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富裕的、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收养了一个孩子，周遭有很多阿谀奉承的人巴结着他。他到成年时了解到，原来自称是他父母的人其实不是他的父母，而他又找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你想想，他在了解到这段内情之前和之后，对那些逢迎之徒和假父母会抱有什么看法呢？那么，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推测？
格劳孔：乐意至极。
苏格拉底：我的想法是这样。当他还不了解真情的时候，比起周围那些谄媚之徒，他会更多地尊敬他所谓的父亲、母亲以及其他的亲人，更多地关注他们的需要，更少想对他们做什么非法的事、讲什么非法的话，或遇到重大的事情不听从他们的劝告。
格劳孔：这倒是很有可能。
苏格拉底：可是，一旦他发现了真情后，我推想，他对父母亲人的尊重和忠心将会日益减退，转而关心起那些阿谀之辈来。他将比以前更关注后者，并从此以后按他们的规矩生活，和他们公开联合，慢慢对养父和养父的其他亲人变得漠不关心了。除非他的天性特别正直，才不会如此。
格劳孔：很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比喻怎么又和从事哲学辩证的人联系起来了呢？
苏格拉底：我这就进行解释。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光荣？我们其实从小就对这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就在这种看法中成长，就像在父母哺育下长大成人一样。我们服从、尊重它们。
格劳孔：不错。
苏格拉底：但是还有与之相反的习惯风尚。它们由于能给人快乐而能够引诱和吸引人的灵魂，即使它不能征服任何一个正派的人，正派人依然尊敬和服从父亲的教诲。
格劳孔：确实有这种习惯和风尚。
苏格拉底：那么，当一个人遇到了“什么是光荣？”这样的问题，并且依靠从立法者那里学来的道理作答时，他在辩论中会遭到驳斥；当他多次被驳倒并且在许多地方被驳倒时，他的信念就会动摇，他会倾向于相信，光荣的东西并不比可耻的东西更光荣；而一旦他在关于正义、善以及其他主要尊重的东西方面都有了同样的想法时，你认为，他之后在尊重和恪守这些传统方面会怎么办呢？
格劳孔：他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地尊重和恪守了。
苏格拉底：既然他已经不再觉得从前的那些信条，必须受到尊敬和服从，而真理却又尚未找到，他会转而采取哪种生活方式呢？他难道不会采取那种能诱惑他的生活方式吗？
格劳孔：会啊。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将会发现他由一个守法者变成了一个违法者。
格劳孔：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可是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这样从事哲学辩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且，像我曾提过的，又是可以原谅的。是吗？
格劳孔：是的，而且还非常可怜。
苏格拉底：为了避免会可怜你那些30岁的学生，你就必须得非常谨慎地对待如何引导他们进行这种辩论的问题。不是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不要让他们乳臭未干就尝试辩论，这不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预防方法吗？我想你一定早就注意到了，年轻人刚开始尝试辩论时，由于觉得好玩，就喜欢逢人就跟别人辩论，而且模仿别人的互驳，自己也去反驳他人。他们喜欢用言辞咬人，好像小狗喜欢撕扯所有走近的人一样。
格劳孔：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当他们无数次地驳倒他人，又被他人无数次地驳倒之后，就很快陷入了对原来坚持正确的一切的强烈怀疑。导致的结果是毁掉了自己和整个哲学事业在世人心目中的信誉。
格劳孔：这太正确了。
苏格拉底：但是一个年龄稍大些的人就不会这样嚣张，他宁可效仿那些为探寻真理而进行辩驳的人，也不会仿效那些仅仅为了耍嘴皮子玩儿的人。所以他本人会是一个有分寸的人。他能提高他所研究的哲学的信誉而不是降低它的信誉。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以上所有这些话我们讲出来就是为了防止这一点。我们要求能够允许参加这种讨论的人必须是具备适度和坚定品格的人，而不能是什么都不合格的人，像现在这样。是吗？
格劳孔：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那么，如同在相应的体操训练中一样，坚持不懈、专心致志地学习辩证法，用两倍于体操训练的时间足够吗？
格劳孔：你是说要六年或者四年？
苏格拉底：不错，定为五年吧。因为，自此之后你还得派他们再回到地洞里去，迫使他们负责指挥战争或其他适合年轻人做的公务，让他们能够在实践经验方面不低于其他人，还得让他们在这些公务中经受考验，考查他们在各种蛊惑面前是否坚忍不拔，是否会畏缩、出轨。
格劳孔：你给这个阶段多长时间？
苏格拉底：15年。到50岁时，那些在实际工作和知识学习的所有方面都在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的人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向上看，去发现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在这样地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以它作为原型，治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在剩下的岁月中，他们必须用大部分时间来钻研哲学；不过在轮值时，他们每个人都必须不辞劳苦地管理冗杂的政治事务，为了整个城邦走上统治者的岗位——并非为了光荣而是考虑到必要。所以，当他们已经培养出了跟他们一样，可以取代他们充任卫国者的继承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辞去职务，寻找乐土，到那里定居下来了。国家会为他们建立纪念碑，像祭神一样地怀念他们，假如庇西亚的神示同意的话。至少也得以神一般的伟人资格祭祀他们。
格劳孔：啊，苏格拉底，你已经像个雕刻家一样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你塑造统治者形象的工作了。
苏格拉底：格劳孔啊，在这儿谈到的统治者自然也包括妇女。你必须了解，我谈论的关于男人的那些话同样适用于他们身边的妇女同胞，只要她们具有必备的天赋。
格劳孔：是的，若是她们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要和男人一样参与一切活动。
苏格拉底：我想，关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那些意见，并非全都不切实际；实现它虽然困难，但也非全然不能，只要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做，走正确的道路。那就是让真正的哲学家，多人或一人，执掌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将今人觉得特别光荣的一切事情都看做下贱的、无意义的，他们最重视正义以及正义带来的光荣，将正义看做最主要的和最必不可少的事情，以促进和推崇正义使自己的城邦迈向轨道。你觉得我说得怎样？
格劳孔：那如何做呢？
苏格拉底：他们会要求将所有10岁以上的有公民身份的孩子送到乡下去，再把这些孩子接受过来，改变他们从父母那里受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用自己制定的习惯和法律（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将他们培养成人。这样我们所描述的国家和制度就此建立起来，慢慢繁荣昌盛，并给人民带来最大福利，这的确是最便捷的途径。
格劳孔：这的确是条捷径。在我看来，苏格拉底啊，如果这种国家能得到实现的话，你已经很好地讲述了实现它的方法了。
苏格拉底：到此为止，我们不是已经详尽地谈论了我们的这种国家以及与此相应的那种人了吗？要知道，我们会提出需要什么样的人，这无疑是清清楚楚的。
格劳孔：我认为我对你的问题已经回答完毕。这也是清楚无疑的。苏格拉底：很好，格劳孔，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在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里，妇女和儿童必须公有，全部的教育也公有。各种事情不分男女一样干，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平时。那些被证明文武双全的最优秀的人物就是他们的王。
格劳孔：这些意见我们是一致认同的。
苏格拉底：其次，我们也曾进一步确认，治理者一经任命，就要带领部队驻扎在我们描述过的那种营房里；这里的一切大家都是共同所有，没有什么是私有的。你还记得，我们同意过他们还应该有些什么东西吗？
格劳孔：是的，我记得。我们原来认为现在所有的那些东西他们都不应当有。但是由于他们要训练作战，又要做守卫者，作为护卫整个国家的一种应有的报酬，所以他们需要从别的公民那里每年得到一年的供养。
苏格拉底：不错，这方面所有的话我们都已经讲过了。请告诉我，我们是从什么地方离题的？让我们还是回到本题去，言归正传吧。
格劳孔：要回到本题，那时（也可说刚刚）是不难的。假定那时你已经把国家描述完毕，并进而主张，你所描述的那种国家和相应的那种个人是好的，但现在看来，你还可以描述得更好些。而你进一步说，如果这国家是正确的，那么其他的国家必然是错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其他的国家里有四种制度，这四种国家制度的缺点和其相应的代表人物是值得考察的。当我们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对哪些人是最善的，对哪些人是最恶的，当这些问题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时，我们就可以确定最善的人是否是最幸福的，最恶的人是否是最痛苦的。当我问起说的四种政治体制指的是哪四种时，玻勒马霍斯和阿得曼托斯立即插了进来，你就从头又讲了起来，直到现在。
苏格拉底：你的记忆力真了不得！
格劳孔：那么，让我们像摔跤一样，再来一个回合吧。让我问同样的问题，请你告诉我，你那时本想说的是什么。
苏格拉底：尽我所能。
格劳孔：我特别想听你说一说，四种政治体制你指的是什么？
苏格拉底：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我所指的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称的四种制度。第一种是受到广泛赞扬的，被叫做克里特和斯巴达政制。第二种是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被叫做寡头政制。第三种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相反的，被叫做民主政制。最后，第四种，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乃是与前述所有这三种都不同的高贵的僭主政制。你还能提出任何别的政制的名称吗？所谓别的政制，我指的是能构成个特殊种类的。有世袭的君主国，有买来的王国，以及其他介于其间的各种类似的政治制度。这种小国在野蛮人中似乎比在希腊人中为数更多。
格劳孔：曾经的确听到过在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离奇的政治制度。
苏格拉底：那么，你一定知道，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的性格。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产生于木头里或石头里。不是的，政治制度产生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习惯的倾向决定着其他一切的方向。
格劳孔：是的，制度正是由习惯产生的，不能是由别的产生的。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政治制度有五种，那么个人心灵也就应该有五种。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我们曾经正确地说与贵族政治或好人政治相应的人，是善者或正义者，这些我们已经进行了描述。
格劳孔：我们已经描述过了。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让我们考查一下较差的几种。一种是争强好胜、贪图荣名的人，他们与斯巴达类型的制度相应；依次往下是寡头分子、民主分子和僭主。这样在考查了最不正义的一种人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他与最正义的人相比较，最后弄清楚纯粹正义的人与纯粹不正义的人究竟哪一个快乐哪一个痛苦？弄清楚了这个以后我们便可以听从色拉叙马霍斯的建议，或者追求不正义，或者相信我们现在的论述，选择正义。
格劳孔：当然，我们必须照你说的做。
苏格拉底：首先我们考查国家制度中的道德品质，然后再考查个人的道德品质，因为与个人道德品质相比，国家的道德品质更容易看清楚。因此，现在让我们首先来考察爱荣誉的那种政制——在希腊文中我们找不到别的名词，只好叫它荣誉统治或荣誉政制；然后我们将联系这种制度考查这种个人；其次考察寡头政制和寡头分子；接下来考察民主政制和民主分子；最后，我们去考察僭主统治的国家，然后再看一看僭主式的个人心灵。这样我们就可以试着对我们面临的问题进行正确判断了。你说这样做好吗？
格劳孔：这种研究方法与判断方法是很符合论证程序的。
苏格拉底：好。那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荣誉政制是怎样从贵族政制产生出来的。我想，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政治制度的所有变动都是由领导阶层的不和引起的。如果他们团结一致，无论这一致有多小，政治制度也是不可能变动的。
格劳孔：这是真的。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我们的国家的动乱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的辅助者和统治者怎么会彼此争吵同室操戈呢？或者，你要不要我们像荷马那样祈求文艺女神告诉我们第一次内讧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要不要想象这些文艺之神用悲剧的崇高格调一本正经地、就像逗弄小孩子一样地对我们说话呢？
格劳孔：他们会怎么对我们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