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奇人生
中东的历史，是血与火的历史。在这部战争从未停止过的历史中，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们，无疑是那血色史书中色彩鲜明的一笔。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各种阴谋和阳谋层出不穷，即便贵为一国之首，有着严密的保卫措施，也难以逃开阴谋刺杀的威胁。
面对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危机，不少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不幸成为阴谋的踏脚石，倒在防不胜防的刺杀与暗杀中——伊扎克·拉宾、萨达特、贝娜齐尔·布托，他们都没能从死神的镰刀下逃脱，成为政治与阴谋下的牺牲者。但也有几个幸运女神眷顾的首脑人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从死亡的威胁下逃脱，从死神的手中抢回了自己的生机。
在这几个极为幸运的中东领导人中，亚西尔·阿拉法特无疑是他们中间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
20 年代末出生的阿拉法特刚刚成人，面对的就是犹太的复国、以色列的诞生与阿以持续不断的兵戎相见。在20世纪下半叶，在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仅浸透了太多的枪声、泪水、苦难、鲜血，而且也孕育出了英雄与传奇。
这个为中东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尽管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不断被重病缠身，但他却屡屡幸运地躲过了数次的重病难关，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坚韧的信念，一次又一次摆脱了病魔的纠缠。
除了种种自然因素之外，人为的政治暗杀也多次出现在他的身边。在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他曾经多次遭遇以色列特工的暗杀及其他险情，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已经成功地躲过了多次的暗杀和袭击。几十载的死里逃生，五十余次避过暗杀阴谋，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阿拉法特生命之花依然怒放，战斗的意志仍有增无减。这位血性汉子用他富于传奇的人生经历诠释了一个被欺凌民族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贞气概。
阿拉法特曾这样说过：“我左手持枪，右手持橄榄枝。巴勒斯坦人民追求和平，但请不要逼我用枪。”面对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不屈的抗争，以色列国内和平力量开始走上前台。巴以这两个近半个世纪的宿敌化干戈为玉帛，坐到了谈判桌前。为此，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特别授予为阿以和平做出杰出贡献的拉宾与阿拉法特。
然而，拉宾最终还是倒在了阴谋的刺杀中，只有阿拉法特依然在阴谋和刺杀中屹立不倒。他那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被称为中东政坛的“不死之鸟”。
作为巴勒斯坦的头号敌人，以色列为了暗杀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阿拉法特可是没有少花力气。不过在讲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与阿拉法特的恩怨之前，先让我们熟悉一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前的矛盾由来——
巴勒斯坦原先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属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被肢解，巴勒斯坦被英国占领。1948年在美英的推动下，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犹太人占据了大量的领土，只留下一小部分支离破碎的土地让阿拉伯人用以建立巴勒斯坦国。由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先后来到的土地，因为有石油，引起双方的争夺，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由此开始，并且随着战争被不断激化和深化。
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出面调停，将巴勒斯坦国土进行分配。然而这次分配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巴勒斯坦中阿拉伯人有120万人，而他们只分到了45%的国土，而犹太人只有60万，他们却分到了55%的土地。而且巴勒斯坦的土地多为贫瘠，而以色列的土地多为靠海，土地肥沃，宗教圣城耶路撒冷也在以色列国土之内。巴勒斯坦不服联合国的判决，于是联合了埃及、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等国发动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爆发后，60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同时以色列持续移民，人口达到600万左右。
正是因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长达几百年的民族矛盾和历史原因，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阿拉法特一直都是以色列头号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眼中钉、肉中刺。
作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以色列的“摩萨德”（另外三个分别是前苏联的克格勃；英国的苏格兰场，又称“军情六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简称CIA）一直是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和政要的心头大患。“摩萨德”出色的情报能力以及与英国苏格兰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良好关系，成为以色列剪除威胁和潜在危险的一柄利剑。
然而，阿拉法特却是这个全球四大情报组织之一“摩萨德”最头疼的暗杀对象。尽管“摩萨德”对阿拉法特恨之入骨，曾经想尽了办法多次组织各种形式的暗杀，但却没有一次能够获得成功。对于阿拉法特的暗杀行动，也是“摩萨德”历史上的最为失败的一笔。
“摩萨德”针对阿拉法特的第一次暗杀始于1967年。这一年的岁末，“摩萨德”的情报网得到一个消息，消息说阿拉法特将会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个村庄里住宿。在确认了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后，“摩萨德”认为这是除去这个以色列大敌的一个绝佳机会，于是迅速派出数十名精干士兵悄悄接近这个村子。
“摩萨德”的这次行动极为机密，而且行动的时间也挑选得无可挑剔。但是令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阿拉法特竟然让人事先在这座村庄的隐蔽角落处安置了几条猎犬。
当“摩萨德”的士兵按照计划避开了村庄外的明哨和暗哨，即将顺利潜入这个村庄，对阿拉法特实施“斩首”行动的关键时候，那几条猎犬嗅到了生人的气息，开始大叫起来。
犬吠声立刻引起了阿拉法特的高度警觉，他立即起身，在护卫人员的保护下，推开所在房间的后窗，跳窗而出，坐进早就停在那里的汽车，命令司机立刻开车。当“摩萨德”的士兵火急火燎地冲进村庄时，阿拉法特乘坐的汽车早已经飞驰离去。
这次“斩首”行动失败后，对于暗杀阿拉法特，“摩萨德”并没有死心。在1969年，这个令中东所有国家领导人感到头疼的情报机构，再一次设计了两个足以干掉阿拉法特的阴谋。作为情报机构，靠情报吃饭的“摩萨德”非常清楚，想要成功设计并干掉阿拉法特，他们必须先解决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秘密行踪问题。
于是，通过各种渠道，“摩萨德”开始收买巴勒斯坦人为他们服务，成为他们的特工和情报人员。“摩萨德”收买巴勒斯坦人一般采用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金钱收买。“摩萨德”的代理人掌握着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在欧洲学习和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个人档案材料。在这些个人档案中，“摩萨德”会去刻意挑选那些生活超支以及正沉湎于赌博和玩弄女人等等的巴勒斯坦人。在确定目标后，他们会采用一系列办法，最终控制住目标，让他乖乖成为为“摩萨德”服务的特务，然后返回巴勒斯坦，想办法接近阿拉法特。
第二种是威胁在欧洲的巴勒斯坦人，告诉他们除非和以色列人合作，否则他们就得不到工作许可证或者不能更新他们的旅行证件。这是“摩萨德”在西德大量使用的一种讹诈技术，因为它的代理人可以利用德国罪行联合公司，成功地从德国当局得到关于巴勒斯坦的所需的官方情报，诸如什么时候他们的工作许可证需要更新等等详细情况。
第三种是威胁在欧洲的巴勒斯坦人，如果他们不和以色列人合作，他们在西岸和加沙的亲人将遭受磨难。当“摩萨德”的代理人和某个他们想要纳为己用的目标打交道时，通常带有接触对象亲人的照片，有时是影片。“摩萨德”会将需要了解的关于这些亲属的全部情况——名字、习惯、问题、缺点等等都收集完整，利用阿拉伯人当他们的妇女尊严受到威胁时，会变得非常疯狂的特点，威胁目标说他们亲人中的妇女要被奸污；或者是他们的亲人将遭到肉体摧残，被夺去生命。
到1968年年底时，以色列人在阿拉法特周围已经成功潜伏进了不少巴勒斯坦特务。但是，这些巴勒斯坦特务的身份大多不高，并没有知道阿拉法特什么时候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可能。
针对这一点，“摩萨德”一方面继续想方设法收买阿拉法特身边的随从人员，另一方面则通过这些巴勒斯坦特务传回来的情报，开始研究阿拉法特的日常习惯，并试图从中找出突破点，让他们得以设计出一个完美的刺杀阿拉法特的计划。
机会到底还是来了。到了1969年年初，“摩萨德”安插在阿拉法特周围的一个巴勒斯坦内奸意外得到阿拉法特将会坐车前往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边境一个城市进行视察的消息。这个巴勒斯坦内奸不敢怠慢，连忙将这个情报以最快速度传递回了以色列。
消息传递回“摩萨德”总部，正在这里做客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辛贝特”的负责人阿米尔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够确认并锁定阿拉法特在这个边境城市的位置，就能通过军事手段将他铲除。阿米尔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摩萨德”总部大部分情报官员的认可，于是，又一起针对阿拉法特的阴谋，开始了。
“摩萨德”计划让这名巴勒斯坦特务在阿拉法特将会乘坐前往那个边境城市的汽车里安装一个窃听器和归航通信装置。然后利用窃听器和归航通信装置，让以色列的战斗机能够用雷达波来自动跟踪它的信号，在锁定阿拉法特以后，战斗机发射火箭，这样就将阿拉法特能连人带车全部消灭。
计划制定后，这个被收买了的巴勒斯坦特务在确定了阿拉法特的座车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偷偷地把窃听器和一个波型脉冲雷达发射器安装在了阿拉法特这辆沃尔夫轿车的车底，以此为以色列的战斗轰炸机指引目标。
对于这一切，阿拉法特并不知情，巴勒斯坦的情报组织显然也没有“摩萨德”的能耐，所以在预定的这一天，阿拉法特搭乘这辆已经被安装了窃听器和波型脉冲雷达发射器的沃尔夫轿车，按照预定计划，前往这个边境城市视察。
当汽车快要接近这座城市的时候，阿拉法特突然发现头顶出现了以色列的军用飞机。不过他并没有慌张，也没有联想到汽车已经被安置了跟踪装置，只是认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巧合。他命令司机立刻改变方向，并且让早已准备好的“替身车”代替自己的座驾继续摆出前往这座边境城市的样子。
不过，很快，阿拉法特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刚刚发现的这架以色列军用飞机不但没有继续追踪自己的“替身车”，反而改变飞行路线，直接冲着自己的座驾而来。工程师出身的阿拉法特立刻明白，这辆汽车肯定是被以色列特工安装了跟踪装置。于是他不动声色的一面命令司机想办法甩掉头顶的威胁，一面在汽车行驶中开始检查各个可能被安放跟踪装置的位置。
很快，凭借多年的工程师经验，阿拉法特分别找到了窃听器和那个波型脉冲雷达发射器。他轻笑一声，随手将这两个装置抛向路边的一处枯草丛。司机立刻改变方向，果然，这一次以色列的军用飞机并没有跟来，在低空盘旋了一阵后，因为找不到攻击目标而不得不返航离去。
这次事件发生后，尽管经过调查，并没有发现身边有以色列特务的身份证明，但是阿拉法特没有侥幸心理，还是立刻更换了他的贴身警卫。
继“斩首”行动失败后，“空袭”行动再一次以失败告终。但杀阿拉法特之心不死的“摩萨德”很快在这一年的7月再次策划了一个足以干掉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阴谋行动。
这一次的计划是利用阿拉法特经常接受各方邮件和包裹，并且喜欢亲自打开的习惯，试图利用“邮件炸弹”，将这个以色列的敌人炸得支离破碎、一了百了。为了确保这个“邮件炸弹”计划的成功率和可行性，“摩萨德”事先伪装了几次邮件和包裹，用来试探阿拉法特的反应。不过和他们掌握的情报一样，这几个并没有安装炸弹的邮件和包裹果然都由阿拉法特本人亲手打开，并且还寄回了回信。
在经过几次反复的试探和试验后，“摩萨德”终于通过他们在巴勒斯坦收买的内奸准备了这个足以令阿拉法特尸骨无存的邮包。邮包看上去和一包文件没有区别，由在巴格达的伊拉克军事情报总部送交在约旦的伊拉克军事情报首领，完全是正式的，并以恰当的、正常的方式写着送交阿拉法特本人——由他亲启。
由于自1968年以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通过伊拉克人渗入到约旦境内，所以按照正常的程序，在约旦的伊拉克军事情报首脑毫不耽搁地派遣特别信使把这包文件送给了阿拉法特。
当时阿拉法特正在约旦首都安曼的“法塔赫”游击队驻地，邮包被送到的时候，阿拉法特和一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机构里的人正在开会。这个写着“阿拉法特兄亲启”的邮包于是被送到了阿拉法特的书桌上，因为正在谈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阿拉法特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拆这份邮包，而是让它在书桌上放了一段时间。
这时候的阿拉法特并没有表示出他对这份邮包有什么怀疑，继续和领导机构中的其他人交谈着关于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交涉的一系列问题。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着，突然，阿拉法特停止了和这些人的谈话，他的目光转而落在书桌上的这个邮包上。
似乎是感觉到什么，他皱了皱眉头，喊来在门口值守的警卫，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说道：“把它拿走，它是一枚炸弹。我能嗅出它的味道。”警卫和屋子里的其他人都感到非常不解，但没有怀疑阿拉法特的直觉。很快，这份极度危险的邮包被警卫小心翼翼地移出了房间，放到一个空旷的开阔地上。当其中一名警卫以适当的方法小心地打开这份函件时，邮包立刻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尽管这名警卫事先已经做好了防护措施，并且在打开的瞬间就已经逃离，但还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带走了性命。
所有在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高层领导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后怕不已地看看这个巨大的坑洞，又看看依旧一脸平静的阿拉法特，好半天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阿拉法特的直觉佩服不已。要知道，如果当时在邮包送来后，在那个房间里被打开，那么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当场炸死。
很显然，“摩萨德”精心策划的这起“邮件炸弹”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以色列人实行这次冒险的谋杀计划，不但没有顺利干掉阿拉法特，还暴露了一个他们在伊拉克军事情报机构隐蔽得很深的特务，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1969年的两次暗杀行动都宣告失败后，因为阿拉法特对于身边警卫和随从人员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所以使得“摩萨德”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都未能再制定出相应的谋杀计划，只有在1971年，阿拉法特的专车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附近行驶时，临时收到情报的“摩萨德”对他进行了一次仓促组织起来的小规模伏击。在这次伏击中，阿拉法特的司机不幸中弹身亡，但阿拉法特本人却得以幸免于难。
在“摩萨德”策划的多起谋杀阿拉法特的计划中，用战斗机击落阿拉法特乘坐的飞机是他们最常用的谋杀方式之一。1973年2月，以色列战机在西奈半岛击落了一架利比亚客机，机上100名旅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因为“摩萨德”的绝密情报断定阿拉法特就在这架客机上，但是事后却并没有在遇难人员中发现阿拉法特的遗体。因为这起攻击民航飞机时间，以色列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此后，虽然阿拉法特的民航专机在中东上空多次遇上，甚至被以色列战斗机跟踪过，但以色列再也不敢贸然开火。因此，阿拉法特乘坐民航专机反而比其他交通工具更安全。
1976年，对于阿拉法特一直贼心不死的“摩萨德”再一次策划了谋杀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阴谋。经过几年的培养和甄选，“摩萨德”通过各种手段收买的巴勒斯坦特务中终于有人能够成功接近阿拉法特，这人就是潜伏在阿拉法特身边的间谍阿布·萨伊德。
这一次，“摩萨德”吸取了前几次暗杀失败的教训，决定利用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暗杀手段——下毒，通过毒药来干掉阿拉法特这个已经上了他们必杀名单却令他们颜面无光的巴勒斯坦人。
为了下毒能够顺利进行，“摩萨德”特意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来了最新型的毒药——一种只有米粒般大小，放在饭中真假难辨，和米饭一个颜色、一种味道的毒药。毒药很快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萨伊德的手中，“摩萨德”让他尽快找准时机动手，否则一旦引起阿拉法特的警觉，这次暗杀行动又将会重蹈覆辙。
不过，令“摩萨德”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次“毒杀”行动又失败了。而失败的原因，不是阿拉法特那令他们恨得牙痒痒的直觉，而是他们收买的间谍萨伊德的临阵倒戈。
对于这次毒杀阿拉法特的行动，萨伊德一直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虽然他已经被以色列人收买，成了他们的狗腿子，但在萨伊德骨子里，仍是以自己巴勒斯坦人而自豪。当他收到毒药的时候，心中顿时难以抉择。因为如果他真的下手毒死了阿拉法特，那么无疑将成为巴勒斯坦民族的千古罪人。但如果不执行命令，“摩萨德”不会放过他和他的家人。在经过连续几天的激烈思想斗争后，萨伊德最终还是放弃了毒杀阿拉法特的心动，并且主动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安全部门自首。
萨伊德的临阵倒戈无疑是让阿拉法特再一次在“摩萨德”的脸上狠狠抽了一记耳光，此后，虽然不死心的“摩萨德”又试图策划谋杀阿拉法特的阴谋，但都因为大量间谍的被捕而宣告无疾而终。
在与“摩萨德”的较量中，阿拉法特过人的直觉无疑为他赢得胜利带来了不小的帮助，同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保安人员为他制定的非常严密的安全措施也是功不可没。
为了防备敌人暗算，阿拉法特经常行踪飘忽，夜间也常常更改住所。他的这个习惯，曾经再次挫败了“摩萨德”的一起暗杀阴谋——1982年8月的一个深夜，阿拉法特正在一幢大楼的14层开会，意大利大使想和他见面。阿拉法特同意后不久，忽然感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氛，于是立即让所有人员撤离办公大楼。当他们刚刚离开大楼走进对街的一幢建筑物，大楼内部突然发生爆炸，火光冲天，大楼被当场炸毁。这次爆炸事件造成250人丧生，但却并不包括及时撤离的阿拉法特。
在阿拉法特和“摩萨德”的斗智斗勇中，最为称奇的一次是躲过了1985年10月以色列人精心策划的“千里轰炸”行动。当时，以色列的轰炸机首先轰炸了位于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信中心和阿拉法特的住所。潜伏的“摩萨德”间谍还用激光发射器发射激光光束，引导以色列战斗机发射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的5座建筑物，炸死75人，炸伤120多人，阿拉法特却安然无恙。原来，那天他因为连日的劳累，起得比平时晚了些。当他赶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的时候，只看到了一片废墟。倘若以色列的空袭再推迟一刻钟，阿拉法特恐怕就难以幸免了。
世事就是这样难以预料，作为巴勒斯坦人的精神领袖和民族英雄，幸运的光辉始终伴随在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身边。在和阿拉法特的决斗中，以色列引以为豪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可以说是完败，败得非常彻底，连一局都没能搬回来。
2004年11月9日，阿拉法特在法国因病逝世。不过，他去世前的症状极像中毒。所以许多情报界人士认为，一直想把阿拉法特杀之而后快的“摩萨德”通过某种方式，偷偷把慢性毒药秘密吹入了阿拉法特的耳朵里，将他毒害致死。不过这个结论的真实性并没有被证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几十年的斗争中，经历不下十几次的失败后，“摩萨德”总算也是挽回了一点身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的脸面。
当然，在阿拉法特一生数十次的危险经历中，“摩萨德”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摩萨德”的阴谋之外，阿拉法特还屡次因为意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1月，在阿拉法特驱车从安曼赶往巴格达的途中，座车在超车时撞上一辆载重车辆，座车顶部被撕裂，而浑身是血的阿拉法特居然幸免于难。
1992年4月7日晚，阿拉法特乘坐的阿尔及利亚民航“安-26”型客机飞往利比亚萨拉地区，准备视察巴勒斯坦游击队营地。这架客机飞行途中遭遇一场特大沙暴，与地面失去了无线电联络，飞机及其乘客失踪，这一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不过，在机身断成三截的情况下，阿拉法特居然还是死里逃生，不能不说是幸运至极。
如此传奇的经历，也难怪人们会把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称为“不死之鸟”了。
二、阿拉法特的生平
亚西尔·阿拉法特，全名：拉赫曼·阿卜杜勒·拉乌夫·阿拉法特·古德瓦·侯赛尼，一个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巴勒斯坦骄子，从小就是孩子王，亲身经历过四次中东战争的洗礼，毕生致力于争取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
阿拉法特于1929年8月24日（另说是8月4日）出生在耶路撒冷一个地地道道的巴勒斯坦家庭里，是一位逊尼派穆斯林。阿拉法特出生时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乌夫·阿拉法特，早年读小学时，他的老师为纪念死去的战友亚西尔，便给他改名为亚西尔·阿拉法特，激励他长大继承巴勒斯坦革命先辈的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阿拉法特的家庭一共有七个孩子，在兄弟姐妹七人中，他排行第六，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父亲阿卜杜·拉乌夫·阿拉法特出身于一个商贾和宗教大家庭，属穆斯林逊尼派。这个家庭的祖籍分布在加沙地带和汗·尤尼斯地区，与侯赛尼家族有亲缘关系。母亲扎赫娃·侯赛尼，属侯赛尼家族，侯赛尼家族是一个大家族，在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非常有影响。
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向阿拉法特的父亲施加了很大压力，老阿拉法特被迫背井离乡去了开罗。这样，操持家务、抚养孩子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到他母亲扎赫娃的身上。艰难的岁月和沉重的负担大大损害了她的健康，当亚西尔·阿拉法特只有四岁、他的弟弟法塔希只有18个月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阿拉法特从小就是一个聪明勇敢的少年，经常模仿军人的动作，做一些带有军事色彩的儿童游戏。他是个“孩子王”，放学之后便把小伙伴们集中起来进行操练。他手里拿着一根指挥棒，俨然像一个指挥员，向小朋友们发号施令。当大姐英阿姆看到这一情景时，便亲切地叫他“将军”。“训练”结束后，阿拉法特把大姐给他的糖果分给小伙伴们吃。有时候，阿拉法特在院子里搭上一顶帐篷，晚上就睡在里面体验一下军人的生活。
阿拉法特从七岁起开始上学，他自幼熟读《古兰经》，精通伊斯兰教义，从而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据他的启蒙老师讲，阿拉法特聪明过人，理解能力很强，老师讲的东西都能记住，也能比较快地背诵《古兰经》。随着历史年轮的转动，阿拉法特不断成长，逐渐成为一个富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的青年，较早地参加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学生运动。
1948年5月15日凌晨，阿拉伯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向以色列开战，打响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也被称为巴勒斯坦战争。战争爆发后，阿拉法特与一名同学及一名埃及少校动身去巴勒斯坦，然后，他们三人又分头行动。阿拉法特英勇地投入到战斗中去，用迫击炮击毁了以色列的一辆坦克。他在战斗中机动灵活，战功卓著，引起对方的重视，把他列为重点搜捕对象之一。
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谈到他对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看法，他说：“我不能忘记，当阿拉伯军队开进巴勒斯坦时，我在加沙地带。一位埃及军官来到我们分队，命令我们放下武器。开始我不相信我的耳朵。我们问：‘为什么？’这个军官说，这是阿拉伯联盟的命令。我们抗议，可是没有用。军官给了我一张收到我的来福枪的收据。他告诉我，我可以在战争结束后取回。这时我明白了我们被这些阿拉伯国家出卖了。我自己被他们的背叛深深触痛了。”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1950年，阿拉法特进入开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埃及自由军官组织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并成为纳赛尔的崇拜者。1952年上半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
在开罗期间，埃及政局复杂多变，政局的主宰者是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纳赛尔行伍出身，是埃及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人，也是推翻埃及封建王朝的实际领袖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奠基者。
1956年7月，阿拉法特完成了在开罗大学的学业，成为一名工程师。当纳赛尔发出全民总动员后，他立即主动报名，自愿到埃及部队服役。埃及方面授予他少尉军衔，带领一批工兵前往塞得港地区，负责清理未爆炸的炸弹。阿拉法特进入战区后，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每天，他都冒着敌人的炮火进入阵地进行作业。他面临的是双重危险，一是来自敌方的危险；二是来自处理未爆炸弹和地雷的危险。胆大心细的阿拉法特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胆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回到开罗。埃及军方有关负责人对他说，他是一名处理炸弹的专家，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如果愿意留在埃及军队工作，可以得到提升，从事教官训练工作。阿拉法特拒绝了这项工作，他说：“我告诉他们，我已另有工作。我知道，假如我留在部队，我就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我就不能自由地开展组织工作。”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埃及。
回到开罗后，阿拉法特曾一度对纳赛尔寄予厚望，但事实却让他大为失望。纳赛尔确实关心巴勒斯坦问题，但他想把这个问题纳入埃及的控制下，而不愿意让阿拉法特等人成为独立的巴勒斯坦军事组织的领导人。
阿拉法特在认真考虑后，认为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1959年，他与战友阿布·杰哈德等人成立了“法塔赫”组织。在阿拉伯语中，“法”、“塔”、“赫”三个字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三个词的字首。他们成立了“法塔赫”领导下的军事组织，取名为“暴风部队”，建立了“法塔赫”组织系统，规定“法塔赫”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
1965年1月1日，阿拉法特及其战友领导“暴风部队”游击战士打响了反对以色列侵略斗争的第一枪，而这一天也成为了巴勒斯坦的革命爆发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阿拉法特一直活跃在这一地区，但因为政治原因，他曾两次在叙利亚、一次在黎巴嫩被捕，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化名为阿布·阿马尔，继续领导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边境和加沙地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他领导“法塔赫”所属的“暴风部队”多次在以色列占领区作战，其影响不断扩大。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打响，阿拉法特领导“法塔赫”所属的“暴风部队”在以色列占领区作战。6月7日，他与“法塔赫”代理司令乘车前往戈兰高地作战前线侦察敌情，协同叙利亚军队进行战斗。“法塔赫”的战士们作战勇敢，在阵地上与以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他们还派出一些战斗小组，携带迫击炮等武器，到敌人后方作战。阿布·杰哈德说，以色列司令承认，以色列推迟了进攻时间，因为他们的部队遭到了来自背后的打击，而在以色列军队腹背进行作战的正是巴勒斯坦“法塔赫”这些年轻的战士。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仍然留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战斗了四个多月。他经常生活在巴勒斯坦农民中间，效仿当地的农民戴方格头巾。他对这种头巾有专门的解释。他说，黑白方格代表巴勒斯坦农民；红白方格代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方格中的白色代表城市中的居民。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戴这种头巾，借以显示他的独特风格，也表达他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挚感情。
1968年，阿拉法特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卡拉马战役。卡拉马位于约旦河东岸60公里处，是约旦境内的战略要地。自三次中东战争后，“暴风部队”经常从这里出发，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游击活动，引起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以色列视卡拉马为眼中钉，制定了铲除这处“暴风部队”根据地的作战计划。
1968年3月21日凌晨，以色列出动15000名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大批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大举进犯卡拉马城。经过三天激战，以色列军队一败涂地，损失惨重。以军400多名官兵被歼灭，一架直升机被击落，17辆坦克和装甲车被击毁。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得阿拉法特声名远扬，大大提高了他在“法塔赫”、巴解组织及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
1968年6月，阿拉法特当选为“法塔赫”执委会主席。在巴勒斯坦各个解放组织和阵线之中，“法塔赫”是实力最强、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也是最受巴勒斯坦群众拥戴的一个组织。1969年2月，他接替艾哈迈德·舒凯里，出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成为巴勒斯坦事业的最高统帅。
出任主席后，阿拉法特把壮大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在他的领导下，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迅速发展，并积极开展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活动。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日为犹太教的赎罪日，战争期间又值伊斯兰的斋月，故又称“赎罪日战争”或“斋月战争”。自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东地区一直处在“不战不和”的局面，阿拉法特对这种局面感到焦虑，对被驱逐出约旦感到恼恨，对巴勒斯坦有些激进组织搞暗杀、绑架、劫持飞机等行为感到不妥但又无法控制。
在战前召开的协调会上，阿拉法特承担的任务是指挥一支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穿插到以色列占领区，在敌后形成第二战场。战斗打响后，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们大显身手，四处出击。巴勒斯坦这支特别纵队在以军腹部神出鬼没，使以军惶惶不可终日，感到非常头痛。就这样，阿拉法特指挥的巴解游击队严重威胁到以军的后方，对以军的行动形成很大牵制，使以军首尾难以兼顾，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埃及和叙利亚前线的战斗。
然而四次中东战争并没有能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阿拉法特仍在斗争，他的生命安全不断受到威胁，几经死里逃生。半个世纪以来，这位巴勒斯坦杰出领导人不仅领导了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而且也以超凡的勇气开启了巴以之间的和平进程。
阿拉法特曾一直主张通过武装斗争争取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阿拉法特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逐渐趋于温和、务实。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同时也表示接受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含蓄、间接地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确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随之作出历史性的决定：通过谈判实现巴以和平。
1993年1月，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开始进行单独、直接的接触，先后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了14轮秘密谈判，并最终达成了一项旨在实现永久和平的框架协议。同年9月9日，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互致信件，巴方宣布承认以色列国，以方宣布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年9月13日，巴以双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奥斯陆协议）。阿拉法特与拉宾实现了历史性握手，掀开了中东和平进程新的一页。
1994年5月4日，阿拉法特和拉宾在埃及首都开罗正式签署实施《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完成了从加沙和杰里科的撤军。5月中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管加沙和杰里科，结束了以色列对这两地长达27年的军事占领，并开始实行有限自治。
1995年9月28日，阿拉法特与拉宾在美国白宫正式签署了关于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塔巴协议。这一协议是阿拉法特与以外长佩雷斯4天前在埃及塔巴草签的。根据协议，以军要先后撤出约旦河西岸的7座主要城市，并将这些城市交由巴方管理。
1998年1月，阿拉法特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巴将取消巴宪章中的“灭以”条款。同年12月，巴全国委员会表决支持阿拉法特的决定。
1999年9月5日，阿拉法特和以总理巴拉克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签署了关于执行怀伊协议问题的新协议，即《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双方同意1999年9月13日开始举行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谈判，并于2000年2月15日前就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达成框架协议，2000年9月13日前达成最终协议。此后，由于多种原因，协议条款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2000年7月11日，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阿拉法特参加了巴以美三方在美国戴维营举行首脑峰会，但会谈也没能取得积极进展。同年9月底，巴以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以色列一再指责阿拉法特是巴以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幕后主使”，并从2001年底开始将阿拉法特“软禁”在拉姆安拉的官邸，对其实施政治孤立，要求巴勒斯坦改变领导层。
阿拉法特被软禁后，这座官邸曾多次遭到以色列空袭、炮击和坦克破坏，到处是断垣残壁和碎石瓦砾。阿拉法特的活动空间很小，除了办公和会客外，他还住在这里。对于阿拉法特来说，他为巴勒斯坦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历了艰难困苦，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正如他所说，他历来就蔑视以色列的枪口。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处境，这是他的一大劫难。长期以来，阿拉法特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安身立足之地，为了巴勒斯坦事业只好四处奔波。他是世界上空中飞行最多的领袖人物，被称为“空中总统”。他曾这样说道：“我这一辈子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还多。因此，飞机既是我的祖国，又是我的坟墓。”
2004年10月29日，75岁的阿拉法特前往巴黎治病，不久便陷入昏迷，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法国总理拉法兰于11月10日对媒体说：“巴勒斯坦总理阿拉法特已经处于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了。”阿拉法特的发言人也证实，他的许多器官已衰竭，生命已到尽头……
2004年11月11日当地时间凌晨3点30分，阿拉法特于法国贝尔西军医院与世长辞。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唁电中说：“阿拉法特的逝世，不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