部分，有赖于学者的背诵和讲说，才没有失传，但君主也许并不知道它对于如何治理国家是有帮助的。
上天给了皇上莫大的智慧，开始运用《尚书》的思想进行实际操作，并检验它的效果，把它作为处理事物的依据。又任命我们阐释发挥它的新义，使天下后世能因此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们父子俩只好凭着有限的知识接受这项光荣的使命。
然而，《尚书》是渊博美好的，我们的解释却很浅薄，挂一漏万；使命是重大的，我们却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荣耀，只能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愧疚！谨以此为序。
《诗义序》：
《诗经》三百一十一篇它们的内容都还保存着，其中失传的，只有六篇。皇上既派遣我的儿子王雱解释它的文辞，又派遣我阐发它的新义。这本书完成之后，皇上把它赐给太学，又颁布于天下，还让我为它作序。我只能恭敬地接受皇上的派遣。
《诗经》向上可以达到“道”和“德”的最高境界，向下又能不超越礼义的约束和规范。充分发挥出运用语言的才华，君子可以用这种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感；遵循着“道”的秩序，圣人可以成就他的事业。然而，我们看孔子的门徒端木赐和卜商，仅从《诗经》里得到一点体会，孔子就称赞和鼓励他们，可见要对它进行解说是多么的难。但是，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对《诗经》的解释一片混乱，众说纷纭，难道不应该重新进行解说吗？
皇上的道德，纯正充实，连神灵对他都充满了好感，政令畅通无阻，通行于四方，没有人敢欺侮我们，我们每天都在进步，学问的积累日益深广，正在走向盛大光明的境界，即使用《颂》里的言辞来赞美，大概也不能将所有的美好都说出来。《诗经》中含义精微的言辞和思维深奥的道理，既然已经得到了，又派遣我们来阐发遗漏的部分，希望能和天下的人共享。我们所了解的那点知识，就像一支小小的火把，怎么能在太阳或月亮出来的时候，显示自己的那一点光亮呢？姑且领受皇上的旨意，作为一点补充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