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这是李白的一首咏史诗，见《古风》第九首，我在王安石的身上看到了李白所赞美的鲁仲连的高尚人格。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也曾作诗说：“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还说：“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他的抱负之伟大，他的性情之恬退，在这两首诗里都能看到。从历史中去寻找，则有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获得成功之后的泛舟五湖，和张良在协助刘邦打下天下之后跟随赤松子的出游，他们的事迹与王安石颇有些相似。但他们都是看到了主人不能共安乐这一特点，是保全自己的一种策略，目的不过是避免灾祸，这是老子式的智慧。王安石不是这样。他是可以出去做官就出去做官，可以不做就不做，他在一进一退之间，都忠实于自己的追求，从古至今，没有能超过他的。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职位。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罢相，知江宁府。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又恢复了宰相的职位，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他在个人进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节操，天下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今从他的文集中选录几篇文章编排在这里。他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写了六篇《乞解机务札子》，也就是辞职信，交给皇上，这里摘录其中的两篇：
其一
我孤单地寄居在外地，承蒙皇上收留，待罪在宰相府，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正当皇上想要实行变法的时候，朝廷内外到处议论纷纷，我确实任凭他们指责，也要把变法坚持下去。如果不是皇上的信赖，能够辨明是非真相，我早就应该被诛杀了。对我来说，这是应该报答皇上的，怎么敢再有二心呢？不过，今年以来，我的病情一直在加重，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了。过去我也曾向皇上说过身体情况，皇上没有答应我的请求，所以继续努力工作到现在，而感到痛苦的是，病情却一天天地更加严重了。
正当皇上励精图治，每一件事都需要尽快处理的时候，我却这样困倦疲惫，并且长久地占据着宰相的位子，虽然皇上善待我，我还是觉得自己的罪行在一天天地滋长，以至于不再被容忍，最终还会因为我连累皇上的知人之明，绝不只是有损于我个人的一点品德。我这才冒昧地在今天提出辞职的请求。但听到皇上的谕旨，并没有对我表示怜悯和同情，这使我感到十分的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然而我的请求却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敢于说出口的，我觉得，与其因为擅离职守而被杀，宁可违抗您的命令而遭到谴责。而且，大臣或出或入，为的是均衡劳逸，这也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大概有关国事政见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容易产生矛盾、怨恨的地方，自古以来，独揽大权的人，很少有不获罪，并遭到降职或罢免的。不过，祖宗并不随便处置大臣，都是有说法的。我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很久了，幸亏有您的保全救护，才免除了谴责呵斥，真诚地希望皇上能深深地顾念祖宗处置大臣的办法，使我获得一点安宁方便。今后皇上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绝不敢推辞。
其二（第六篇）
我恭敬地接受皇上的恩典，您专门派来了使者，让我入宫觐见供职。我的心思，大概已经冒昧地说过了。皇上听到的议论都是十分高远的，我没能得到皇上的认同，就再次陈述一遍，这一次希望皇上能听到我的意见。回想当年，我是个孤单而又卑贱的人，被众人所鄙弃，皇上收留并提拔了我，排除天下的不同意见，将朝廷大事交给我办，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正当皇上开始创立功业的时候，群臣都不明白皇上想干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只是想顺势而行，却不知道很多事情如果自以为高明，强行去做，是很可怕的。然而，皇上考虑得非常远大，不是我所能达到的。做这些事以来，犯了很多错误。虽然日日夜夜地操劳，也不能报答皇上的恩德哪怕万分之一。如今因为长久地占有皇上的宠信，人们的疑惑和怨恨都汇集到这里，有罪的指责，是无法避免的。
老天又将疾病给了我，使得我精神委靡，身体也感到疲惫，虽然想勉强支持一阵，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才敢冒犯皇上的威严，乞求解除我的职务。我认为，皇上是天地间的父母，应该对我有所怜悯。说起来，我没有什么功劳，也许应该杀头；但我还算是有些志向，或许又可以赦免。皇上始终保护着我，使我没有后顾之忧。然而，没有得到皇上的顾念哀怜，却仍然想着能勉强担当重任，如果我通过努力，还能对皇上有所帮助，那么，即使毁灭了自身和宗族，我也不会躲避和害怕。只是想到，最终也许将一事无成，还要使朝廷蒙受危险和耻辱，这是我不敢贸然去做的原因。皇上像日月一样明亮，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希望您能赐给我一线缝隙，让光亮能稍微照耀进来，就会知道我的恳切之意，是不敢随便地冒犯皇上的。我请求暂且在相府等候皇上的旨意，希望皇上能开恩，早日裁决处理我的请求。
又有《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其中写道：
我很恭敬地收下皇上的手诏：“我希望你能留在京城做一名论道官，你应该体谅我的用意，请你尽快答复是否同意我的安排。”我的才能浅薄，过去受到皇上的提拔，在这个职位上做了这么久，其实是个误会，我也没有可以报答的。再加上我的精力衰弱亏损得很厉害，而我的罪过日积月累，已经很多，因此冒昧地请求辞去我的职务。非常幸运，皇上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接着又派遣吕惠卿来传递圣旨，想让我留在京城作为顾问。我不能忘记皇上的知遇之恩，也不忍心离开皇上。然而又仔细一想，让我做论道官，恐怕不是很合适，还是将我安置在一个闲散的地方，比较好。皇上托付的事情，已经有人去做，只要以诚相待，就足以帮助皇上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我是难以留在京城继续听任官场的诽谤了。如果皇上安排我去个方便的州郡，我是不敢不勉力去做的。至于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曾当面答应过您，一定不敢推辞。
我们看王安石的《乞解机务札子》，也就是他的辞职报告，一共递交过六次，言辞哀怨悱恻，皇帝才终于答应他的请求，同时，又亲自写了诏书，挽留他住在京城，以备向他征询意见，对一个臣子能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实在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王安石仍然执意要辞去官职，离开京城，他前后递交了六次辞职报告，大概说的都是实情。在王安石主持国家工作的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俱兴，即使我们今天读史，仍然感到应接不暇。但王安石以其一个人的力量，独自承担起这么繁重的工作，他的精力被严重耗损，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他还处在众人的怀疑、诽谤之中，想用引退来堵住那些叫嚷者的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王安石为什么不在前几年提出辞职，偏偏要在此时提出辞职呢？在这之前，一切新政都刚刚开始，如果那时他要离开，还会担心这些新政根基不稳，容易动摇，一定要亲自负责到底，才能有希望最后获得成功。到这个时候，大的方面都已经确定下来，又有神宗这样英明的皇帝在上面主持，继任者也能按照既定的方针去做，因此，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是不会功亏一篑的。这是他可以放心离开这里的原因。有人说他是以辞职要挟皇帝，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王安石有什么要求是皇帝不能满足他的，而一定要用这种办法要挟皇帝呢？神宗对于王安石，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根本不用靠要挟皇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也没有靠要挟皇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考异九）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郑侠上疏，将流民扶老携幼困顿苦痛的样子，绘了一幅图画，献给皇上，并且说：“天下大旱是王安石导致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爷肯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流着眼泪对皇上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皇帝也对他产生了疑问，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位，让他做了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今天我们通过他写的这些辞职报告可以证明，事实与《宋史》的记载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辞职报告连续递交了六次，虽然被皇帝接受了，但仍然想把他留在京城。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能这样做吗？而且，接替王安石担任宰相的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推荐的，皇帝如果是听信了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为什么还要用他所推荐的人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史》没有一处不是在胡说八道。
王安石自从获得了这个闲散职位，就把他剩余的精力都用来著书立说了，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巨著。不到一年，他又被召回，做了宰相。显然，当时神宗曾与他有过约定，说是再召他回京的话，他不能推辞，才放他回去的，所以，他在辞职信里一再说“将来再有用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前去了。然而，再次为相一年有余，退隐江湖的意愿，越来越阻挡不住了，终于再次引退。他多次上奏，皇上都不允许，最后甚至告诉他，不要再提引退的事了。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请王珪出面为他说话。他的文集中有《与参政王禹玉》两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不能敷衍了事。近来我在为工作操心之余，病又加重了。对于自己的身体，我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划国家大事，怎么能没有荒疏和耽误，又怎能对得起皇上任用我的心意呢？何况，自从春天以来，我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已经上疏四五次了。如今，我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已经没有再继续做下去的道理了。所以，特别要仰仗你的帮助，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委婉地为我说说话，也好早一点遂了我的心愿，不应该再被皇上留下，从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
他的第二封信是这样写的：
承蒙您能亲临我家，传达皇上的旨意，我感到非常局促不安，手足无措。我独自一人在外做官，常有无助之感。恰好遇到神宗皇帝，不顾众人的批评指责，把宰相的工作托付给我，如果有利于国家，哪怕牺牲了我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行为既不能取悦于众人，而皇亲国戚、朝中大臣又对我十分不满，怨声载道。我的才智不足以做到了解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而阴险邪恶之人又常在往来亲密的朋友之中。而且，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时间又这么久，难免有到达极限的担忧。我的意气也已衰退，精力更显疲惫，也担心影响工作。
我看前世那些大臣，到了这种时候，还不请求辞官回家，而且最终没有使国家受到损害的，大概从未有过。由于这个原因，我宁肯接受故意逃避责任的指责，想在过失没有积累太多的时候，能够急流勇退，回归乡里，做一个圣明时代知道适可而止，不做非分之想的大臣。希望天下后世之人，对于皇上选拔任命的官员，没有什么讥讽议论的地方。您是一个我所尊敬的人，正值您主持朝中大政，从大处说，为了朝廷的事业，从小处说，顾及我们的友谊，您应该多少考虑一下我的情况，替我向皇上陈述一下我的意愿，既然皇上没有准许我上奏表章，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您的一番话上。我心中对您的感激之情，是书信难以传达的，只有请您对我多加同情和体察。
王安石这个时候大概病得更厉害了，已经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所以，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再次担任宰相之后，第二年春天就提出辞职多达四五次。皇帝很久没有召见他，于是又请求同僚给予帮助。他说得很诚恳，主要是担心自己在职位上耽误了工作，以至于拖累了国家，怕给皇帝带来不能知人善任的负面影响。到了这个时候，神宗也知道王安石是非走不可，不可挽回了。于是，给了他一个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的职位，增加食邑一千户，实际享用的封户四百户，并且赐给他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的称号。大概让宰相居住在京城之外，这是宋代以礼优待有功之臣的特例了。王安石多次请求辞去这些封号和赏赐，都没有得到允许。又过了一年，拜他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又拜他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公。他在江宁（今南京）居住了十年，皇上的赏赐问候一直不间断，直到神宗去世，实行王安石的政策没有多少变化。
（考异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