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变世界的刺杀案
“刺客”一词，古已有之。正所谓匹夫一怒，血溅五步——无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上，这群或为了大义、或为了私利的危险者，一旦刺杀得手，往往就会改变一个国家乃至是整个世界的命运。
而在这些刺客当中，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这个出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无疑鼎鼎大名。他的“匹夫一怒”，揭开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帷幕。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影响了一些军事强国在战争中的军事指导理论。正是因为他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从而引发的惊天影响，令各大军事强国中出现了一批注重“特种作战”的军人，而这些军人，正是现代化战争中“特种兵”这个特殊作战兵种的联合缔造者。
“在战争的天平上，一只蚂蚁的重量也足以扭转整个局势，改变最终的结果。更何况是一只接受了严格军事训练，并且装备着世界最先进武器的蚂蚁。”——这个特种作战理论的诞生，就源自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扣动扳机时发出的那一声枪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德关系不断恶化，沙皇俄国抱着争夺世界霸权的一贯野心，想染指巴尔干半岛。而奥匈帝国在盟友德国的支持下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日益扩张。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扩张，激起了生活在这里的塞尔维亚人的反抗，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高涨。奥塞冲突成为两大军事集团斗争的焦点，巴尔干成为欧洲火药库。
1878年奥匈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地名义上属土耳其，但奥匈帝国拥有实际控制权。1908年，奥匈帝国乘土耳其发生革命之际，宣布正式吞并两地，至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终被奥匈划入版图。波斯尼亚企图摆脱奥匈控制，1912年和1913年间曾发生过两次巴尔干战争，更是推动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的目的是与塞尔维亚合并，并建立“大塞尔维亚国”，即南斯拉夫，不过奥匈帝国全力阻止。
这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极大愤怒。在强大的沙皇俄国支持下，塞尔维亚开始在边境部署武装力量。奥匈帝国也在边境集结重兵，双方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德国于1909年3月21日向俄国发出通牒，并威胁说，俄国的干涉不仅意味着要对奥匈作战，还要对德国作战；德国还要求沙皇俄国承认奥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地的吞并，否则就对塞尔维亚开战。
俄国因为刚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同德、奥匈抗衡，不得不暂时让步，承认奥匈对上述两地的占领。
然而在俄国的帮助下，当时的塞尔维亚已经渐渐发展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外国统治、争取民族统一的核心。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南斯拉夫民族统一运动的发展，使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极为不安。因此，奥匈帝国加紧进行以摧毁塞尔维亚为目标的战争准备，而主持制定侵略塞尔维亚战争计划的正是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冯·赫特岑多夫。
当时，在塞尔维亚国内已经出现反奥匈帝国的宣传活动和爱国团体。1908年成立的“国防会”，1911年成立的“黑衣会”（又称“不统一毋宁死”），都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这两个组织受到欧洲以巴古宁、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国防会”主张进行游击战来阻止奥匈帝国吞并塞尔维亚，并招募和训练志愿军。“黑衣会”则主张采取恐怖行动，它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民族的思想，统一所有塞尔维亚民族”。黑衣会的活动方式是，单线联系，秘密活动，绝对服从，勇于牺牲。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塞尔维亚参谋本部情报主任德拉古丁·提米特利耶维奇上校。“黑衣会”成立后，巴尔干地区曾多次发生暗杀事件，许多青年爱国者都以献身精神去进行这些恐怖活动。
1913年，奥斯卡·博迪奥雷克将军作为奥地利派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总督，为了对付正在发展之中的塞尔维亚民主主义者而采取了暂时延缓省一级议会，对新闻进行审查，并增加了警察的措施。随后，他邀请了大公，也是哈布斯堡皇室的继承人、奥地利军队的检察长弗朗茨·斐迪南，在1914年6月28日访问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并在一天的访问中参观阅兵仪式。
1914年5月，德国参谋长小毛奇同奥匈帝国总参谋长赫特岑多夫会谈，讨论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计划。6月12日，斐迪南到其科诺皮施特的城堡中同德皇威廉二世举行会谈，为发动战争预先确定行动方针，他们都认为，俄国国内困难较大，无法插手巴尔干战争。德皇建议奥匈帝国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进攻塞尔维亚。威廉二世还明确向斐迪南保证，假如俄国插手奥塞冲突，德国将援助奥匈帝国。
在德国的大力支持下，奥匈帝国决定在邻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萨拉热窝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时间就定在博迪奥雷克将军邀请的6月28日，这一天正是塞尔维亚被土耳其征服的纪念日。这次演习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出动了两个兵团，斐迪南夫妇决定亲自前往萨拉窝巡视。奥匈的这一挑衅行动，大大激怒了塞尔维亚爱国者。
1914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咖啡桌旁，默默地看着一张报纸。这张报纸的第一版上新闻上，赫然写着这样的内容：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和夫人将于1914年6月28日到萨拉热窝访问。
青年们看着这则报道，谁也没有出声，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显得非常愤怒，脸部的肌肉都绷紧着，牙齿死死咬住，其中一人握着搅拌咖啡用勺子的手，关节处因为用力过度而显得一片发白。
作为一个塞尔维亚人，没有人不知道6月28日这个日子对于塞尔维亚而言，意味着什么——屈辱、不甘，还有愤怒。525年前的这一天，1939年6月28日，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战争中惨败在土耳其人的手上。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塞尔维亚不得不放弃自治与独立，直到巴尔干战争结束，才重新赢得了科索沃。直到那一天，圣·维托节才又一次成为盛大的宗教庆典和民族骄傲。
然而，在今年的6月28日，圣·维托节这一天，萨拉热窝将不会再有庆典，也不会再有集会，取而代之的，是奥匈帝国大公来访和示威一般的阅兵。将塞尔维亚的圣日作为的访问和阅兵日，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和冒犯。这些青年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面对这种近乎侮辱式的事件，如何还能再保持心境的平和，没有立刻跳起来咆哮发泄，已经算是够有克制力的了。
斐迪南夫妇的来访，对于塞尔维亚而言，是一种赤裸裸的侮辱——至少，这几个属于激进的秘密团体“年轻的波斯尼亚人”的爱国青年是这样认为的。这一团体有两名死忠者，一名是19岁的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另一名是21岁的印刷工人查卜林诺维奇。
当时，在“黑衣会”的影响下，暗杀和革命的恐怖主义风靡一时，那些为了国家独立的爱国青年们，简单地认为暗杀是解决重大问题的最佳办法。只要能够将敌国的重要人物暗中消灭，那么就能破坏他们对于自己祖国的任何非和平计划。因而，这几个富于理想，不吝惜生命的年轻人，为了把他们的祖国从奥匈帝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他们甘愿献出生命。
报纸上的这则报道，让他们在感到愤怒之余，同时也提醒了“年轻的波斯尼亚人”族中的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决定刺杀大公，并且邀请内德利克·查布里诺维奇加入。当时他们都在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一所大学里念书。
普林西普和第三个谋反者特里夫科·格拉贝日都是在被他们的波斯尼亚学校赶出来以后到那里去学习的，而查布里诺维奇则是由于参与了印刷工人的罢工而从萨拉热窝被驱逐出来的。这三个人从“黑衣会”那里得到了手枪和炸弹，接受了使用方法的训练，并且帮助将武器跨境运到波斯尼亚或是通过中介机构运回萨拉热窝。
当普林西普得到武器后，他写信给达尼洛·伊里克，以希望在萨拉热窝能再找到几位同伙。伊里克是一个激进知识分子，具有民族主义、俄罗斯革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方面的兴趣，在收到普林西普的信后，他又帮助他们招募了另外三个人：穆罕默德·巴斯克（一个穆斯林木匠，曾经密谋杀害博迪奥雷克）、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和茨维特克·波波维奇，这三人都是高中学生。
当时间临近的时候，伊里克作为首席技术负责人，开始对刺杀计划表示怀疑，并且试图劝阻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但是没有成功。无奈之下，伊里克重新策划了这次行动，并形成了最终的计划。有一份报纸公布了斐迪南夫妇访问的行程，伊里克将密谋者们安排在河边的一条叫做艾普尔码头的路上，皇室的军队将两次经过那里。前面两个年轻人将用他们的炸弹袭击；如果他们失败，接下来的两个就将采取行动；如果他们也失败了，最后的两个就会一试身手。伊里克分发了手枪和炸弹，同时还指导他们如何使用。
哈布斯堡王朝经历了奥匈帝国的鼎盛时期，此刻已然是暮气沉沉，危机四伏，不过相对于塞尔维亚这样的国家，它依然算是强大。所以，当塞尔维亚政府事前发觉了波斯尼亚当地的秘密民族主义团体“年轻的波斯尼亚人”暗中联络了“黑衣会”，共同拟定出行刺斐迪南的计划时，曾经想方设法警告过“黑衣会”，并试图反对和阻止这一行动。
塞尔维亚政府担心这一刺杀事件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因为在军事力量上，塞尔维亚根本不足以抵挡奥匈帝国的进攻，而俄国此时尚未完成陆军的改编计划，不可能给塞尔维亚有力的援助。
塞尔维亚政府试图阻拦“黑衣会”组织中的人员出境，但与“黑衣会”有联系的边防军却使他们顺利地越境进入到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政府又通过本国驻奥匈帝国公使提醒奥匈政府注意，如果斐迪南前往波斯尼亚，将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奥匈政府对塞尔维亚政府的这一警告置若罔闻，并没有采取应对的措施。
1914年6月28日清晨，斐迪南王储夫妇抵达萨拉热窝火车站。奥匈帝国部队在波斯尼亚的大规模演习一结束，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便在陆军元帅、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的陪同下，对萨拉热窝进行正式访问。
萨拉热窝周围回荡着炮声，这是向斐迪南大公致敬的炮声，斐迪南微笑地看着妻子索菲亚，他要用游行和众人的欢呼来弥补他的“索福克勒斯”（他这样称呼索菲亚）在维也纳所遭受的耻辱。在萨拉热窝，他要让她享受“殿下”一般的荣誉和待遇。
数百民众在车站兴高采烈地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斐迪南大公夫妇坐上了一辆敞篷礼车，礼车车队由车站驶向市政府。他前往萨拉热窝去巡视奥匈帝国派驻波斯尼亚的部队，他的行动是向塞尔维亚人发出的一个讯息，清楚地表示波斯尼亚是奥匈帝国皇帝的领土。
此时，“年轻的波斯尼亚人”组织中的刺杀斐迪南小组早已经在奥匈帝国皇太子所要经过的大街上布置了7名刺客。上午10点左右，一长列皇室汽车缓缓驶过人群拥挤的街道，只有稀疏的宪兵和警察布置在道路的两旁警戒。斐迪南坐在第二辆车上，索菲亚坐在他的右边。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坐在左边的位上，司机旁边是侍从官哈拉希伯爵。
当车队经过市中心米利亚茨卡河上的楚穆尔亚桥，驶进阿佩尔码头时，埋伏在这里的第一个暗杀者巴斯克没能动手，因为一个警察走过来并且正好在他面前站住了。丘布里洛维奇在车队经过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做，而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因为位置的关系，也没有袭击车队。
这时候，与巴斯克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暗杀者察布里诺维奇却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向斐迪南夫妇乘坐的汽车掷出了一枚炸弹，然而他的运气似乎并不好，炸弹被车篷挡住，并且反弹到了地上，在第三辆车前发生爆炸，碎片击伤了波蒂奥克雷将军的副手和索菲来的女侍，受到碎片伤害的还有其他10人。
斐迪南故作镇静地走下车，察看了现场，对被警卫捉住的察布里诺维奇瞄了一眼，然后登车挥手说：“先生们，这个人发疯了，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吧。” 袭击事件平息后，礼车车队继续向市政府进发。萨拉热窝市长虽然以盛大仪式欢迎王储斐迪南夫妇，但现场的沉重气氛却仍然难以掩饰。
欢迎仪式过后，斐迪南夫妇略作休息，然后，斐迪南大公提出要去市立医院看望伤员。但遗憾的是，随从人员忘了将王储改变行程绕开市中心的计划，通知前面领头带队的车辆，因这部车队还是按照原先路线继续行驶。途中，当与斐迪南同车的总督发现汽车仍按原路行驶时，马上命令司机掉头。历史就这样吊诡，一切都改变了。
此时尚在市中心的普林西普正坐在街角的咖啡馆，他还在为同伴刺杀的失败及自己的不利位置而懊恼。但历史，让总督的疏忽和普林西普的运气碰在了一起。当司机调转车头的时候，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却打错了方向，汽车本该是从右边掉头，但此时却偏偏从左边调转了车头。
正在喝咖啡考虑如何再次刺杀斐迪南王储的普林西普这时候正好抬起头来，从正好掉完头的汽车左车窗里看到了斐迪南大公。普林西普顿时感到欣喜若狂，他毫不犹豫地大步走过去，从外套口袋抽出了那支事先准备好用来刺杀斐迪南的勃朗宁手枪。
然而就在普林西普拔出手枪，准备举枪射击的时候，离他不远处的一个警察却正好发现了这一幕。大吃已经的警察一个箭步冲上来，想要抓住普林西普的手臂，阻止他向斐迪南的座车开枪。可是，一切的巧合似乎都发生在了这一瞬间——就在警察冲过去将要抓住普林西普举枪的手臂时候，一个名叫米哈伊洛·普萨拉的“年轻的波斯尼亚人”成员刚好赶到这里，他见普林西普终于有了刺杀斐迪南的绝佳机会，又岂会让这个警察阻止了他们这次“报效国家”的计划。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警察一手抓住普林西普的时候，普萨拉迅速冲上前，挥手犹如一道闪电，朝警察颈部猛击一拳，猝不及防的警察顿时被打了一个趔趄，跌倒在了地上。
这时，普林西普已经冲到了离那辆敞篷轿车仅仅三步之遥的地方，没有了警察的阻止，他轻而易举地向车内坐着的斐迪南大公射出了子弹。枪声响起，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亚还没有明白怎么一回事，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子弹射中。普林西普一共开了三枪，其中两枪命中斐迪南夫妇：一颗子弹射穿了斐迪南妻子的腹部，另一颗则击中斐迪南的胸口。然后普林西普掉转枪口对着自己，准备自杀，却被一个听到枪声冲过来的旁观者夺下。
斐迪南大公夫妇遭到刺杀，枪声顿时令四下里变得一片混乱。普萨拉趁机飞快地逃离了现场，而普林西普则被赶来的军官们当场按倒在了地上。暴怒的军官们用刀背把他抽得皮开肉绽，随即便将他押往警察局。
斐迪南夫妇被送往附近的一家医院进行紧急抢救，但因为普林西普射出的子弹分别集中了斐迪南和索菲亚的要害，负责抢救的医生们虽然采取了一切当时能够想到的办法，但最终还是没能救下奥匈帝国王储和王妃的性命。
警方在庭审前对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进行了审问，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奥地利军队还发现了塞尔维亚海关的文件，这些都导致了另外23名嫌疑人被捕。只有巴斯克逃到了黑山地区。
7月13日，奥地利外交部长冯·贝希托尔德伯爵收到萨拉热窝一名副官的秘密电报，对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了评价：犯人的陈述毫无疑问地表明被告人在贝尔格莱德就决定要采取这一暴行，而这一暴行的准备阶段得到了塞尔维亚官员的支持……他们还获得了炸弹（手枪）、弹药和氰化物……毫无疑问普林西普、格拉贝日、查布里诺维奇在塞尔维亚海关的帮助下进行了走私……然而，没有证据证实塞尔维亚政府的部长直接下达了刺杀的命令或是提供了武器……
在八月份，欧洲列强就这一事件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并于9月19日在萨拉热窝的初步调查结束之前就开始了战争。控告是在9月28日开始的。当博迪奥雷克考虑推迟审判到战争结束时，贝希托尔德在10月1日的信中表示了反对，他还给出了法官和检察官应该遵守的程序。主要目的在于奥地利想要塞尔维亚承担引发世界大战的道德责任。
对25名被告人的审判是于10月12日在军队监狱的房间里进行的。没有陪审团，审判是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进行的。奥地利想要的审判结果也决定了指控的罪名。尽管谋杀是死罪，而谋杀的从犯却不是死罪。而且，除了伊克里，另外5名谋杀者都是19岁或者更小的“男学生”——这样一来，根据奥地利刑法典，就不能被处决。
案件的严重程度要求不止一个死刑。于是，指控的罪名变成了叛国罪，因为叛国罪的从犯也可以被判处死刑。这实际上是一次公审——仅仅11天的时间无论是用来彻底地查清这个复杂的案子或是进行充分的辩护都太短了。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公共事件，但是能够进入到法庭的只限于极少数有特别邀请的人（只有奥地利的支持者才有资格得到）。只有六名记者出席了庭审——三名来自萨拉热窝，两名来自布达佩斯，一名来自维也纳；持反对意见的新闻记者一个都没有。审判是以克罗地亚语进行的。
直到审判结束，辩护律师实际上都在保持沉默，而检察官则就被告人的出身、教育、职业、政治意见，尤其是他们参与秘密革命组织的细节严加盘问。控诉主要针对“国家防卫”，一个合法的“文化”组织，散布民族主义的宣传，控方显然将他们与黑手党搞混了，因而在审判中并未提到“黑衣会”。控方尽力想要将塞尔维亚扯进来的努力失败了。
审判进行的方式很是随意。瑞贝卡·韦斯特在她的书《黑色羊羔和灰色猎鹰》中评价说：“法庭程序惊人的混乱。从来不提日期，律师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不是按照任何符合逻辑的顺序。”
在审判结束时，缺乏热情的辩护律师们试图以贫穷的出身、坏伙伴的影响和支持塞尔维亚的宣传来为他们的客户开脱。只有鲁道夫·斯特勒博士进行了热情的辩护——他对叛国罪指控的有效性进行了质疑。
1908年合并法案说并入奥匈帝国需要双方的同意。而匈牙利至今没有同意。由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独立的国家，所以叛国罪的罪名不能适用。法庭就他这种自大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并认定叛国罪成立。
在10月28日，法庭作出了判决：16名被告有罪，其他9名因缺乏证据被认定无罪。有罪者被立即执行绞刑，尽管其中两个人因上诉而减刑，而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属于刺杀斐迪南小组。
普林西普、 查布里诺维奇和贝拉格日被判处20年劳役，他们被带到了波希米亚的特莱森塔。三人都死于1918年4月28日，表面上是死于肺结核，一种由严寒、饥饿和恶劣的医疗条件造成的疾病。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慢性处决。在战后和奥匈帝国解体以后，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将几位烈士的遗体送回了南斯拉夫。
1917年4月2日，在奥匈帝国的控制之下，在萨洛尼卡，塞尔维亚政府对当时“黑衣会”领导人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进行了审判。他是在亚历山大塞尔维亚摄政王的命令下被解除了职务并被捕的，因为担心他会密谋刺杀这位摄政王。同时被捕的还有穆罕默德·巴斯克。在这次被非法操纵的审判中，迪米特里耶维奇被迫承认了他在刺杀大公案件中的作用，以为他会被释放。然而，他却在1917年6月26日被认定有罪，以合法但不公正的形式被执行死刑。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关于谁应该最终为萨拉热窝刺杀案负责，人们提出无数的主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是最高阶层的阴谋。看起来仍然是一群理想主义的热情的民族主义青年自发的行为。他们在整个行动中表现得非常不专业，他们的看法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运气好。而他们的这种运气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为整个20世纪剩下的时间都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这次暗杀，史称“萨拉热窝事件”。这个事件改变了人类历史：在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8年年底结束时，共860万军人和650万平民死亡，欧洲几乎损耗了整整一代年轻人。
萨拉热窝悲剧发生后的日子里，迅速衰败的奥匈帝国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当时，国王弗兰茨·约瑟夫正在巴特伊施尔度夏，从他的助手帕尔伯爵那里得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后，国王一时间束手无策。
此外奥地利激起了强烈的反塞尔维亚示威和骚乱，学生们示威游行，工人们自发组织罢工。学生、工人和新闻界要求对塞尔维亚进行严厉的报复。在巴尔豪斯广场外交部，人们普遍倾向于对贝尔格莱德采取行动，越早越好。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完全持支持态度，认为这对奥匈帝国军队来说不算是严重的冒险行动，必须进行讨伐。
至于其他欧洲国家，他确信他们只能举行几次抗议行动，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国王则并不这样认为。在暗杀发生后的４周时间里，他未采取任何行动，而愤怒的公众坚持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
1914年７月23日，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库特·吉塞尔向国王彼得·卡拉乔治维奇政府递交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通牒要求解散塞尔维亚所有爱国组织，交出组织暗杀的始作俑者，如果哪个教师在课堂上讲述塞尔维亚被奥地利征服的事情，将被逐出校园。最后一条，应允许奥地利警察进入塞尔维亚，寻找并惩罚袭击者。塞尔维亚必须在48小时内接受或拒绝这一通牒。在通牒中，奥匈蓄意挑衅，使用了侮辱性语言。这个最后通牒的内容，德国事先就知道了，并且认为“为保持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塞尔维亚显然是不能接受这些条件的”，结果只有战争。
奥匈的****者大肆叫嚷，“拔出宝剑，对准塞尔维亚”，彻底摧毁奥匈称霸巴尔干的障碍。维也纳一家报纸写道：“六年来我们一直等待着一切严重的紧张局势最后爆发 我们要战争，因为这是我们人心的信念。我们的理想只有通过一次战争，用激进的突然方式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强盛的奥地利。”
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好了组织准备。两大集团中各国一面利用外交会晤进行和平欺诈，一面疯狂进行扩军备战。战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可避免。
尽管塞尔维亚考虑到实力上的悬殊，为了避免战争，尽量克制忍让，除了不同意奥匈派人干涉塞尔维亚内政之外，其余各项均表示接受。可是，奥匈仍然不顾一切地按照预定计划，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事情到了这一步，不可能再被挽回。一场不能承受的战争开始了。
奥塞战争迅速爆发，俄法两国站在塞尔维亚方面，立即进行战争总动员。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和法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停止总动员，遭到断然拒绝。德国当天向俄国宣战，8月3日对法国宣战。而在8月2日，德国总参谋部为了实行施利芬计划，向比利时送交最后通牒，要求允许德军借道比利时对法军作战，并限在24小时内答复。700万人口的比利时勇敢地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并向英国求援。8月4日，德国破坏1839年保证比利时永久中立的条约，4路德军侵入比利时。英国获知德国有入侵比利时的意图后，于8月4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尊重比利时中立。但德国宰相贝特曼对英国驻德大使声称：“国际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于是英国便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借口，对德国宣战。短短一周时间内，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在一片战争叫嚣声中纷纷亮相，卷入一场为期四年的战争。世界大战开始了。
战争最终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而告终。英、法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实力受到削弱，而美、日地位开始上升。与此同时，大战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不断强大的苏联，世界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1916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未能见到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晓就离开了人世。他的长侄卡尔一世在四面楚歌声中登上皇位。年仅两载，奥匈帝国在世界大战中败北，奥地利成为共和制国家，君主被迫放弃帝制，举家逃亡瑞士，哈布斯堡王朝自1278年以来的统治寿终正寝。一个绵延几百年的王朝就这样在战火中灰飞烟灭。
1920年，普林西普的遗骸被塞尔维亚政府迁葬到萨拉热窝的荣誉冢，以其名字命名他在萨拉热窝刺杀费迪南大公时所处的桥，并刻下脚印树碑纪念。如今这些纪念碑已全部拆除。
为纪念这位“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献身”的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在1977年作出决定，在普林西普刺杀皇储站立的石板上，用水泥浇铸一双脚印，并在旁边的墙壁上嵌入了一块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白色大理石板，石板上用黑色的塞语和英语两种文字刻写着：1914年6月28日加弗利洛·普林西普就是从这个地方刺杀了奥地利斐迪南皇储及其夫人索菲亚王妃。南政府同时决定，将此桥改名为“普林西普桥”。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波黑共和国）独立后，该纪念物及大理石板均被拆除，小桥也再次易名为“斐迪南桥”。大理石石板一直被存放在萨拉热窝市内的一座废兵营里，此后该兵营又被意大利驻波黑大使馆征用。
1995年代顿协议签署之前，当时的美国总统巴尔干问题特别代表霍尔布鲁克在见到此桥时，首次称普林西普为恐怖主义分子。
由于从来没有就斐迪南大公的刺杀事件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恐怕很多关键的问题永远都不能得到回答了。圣·维托日的访问是否本身就是有意挑起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事端？那些激进主义分子当然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博迪奥雷克在发出邀请时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当然有理由憎恨大公，因为大公曾经两次拒绝给他升职。至少博迪奥雷克未能在如此不稳定的局势下提供充分的保卫就足以构成犯罪了。
二、斐迪南大公
弗兰茨·斐迪南，奥匈帝国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弟弟卡尔·路德维希大公之子，当茜茜公主与约瑟夫皇帝的独子鲁道夫于1889年自杀后，他成为皇位继承人并担任奥军副总司令。
在斐迪南被立为皇储之前，他并没有想到要担负起帝国的重任，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15岁时就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并且成绩相当优异。
斐迪南喜欢打猎，且战果累累，他猎杀动物的数量，是个令人无法相信的数字——30万只。他狩猎的足迹遍及全球，他曾经从奥地利驾帆船横跨太平洋，带着猎枪到过中国旅行，再从横滨游历到温哥华。
历史就是这样事与愿违，原本潇洒随性的斐迪南却被历史推上皇储的位置，从此身负奥匈帝国沉重的未来。
斐迪南于1895年在布拉格遇见了自己后来的夫人索菲亚。虽然索菲亚的家族是波黑地区最古老的贵族之一，但是与皇族比起来还是太普通了。因此皇族不同意这场婚姻。
但深深的爱，令斐迪南拒绝考虑迎娶别人。最后，在皇储再三请求下，1899年，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这个当年曾献花给不满16岁的茜茜求爱的皇帝，终于同意斐迪南与索菲亚结婚。但条件是索菲亚不得成为奥地利皇后，并且他们的孩子永远不能继承皇位。
婚礼在1900年7月1号举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没有参加这场婚礼，也没有任何斐迪南家族的人参加。只有斐迪南的继母玛丽亚特·蕾西亚和她的两个女儿出席了婚礼。
婚后，根据协议，索菲亚不能在宫里当众与自己的丈夫并排就座；看歌剧时，也不能与丈夫并排坐在皇室的包厢里；死后更不能葬入皇家的墓地。虽然她和皇储结婚14年，并且育有三个孩子，但她的地位仍然排在年轻的公爵夫人之下。
不过在奥地利之外的军事管制地区，她的身份就不同了，在萨拉热窝，她就享受到了所有公爵夫人应该享有的一切荣耀。斐迪南成为王储后，影响力也开始增加，他被任命为奥军副总司令。他极力主张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加深了俄与奥匈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波斯尼亚危机。
当时，萨拉热窝，这个巴尔干半岛上的火药桶，稍有不慎便会爆炸，并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当子弹打穿斐迪南的脖颈和他妻子腹部的时候，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战已经悄悄埋伏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杀时所乘坐的这辆汽车，其后流传到多人手中，但拥有这部车的主人先后都不可思议的死于非命。这部车第一次出事是1914年6月28日，当时，这部车属于奥地利皇室所有。这一天，奥地利皇太子斐迪南和他的妃子索菲亚乘坐这辆汽车前往医院探望伤者的时候，被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开枪刺杀，史称“萨拉热窝事件”，并引发了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尚在酝酿中时，奥地利皇室因为这辆车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如此之大的不幸，觉得这辆车是不祥之物，准备将其打入“冷宫”。就在这时候，一个不幸的人送上门来了。
当时的一位王侯，偶然见到了这部车，对这辆华贵气派的高级轿车一见钟情，觉得自己如果能驾驶这样的一辆在街上行驶的话，那一定威风八面，于是向皇室提出借用这部车。
皇室虽然因为王储斐迪南大公的死认为这辆汽车是一件不祥之物，但也并不认为此事与车有多大的关系，于是就同意了。这位王公贵胄借到这部车之后，便约了一位朋友，驾着这辆车一起出去兜风，结果非常之悲惨，两个人一起命赴黄泉，但这部车却几乎是完好无损。
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场打得如火如荼。奥地利军队中的第五师师长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曾立下过许多赫赫战功。就在他挥师挺进途中，这部车被他的军队收容，然后层层上交，最后到达他的手中，他对这辆车一见钟情，便将他当作为自己的“坐骑”。然而非常遗憾，就在他得到这辆车的第二十一天，萨尔斯堡大战拉开了序幕，这位被人称为“幸运之神”的常胜将军却在此役中惨败，被革职强制送回到维也纳，没过多久便精神失常。
将军受到严厉处分以后，这部车被他的幕僚——一位陆军上尉得到。这名上尉得到这部车后的第九夭，他驾车外出，结果在路上将两名行走的农夫撞死。上尉见发生惨祸，急打方向盘，岂料这部车又一头撞上了路边的一棵树，上尉从座位上飞起，撞破前面的挡风玻璃，跌落在车外，头破血流而死。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部车已经是千疮百孔，但其豪华气派却不减，仍然是人见人爱。战后，这辆车的第一任车主是一位地方行政官员，他对这部车进行了修理，作为自己的专车。但他绝对没有料到，这辆车在四个月中出了四次车祸，第四次车祸时，这位官员折断了脊骨，因而变成了终身残废。
一连串的不幸使得这辆车“名声大震”，那位不幸的行政官员想将这部车脱手，虽然价格一降再降，却无人敢问津，人们是谈“车”色变。这位官员无可奈何，准备将这部车进行拆卸分解，出售零部件。
就在这时，一名不信邪的买主找上门来，他是萨尔斯的一名医生。他是一个极其相信科学的人，觉得这部车的说法幼稚可笑至极，便以极低廉的价格买下了这辆车并且安全行驶了六个月。
六个月可以说是这部车最长的安全行驶记录。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份记录，这名医生开始沾沾自喜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步步小心。谁知不久后的一天早晨，他驾车出诊，当人们发现他时，汽车四轮朝天翻倒在一个低洼地，出人意料的是，汽车竟然完好无损，而这个医生却惨不忍睹地倒毙在路旁。因为死无对证，谁都不知道车祸是怎样发生的。
医生的遗孀将这部车卖给了一名珠宝商，一年以后，珠宝商非常意外地自杀身亡。这部车再次易主，新主人又是一名医生，这是一名声誉极佳的医生，找他看病的人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才轮得上。然而，自从他得到这辆车后，人们都怕沾上了魔性因而倒霉，不再找他，生意一落千丈。无可奈何，他不得不四处奔走，寻找新买主。
因为这部车性能极佳，外观豪华，价格又越来越低，总有那些不信邪的人，肯买下来。
汽车被再次易手，这一次，车主是一名年轻气盛的赛车手，然而非常不幸，这名赛车手在得到这辆车后的第一场比赛中，发生了意外事故，他被摔出车外，肝脑涂地而死。
随后，这部车再次回到萨尔斯堡，新买主是萨尔斯堡附近一位农场主。数月后一个闷热的下午，农场主驾车前往萨尔斯堡，途中，汽车突然发生机械故障，动弹不得，农场主正束手无策时，见一名农夫赶着马车过来，他便要求农夫帮他用马车将汽车拖到附近修理。就在马车拖动汽车之后，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快速向前奔驰，将马车撞得粉碎，农夫和农场主双双丧生，汽车翻倒在路旁的排水沟旁才停住。
有一名出租车经营者见这部车价格极低，且豪华漂亮，心想经过改装后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于是买得这部车，经过修理及重新喷漆后，使之焕然一新。然而，人们都知道这部车是一辆“魔车”，多少天过去，竟无买主上门。几天之后的傍晚，车主因为急着去参加婚宴，一时又找不到别的车，便驾驶着这部车，与六位朋友一道前往。但在半途中，这部车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四人当场死亡，两人成了终身残废。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这部车被盟军的飞机炸得粉碎，尸骨无存。
当然，关于这部汽车的故事，笔者也是道听途说，至于这辆车是否真的有过如此离奇的经历，因为没有完整的史料可以可供考据，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了。笔者姑妄写之，诸位看官姑妄听之，就当是斐迪南大公之死的一个佐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