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安石最初设置律科的时候，司马光上奏说：“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一科呢？假如让学生预先学习它，那么，不合乎礼教的行为，正是刑罚要制裁的，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能深明大义，自然也能遵守法律，如果他不懂得道义，那么，学习法律只能使他成为一个刻薄的人，为政的时候怎能奉公守法呢？这样做也不能培养人才，敦厚风俗。”啊，司马光的这种论调，在今天法制思想盛行的时候，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是错的，不用深入地和他讨论。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则当今之世各个文明国家，不是曾经学过法律的不能担任官吏，那么他们那里还会有奉公守法的人吗？我一直不理解，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居心呢？我也不理解后世那些读史的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袒护司马光而贬低王安石，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用心呢？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不是王安石想要做的，他的《上仁宗皇帝书》，论述这件事的弊病是非常详尽的。等到他执政以后，却仍然没有改革，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理由，他自己曾经讲过。他在《请改科条制札子》中说道：“如今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以改变今天的弊端，但担心没有头绪，首先应当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即不再进行诗赋一类的考试，让学生们专心研究如何阐发经典的意义，等到朝廷兴建了学校，在那里修习、研究三代教育、选举官吏的办法，并且施行于天下。”由此看来，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而主要考查对经典意义的阐发，不过是王安石的权宜之计，并非他的目的，但当时攻击他的人却已经风起云涌了。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讨论如何改革贡举法，停止诗赋明经各科的考试，以经义策论作为进士考试的内容，直史馆的苏轼上疏谈到他的意见，他大致是这样说的：
得到人才的途经，在于知人；了解一个人的方式，在于考察他的实际水平。如果君主和宰相对每个人都能明察秋毫，朝廷也有切实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衙门里的小官吏和差役中未必就没有人才，何必要到学校里去选拔呢？即使用现在这个办法，我认为已经富富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不能对每个人明察秋毫，朝廷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即使在公卿和皇帝身边的这些人中，也常常会觉得找不到、没有人才，何况从学校中选拔的那些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非常不够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该做的或不该做的，事物也时有兴起和废除，即使三代的圣人在今天复生，他们选拔人才也要通过一定的途经，何必非要通过学校呢？而且，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年间已经办过学校，所有的人都以为可以期待天下太平的到来了，至今却只留下一个空名。
如今皇上一定要寻求道德高尚又有很大学问的人，责成他去实现九年大成的事业，就要改变当今的制度，使社会习俗发生变化，还要征发民工来修建房屋校舍，聚敛民间的财富，供养这些前来就读的学生。同时，设置官吏，安排教师，并将那些不听话的人挑选出来，贬到偏远的地方去，只会在社会上造成纷扰，这和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年间做的有什么区别呢？至于科举考试，有人说，乡试应该以道德为重，不要太看重文章写得如何；有人说，应该专考策论，诗赋就不必考了；也有人希望采用唐朝用过的办法，兼顾一个人的声望，不必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都封上；还有人主张改变学生们研读儒学经典的办法，不用死记硬背，只考经书的内涵意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行呢？这就需要统治者通过穷究事物的道理来提高自身修养，并通过为世人做出表率，来标明你的好恶。
如果认为设立个科目提出个名目就可以得到人才，就是教天下的人一起弄虚作假。皇上用孝的名义选拔人才，有勇气的人就会割股，胆怯的人就去看守坟墓；皇上用廉洁的名义选拔人才，有人就会驾驶残破的车子，骑瘦弱的病马，穿劣质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凡是可以讨好皇上的，都可以拿来一用。讲求道德品行的弊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就文章而言，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但就实际的政事而言，则诗赋、文章都是无用的了。不过，即使是无用的，可是自祖宗以来，没有人能够废除，人们认为，按照一定的方式选拔人才，从来都是这样，如此而已。近世文章写得很华丽的，没有人能超过杨亿，如果杨亿还在，那么，他就是忠诚、清廉、耿直、公正的人吗？通晓经典，学习古制，没有人比得上孙复、石介，如果孙复、石介还在，那么，他们就是不切实际而又荒诞虚妄的人吗？况且，自唐朝到现在，因诗赋写得好而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哪些地方有负于天下，而一定要废除它呢？
皇上读了苏轼的上疏，于是向王安石询问。王安石说：“如果说通过诗赋考试也曾得到很多人才，那是因为要做官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这中间不会没有贤德之人，但因此说这种考试制度很好却未必。今天看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寻求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只是闭门读书，学作诗赋，等到做了官，社会上的事情全不知道，这就是科举在败坏人才，还不如古代呢。”皇上于是下定决心，要废除明经及各科进士的考试，废除诗赋的考试，学生从“五经”即《诗经》、《书经》、《易经》、《周礼》、《礼记》中任选一经，专心研读，并且兼顾《论语》和《孟子》，每次考四场，第一场考专门研读的经书；第二场考孔孟的书，以书中的要旨为主，共十道题；第三场考试，写论述一篇，第四场考试，写策问三题。礼部考试增加两题，中书省的考试则增加撰写公文或诏令一题。这些就是当时科举制度大致的情况，它沿袭了数百年，一直存留到今天。啊，王安石开创的良法美意并不只是这一项啊，都废除绝迹了，没有一项留下来，只有这项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是王安石想要废除而未能废除的，却沿袭了数百年，毒害天下多少人才，真是令人伤心啊！
如果能完全废除科举制度，用学校来代替科举的功能，那是善举中的善举！但是，当学校尚未建立起来，而国家又不能不选拔人才的时候，科举制度也就不能一下子废除。既然不能一下子废除，那么，与其考诗赋，则不如考经义。这么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苏轼说的那一番话，一方面说即使三代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选拔人才也不会通过学校。其二是说诗赋虽然无用，但寻找一种办法来选拔人才，也不过如此。其三是说诗赋何曾有负于天下，并痛斥诋毁开办学校是劳民伤财，纷扰天下。这真是所谓用恶劣的言论来扰乱政治啊，王安石斥责这些人是流俗真是太合适了。如今，科举考试已经废除，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他的说法是错的，是不值得一辨的。仍然在这里讲到他，是想让大家看一看，当时反对新法的人，他们的言论都不能持之有故，也不能言之成理，大概都是这样。通过以上三章，大家对于王安石当时创立的新法，大致都有所了解了。还有一些细枝末节，与一个朝代的兴亡大计关系不大，这里就省略了。
（考异七）
世传王安石主持国家大政的时候，曾经设置“宫观祠录”的官职，来处置异己，很多人口口相传，没有人知道这种说法来自何方。王渔洋的《池北偶谈》进一步确指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增设的，并非祖宗原来就有的。并且引用了邱文庄的《世史正纲》作为证据，而《御批通鉴辑览》也沿用了这种说法。我不知道邱氏是从哪本书里看来的，但从《宋史·职官志》中考证，祠禄这种官职，是为了照顾退休、离任或年老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使他们安度晚年，设置的一种闲职，最初人数比较少，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以后又有所增加。又说：京城的宫观，按照过去的规定，由宰相执政担任，前任宰相留在京城的，往往授予宫观以示优待和礼遇。然而，这种制度不是王安石创立的，这一点非常清楚。
《宋史》各传中记载前大臣不再执政后接受这个职位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就拿见于《临川集》的人来说，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被授予会灵观使，是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任景灵宫使，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这些都远在熙宁（公元1068—1077年）以前。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朝廷讨论废除宫观使副都监，王安石说：“宫观设置使提举都监，的确是有些多余，然而，现在这种设置，都是兼职，而且有特别是安置，朝廷按照礼仪应该表示尊重，不能以在职来要求。无论废除还是继续设置，关系都不大。如果讨论多余的费用，那么宫观这个闲职，自然是有的讨论，那就不只是设置宫使提举都监可以裁减了。”根据这些来看，王安石执政期间，哪有增加宫观至使人数增加这样的事？《职官志》大概也是根据诽谤者的言论加以采用而已，而邱濬和王渔洋这样的人，对于各种书籍记载的祠录的由来都没看全，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历史事实！因为讨论王安石的新法，把我的辩词也附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