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私下里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他们在位的时间久了，就少了心忧天下的那份真诚，即使没有对百姓施行暴政酷刑，天下也有可能发生动乱。秦朝以后，在位时间较长的帝王，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很聪明，有智慧，有胆略，建立过功业的帝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又没有什么内忧外患，于是，便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并不真正地为天下的安危而忧虑，只求能度过眼前，缺少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直到真的大祸临头了才后悔莫及。虽然自己或许能够得到幸免，但祖宗庙宇已经遭到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也已走到穷途末路，天下的老百姓更陷于血泊之中，活着的人都不能摆脱困苦、饥饿以及被人劫掠的厄运。作为先王的子孙，看着祖宗的庙宇受到毁坏侮辱；作为百姓的父母，保护不了子民的生命安全，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在安逸享乐之中走到这一步，自己还以为灾难不会到来呢，即使来了，也没有这么严重，没想到，它在不知不觉中就突然降临了。
天下大约是最大的器物了，不大力申明各种法令制度，便不能维持它；不大量培养人才，就不能保住它。假如没有为天下安危而忧虑的真诚，就不能询问察访到有贤德的人才，也很难要求人们遵守法度。有贤德的人才得不到使用，法令制度得不到完善，这样过着偷闲的日子，或许侥幸没有出现问题，但旷日持久，到最后却未必不会酿成天下大乱。我想，皇上有谦恭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仁爱士民百姓、天下万物的思想，然而，在位时间已经很久了，到了应该认真思考天下大事，吸取晋、梁、唐三位皇帝的教训来警戒自己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如今朝廷里的官职，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有贤德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还不能说已经合乎法度。官吏在上面为所欲为，百姓在下面忍受贫困，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财力、物力一天比一天困窘，而皇上高高在上，深居宫闱，并没有询问察访人才，完善法令制度的意思。这就是我在私下里为皇上谋划，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啊。
因循守旧，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很难维持长久。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天下的安危，所以，灾难祸患一旦到来，虽然再想询问察访有贤德的人才，完善法令制度，却已经来不及了。把古代的事情作为今天的借鉴，则天下的安危治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迫切的了（就在今日），今天的机会一旦丧失，我担心您会后悔莫及的。然而，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询问察访，培养大批有贤德的人才，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完善、申明各种法令制度，这些，皇上现在还能不抓紧吗？《尚书》中说：“如果吃了药却不感到晕眩，他的病就不能痊愈。”我希望皇上能以终身致命的疾患为忧，不要为一时的眩晕而叫苦。我既然被皇上提拔任用，让我担任侍从官员，那么，国家的治乱安危就关系到我的荣辱，这就是我不敢以避免越权的罪责，放弃尽力规劝的职责的原因。希望皇上能仔细考虑我的意见，警戒自己，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上时政疏》与前面的《言事书》反复陈述的都是一个意思，然而，他的语言更加危言耸听，他的意志更加坚忍不拔。大约王安石那时真的担心形势很危急，不能坐视不管，而且觉得仁宗皇帝还可以接受他的意见，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善。然而，仁宗皇帝已经老了，已经不想做什么事了，过了两年，他也就去世了。
（考异四）
《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被委任了知制诰这样一个官职，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和文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厅秘书。一天，皇上举办赏花钓鱼宴，招待各位官员。内侍们用金碟盛了钓鱼用的药饵，放在一个小桌子上，王安石把它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奸诈的人！如果是误食钓饵，吃一粒也就不会再吃了，他把钓饵都吃光了，这是不近情理的，平时我就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自己写作《日录》，对祖宗讨厌鄙薄，对仁宗皇帝表现得尤其严重。蔡上翔说：臣子陪伴皇上赏花钓鱼，皇上就在身边，旁边还站着各位同事，这些钓饵，内侍们已经盛在金碟里了，人人都知道它是钓饵，怎么会有王安石误食这样的事，而且还被皇上亲眼见到了。
如果皇上亲眼见到王安石误食钓饵，又何必等到第二天对宰相说这件事，难道他对王安石还有所畏惧而不敢当面直说吗？而且，既然平时就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忍耐到现在，不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呢？不过是一盘钓饵罢了，王安石已经知道吃错了，还要把它都吃完，就是要表现他的奸诈，这种奸诈表现在哪里呢？皇上也一定要等他把钓饵都吃光才知道他的奸诈，这种说法的道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为这件事而不喜欢自己的臣子，臣子也因为这件事而怨恨他的君王，以致后来撰写《日录》，就非常鄙薄宋仁宗。为什么邵伯温造谣诽谤竟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蔡上翔对邵伯温的驳斥，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此种小节，本来是不足以辩驳的，把它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想说明，王安石本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诽谤者竟用奸诈来诬蔑他，他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做了那么多的好事，都被这个“诈”字抹杀了，天下还有公正的声音吗！
（考异五）
在熙宁、元丰年间（公元1068—1085年）整个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为难，然而，从未有人诋毁他的人格。如果有，就从世人所传苏洵作《辨奸论》开始。他在其中说道：“将来使天下百姓遭殃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这个人真是将“王衍、卢杞合为一身了”。又说他：“嘴上讲的是孔子、老子，身体行的是伯夷、叔齐，收罗那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在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又说：这个人“内心阴险狠毒，志趣和一般人大不一样”，又说他：“满面尘垢像居丧者一样，可是却大谈诗书。”又说：“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的人，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类人。”这些语言丑化、诋毁一个人到了极致，真是没有没说到的了。近代有一位李穆堂先生，据他考证，《辨奸论》是一篇伪作。他在《读〈辨奸论〉后》一文中写道：苏老泉也就是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本已经看不到了，今天流行的版本中有一篇《辨奸论》，世上的人都因为这篇文章称赞老泉能预见到王安石将给国家带来灾难。
这篇文章最初见于《邵氏闻见录》中，这本书编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到了绍兴十七年（公元1148年），沈斐编《苏洵文集》附录二卷，其中载有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表一文，其中提到了《辨奸论》。而苏东坡为了感谢张方平为他父亲作墓表，写了一封给张方平的信，也讲到写作《辨奸论》这件事。我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赝品。根据当时的情形来考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按照墓表的说法，王安石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开始出名，他的同党一时为他倾倒，他的任命书中这样写道：自有人类以来，只有几个这样的人。制造舆论，把他说得几乎就像个圣人。欧阳修也对他表示赞赏，劝先生，也就是苏老泉，与他交往，而且，王安石也愿意结交先生。苏老泉说：我了解这个人，这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很可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而《邵氏闻见录》叙述《辨奸论》的写作初衷，和墓表是一样的。它引用了墓表吗？那应当明确指出来，不应该用自叙的语气。是与墓表暗合吗？那不应该字句完全一样。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还没有被当时的朝廷所重用，同党也很少。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才被任命为度支判官，一个中央财政部门的属官。
这一年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没有得到施行。第二年，负责《起居注》的编修，辞章上了八九篇，又被任命为知制诰，很快就得罪了当朝执政的大官，遂以母亲去世为理由，返回南京（金陵）守制去了，宋英宗在位这些年，他一直不接受朝廷的召唤。却说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同党一时为他所倾倒，错得太厉害了。把王安石当作圣人的，是宋神宗。任命书说的那番话，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而苏老泉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后来的那些事都不是他所能听到的。（中略）还有收罗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生于今世，然而，王安石的本传和王安石的全集都在，其中并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执政之后，或许有依附于他的人，但老泉先生已经不在了，是不可能知道的。如果把老泉先生所接触的人引见给王安石，他们相隔得太远了，王安石不一定有收罗他们的能力。我不知道所谓沽名钓誉而又不得志的都是些什么人。人为什么要奸诈呢？一定有好处他才这样做的。
王安石生平是以夔、稷、契为表率的，千乘之富他不看在眼里，三公的高位也不能改变他，这是天下所有人都信服的，他又为何要奸诈呢？他看到大宋朝的积弱现象，心里很不踏实，惶惶不可以终日。而那些公卿大臣却像堂上的燕雀一样，悠闲得自以为很安全，他才不得不出来承担起天下的责任，而又幸运地遇到了很想有一番大作为的皇上，于是，毅然与他合作，建立制度，改变风俗，力排众议，推行他的那一套变法的措施。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弊端，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丝毫自私自利的想法也没有。
他的办法不见得都好，但要相信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哪里有什么奸诈呢？还有一点：我年轻的时候读俗刻本《苏老泉集》，读了他的《辨奸论》之后，认为不是老泉的作品，看书的人还有些疑问，不很相信。曾想得到宋刻本作为参考，但购求多年，都没有得到。马端临（字贵与）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列载了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的刻本，不称“嘉祐”，书名既然有很大差别，又多至二十余卷，觉得一定有后人的赝品、伪作，掺杂在里面了。最近得到了明朝嘉靖壬申年（公元1532年）太原府太守张镗翻刻的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该书书名和卷数，都与《经籍考》记述的相同，而其中唯独没有所谓《辨奸论》这篇文章，就更加相信这是邵氏伪造的赝品了。然而又感叹他这样费尽心机地制造伪书，但从来没有作伪者不被人揭穿的。
李穆堂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点亮了一盏明灯，使得所有的事物都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蔡上翔引申发挥他的说法，有数万言，论证《辨奸论》和《墓表》确实是伪作，更令人大呼痛快。这里因为文章很繁复就不具体引述了。苏洵并不是圣人，即便是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来诋毁王安石，也不能让王安石有什么损害。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能认为它是真的。邵氏之流，为了诬蔑王安石，把苏洵也诬蔑了，这种鬼域的丑态，我实在无法理解，只恨后来编写历史的人，还把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当作实录，而沉沉冤狱，经过了上千年也没有得到改正，我又怎能不为之伸张呢？
（考异六）
《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说：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与客人在天津桥上散步，听到杜鹃的叫声，神情惨然，很不高兴。客人问他原因，他说，洛阳过去并没有杜鹃，今天开始有了，一定是有原因的。客人问，什么原因呢？先生（邵康节）说，不超过两年，皇上用南方人为首相，会引来很多南方人，专门进行改革变法，天下从此要出事了。天下要得到治理，地气是从北向南；将要大乱，则从南向北。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来到。这段文字也曾见于《邵氏闻见录》，而朱熹，朱夫子竟也采用了，它的荒诞妄言粗俗丑陋，简直不值得有见识的人一笑。邵康节可以提前知道以后的事，难道杜鹃也能提前知道以后的事吗？大概是当时的小人们特别痛恨王安石，而又各自有他们所崇拜的人，所以就把所谓的先见之言托付给他所崇拜的人，用他们对未来的预言来抬高自己的身份。
这就是王安石三次拜谒周敦颐（濂溪先生）而不被接见，苏洵写作《辨奸论》，以及邵康节听到杜鹃叫声的由来。考察《宋史·司马光传》，其中说道：宋神宗曾经询问司马光，现在这个宰相陈升之，外面都怎么议论他？司马光回答：闽人狡猾、险诈，楚人轻浮、随意，如今，两个宰相都是闽人，两个副宰相都是楚人，他们一定提拔、推荐自己的同党，天下的风俗，怎么能够更加淳朴厚道呢？这种偏激浅陋、嫉贤妒能的话，对于稍能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来说，都是说不出口的。司马光果然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诽谤者假托司马光的名义？我不敢下这个断语。然而，由此可见，当时那些缺少远大见识，热衷眼前名利的儒者，他们的南北门户地域之见是非常严重的。王安石作为南方来的人忽然当了宰相，北方人是很嫉妒的。这也是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叫声，邵康节所发那番议论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谬论到处流传，直到今天，则变本加厉，以省界为标准，妨碍国家的统一，真让人感到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