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穿梭于南京与西安之间
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的混乱。
国民党领导集团内顿时分为两派。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兴兵讨伐，其理由冠冕堂皇：“政府决不允许只考虑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换句话说，即便牺牲蒋介石，也决不妥协。倘使蒋介石真的命丧西安，他何应钦将会继蒋而上，成为最高统治者。
而冯玉祥、孙科、于右任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要确保蒋的安全。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愿意看到政权转落到咄咄逼人的亲日派手上。
双方吵吵嚷嚷，到12月13日凌晨，方定下一个硬软兼施的方案：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准备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专使，力图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
当身在上海的宋美龄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如遇晴天霹雳。第二天，她便同宋子文和孔祥熙飞抵南京。
南京此时的气氛，是混乱中夹着紧张，紧张中透出隐隐的杀机。当宋美龄得知何应钦正准备进兵讨伐西安，并欲派飞机进行轰炸时，禁不住惊怒交加。
“你们这样做，是往油锅里添火，万一把委员长炸死在西安，中央政府由谁来主持？”毕竟是女人，宋美龄说着便泪流满面，对着何应钦吼起来。“你这样做，是居心不良！”
宋美龄的干预令何应钦恼恨不已，也禁不住厉声回敬：“你女人家懂什么？国家存亡之际，你只知道救丈夫。你不要管！”
但身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对自己丈夫被扣之事，岂能撒手不管。经过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一番紧急磋商，她决定请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立即飞赴西安。
宋美龄选中端纳是颇有心计的。此人曾为英国记者，做过张学良的顾问，1933年曾陪同张学良赴欧洲考察；1934年张学良回国之后，他又做了蒋介石的顾问。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端纳深谙中国的官场之道，同时也颇得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尊敬和信赖。
寻遍当时的中国，端纳不失为调停南京与西安的最佳人选。
由于宋美龄和宋子文、孙科等人的抗争，何应钦不得不同意端纳出使西安，并决定推迟军事进攻。但期限仅有三天。
12月14日，身穿深咖啡色西装的端纳，登上了飞机。随身携带的宋美龄分别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两封信，使他踏上飞机的脚步显得分外沉重。
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宋美龄写道：
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
祈求上帝赐福于你。
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给张学良信的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和蒋介石个人的公私关系，顾全国家大局，予以考虑。
当天下午，端纳便抵达西安，见到了已明显有些憔悴的张学良，并递交了宋美龄的两封信。
“蒋先生的安全怎样了？”简短的寒暄之后，端纳便问。
张学良微微一笑：“要是蒋先生不安全，我会在机场点火欢迎你降落吗？”
“少帅的人格，我是最相信的。”端纳心中踏实了许多，也随之笑了起来。
半个小时后，端纳随张学良走进了蒋介石所在的房间。此时的蒋介石，正半裹被子，面壁而卧，听见端纳的轻唤，这才回过头来。
“啊，是你，端纳先生！我知道你会来的。”
未及坐下，端纳便将已由张学良过目的宋美龄给蒋的亲笔信递上去。蒋介石连忙抽出，细细地看了两遍，泪水止不住顺着他瘦削的脸颊流淌下来。
良久，蒋介石虚茫的目光望向窗户，轻轻说了声：“想不到南京会这样……”
第二天，端纳在同张、杨会谈之后，即飞往洛阳，用电话向宋氏兄妹报告了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和同张、杨的谈话内容。
得知蒋介石并未受到虐待，宋氏兄妹顿感欣慰，并请端纳再赴西安，请蒋介石给南京方面写一张手令，命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
16日下午，端纳又回西安，到新近搬迁至玄风桥高桂滋公馆的蒋介石住处，面陈了宋氏兄妹的意见。
蒋介石听完，皱了皱眉头。好久，才说了这么一句：“我考虑考虑。”
如果蒋介石对此断然拒绝或拖延考虑时间，西安事变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就在这天上午，何应钦已正式宣布对西安进行“讨伐”。17日上午，又宣誓就任“讨伐”军总司令，进行全面的军事动员。7个师集结于潼关前线，所有的军用飞机也齐聚于洛阳。
只要一声令下，西安便可能玉石俱焚。
面对南京逼人的态势，张学良向蒋介石忧愤地表示：“我们对你是一番好意。何应钦逼近潼关，欺人太甚！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果要轰炸，那就不知道会炸到我还是你了。”
终于，12月17日，蒋介石提笔给何应钦写了一封信：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况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
17日中午，张学良气度卓然地对端纳说道：“端纳先生，我派蒋鼎文与你一同回南京，向何应钦汇报西安情形，由蒋鼎文将手令交给何应钦，你看如何？”
“行啊，我回南京，”端纳很爽快地应道，“我愿为少帅效劳。”
周恩来一语千金
就在端纳来回奔走于南京和西安之际，17日下午，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乘坐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了西安。
张学良与周恩来并非初识。早在一年多以前，两人便在肤施就建立“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进行过会谈。私下里，张学良多次对人谈起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才华卓越，气度不凡。值此事变的艰难阶段，周恩来的到来无疑给张学良带来了巨大希望。
当周恩来一行走进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和一班文武官员已在楼下迎候。
“美髯公，你的胡子呢？”张学良一见面便幽默地问。
“刮掉了。”周恩来做了个手势，“来西安嘛，要讲点礼貌，委员长不是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嘛。”
说完两人一阵大笑。
张学良过去同红军的接触均是秘密的。迎候的官员们见到“剿共”副总司令和“被剿”的共产党副主席之间这般熟识，都大惑不解，其中一个问道：“周先生原来和副司令熟悉啊？”
周恩来淡淡一笑，说道：“我们是老朋友了。”
暮色四合之时，张学良和周恩来独自来到西楼，开始会谈。
数日操劳显见疲惫的张学良，此时略为显得有些激动。他详细陈述了他由苦谏到哭谏，再到兵谏的过程之后，摇着头说：“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倘若不捉他，不临之以兵，就无法使他猛醒。内战不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
张学良面露忧色，叹息着继续说下去：“现在我已是举步维艰。中央军大兵压境，南京方面磨刀霍霍，而蒋介石又拒绝退让。”说到这里，张学良拿来一张苏联的《消息报》扔到桌上，“最令人痛心的是苏联的一派胡言！”
“对苏联的态度，请张将军不必介意，他们并不太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周恩来谨慎地关注着张学良的表情，斟酌着用词的分寸。“中国共产党对你和杨将军的爱国热忱表示钦佩和敬意！扣蒋抗日，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也一定会成为转变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可是—”周恩来望着张学良，尽量放缓语气，“事变的方式却是军事阴谋。”
张学良一听，勃然变色。“军事阴谋”正是苏联对他的指责。
“我为公不为私，扣蒋还算阴谋？”张学良涨红了脸。
周恩来很从容地一笑：“张将军，你我是朋友，彼此相知，言语也就无所忌讳，事情从另一面点透，解决起来也更为稳妥了。”
张学良的愠怒之色渐有减退，但仍困惑地望着周恩来：“我想听听周先生的高见。”
周恩来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接着便斟词酌句地分析起来，说明扣蒋是出其不意。他的实力原封未动，因此对蒋的处置要极为慎重。中共的方针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蒋介石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联盟将成为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坚。
张学良听得全神贯注。这些天来，西安、南京情况瞬息万变，张学良问策无人，彷徨束手。周恩来一语，真是价值千金哪。
周恩来接着分析，如果南京挑起内战，须坚决防御，缩小、制止内战，其策略性宣传便是保障蒋介石的安全。但如果内战升级，情况紧急，必要时则须除蒋。在军事上，红军会立即行动，集中主力钳制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并策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抗战是举国一致的行动，并不仅限于西安一隅，”周恩来坦然而言，“只要蒋介石改变态度，同意抗日，就应当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
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初衷，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实际上与少帅不谋而合。“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我还有什么话说。”张学良心中一扫迷雾疑云，不禁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会谈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明两人分手时，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已基本敲定。
但杨虎城会同意这个方案吗？
事变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全都驻守在前线，准备抵抗讨伐，西安城实际上完全控制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手中。西北军完全可以阻止释放蒋介石，也可以阻止张学良做出其他决定。
说服杨虎城的工作又落在了周恩来头上。
周恩来同杨虎城之间的谈话进行得不太顺利。听说张学良和中共方面都准备放蒋，杨虎城大失所望。
“我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杨虎城皱着眉头说，“这个人心如刀刃，毫无信义，绝无宽宏大量的气度。况且此次‘兵谏’是以下犯上，触犯了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之大忌，蒋介石日后决不会放过西北军。”
杨虎城虽未言明，但实际上，他主张长期扣蒋，直至出现全国抗日高潮的局面。但张、周已经达成一致，他若是不同意，西北军将面临内外交困的危险局面。
杨虎城思前虑后，心乱如麻。想到日后他与西北军的前途，他忧心忡忡。
但终于，杨虎城还是表示愿听从张学良和中共方面的意见。同时，他又提出“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而易举地放走他”。
西安事变开始处于最为微妙的解决阶段。
第一夫人的斡旋
12月20日，宋子文不顾何应钦等人的反对，以私人身份飞抵西安。
当蒋介石见到宋子文时，百感交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子文上前，将宋美龄的第二封信交给这位身陷囹圄的委员长，蒋介石双手抖索，居然好久没有拆开。当他读到信中“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时，不禁欷歔有声。
在与周恩来一番长谈后，宋子文得知，张、杨和中共均已同意放蒋，心中这才安定下来，于21日带着满意的心情回到了南京。
西安的情形，经宋子文和端纳一番描述，人们方知并非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可怕。经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决定，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军统头子戴笠一行乘机前往西安。
从南京到西安，洛阳是中间站。当一行人在洛阳下机吃午饭时，宋美龄注意到机场上战机横陈，军人们来来往往，正往轰炸机上装弹药，显然是准备轰炸西安。宋美龄大惊，立即叫人召来机场指挥官，严厉地说：“我们现在到委员长那儿去。没有委员长的手令，一架飞机也不准接近西安。”
吃过午饭，飞机又腾空而起。临近西安上空时，宋美龄从提包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递给端纳。
“端纳先生，我不知道现在西安情况怎样了。如果叛军乱兵失去控制，把我们也扣住之时，你要毫不犹豫地用它把我打死。”
端纳接过枪，有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已是第三次进西安的端纳明白，第一夫人说的局面，是无论如何不会出现的。
下午4时，飞机在西安机场缓缓降落。出乎宋美龄的意料，他们一下飞机，便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热情迎接，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宋美龄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喝过一杯茶后，宋美龄被领进了蒋介石的房间。正面壁冥思的蒋介石，见到妻子突然出现在眼前，大惊失色，高声嚷道：
“你何苦到这里来，这是步入虎口啊！……尽管我叫你无论如何不要来西安，但我感到是无法阻止你来的。今天早晨打开《圣经》，眼睛便停留在这段文字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达令，此时此刻，我不来陪你，又有谁来呢？”言未毕，已是满眶泪水。
宋美龄的到来，促使张学良下决心尽早释蒋。
然而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包括东北军中的部分将领，却表示反对，因为八大纲领中，没有一条得到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放蒋，原来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而且，随之到来的，将会是笼罩在他们前途和生命安全上的浓厚阴云。
宋美龄、宋子文通过张学良，一再向人们表示，只要西安同意释放蒋介石，委员长日后愿意捐弃前嫌，决不会发动对他们的镇压。
然而杨虎城及其将军们谁也不肯相信。杨虎城对着张学良激动地大喊：“难道你还不了解老蒋吗？”
更令他们困惑的是，共产党居然也力主尽早释蒋。于是，在西安这座世界瞩目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一方面，蒋介石所指挥的东、西北军将士们，纷纷主张杀掉他们的“领袖”，至少要将他长期关押，直到他改弦更张，接受抗日；另一方面，被蒋介石追杀了十年之久的共产党却一反常态，对这位欠下红军累累血债的屠夫生发慈悲。曾被蒋介石悬赏10万银元捉拿的周恩来，在西安力挽狂澜，尽力挡住了斩向蒋介石的刀剑。
12月22日，张学良将周恩来引见给宋美龄，并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第一夫人发现，虽然经过了多年艰苦卓绝的生活，周恩来仍是那么精明强干、才华横溢。他侃侃而谈中所流露出的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精辟见解，以及他那种务实的态度，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国的目前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别人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袖。”周恩来坦诚地向宋美龄表示，“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不够明确，行动不够迅速。”他向蒋夫人表示，西安领导人是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感到遗憾。
“委员长腰部受伤，这几天疼得不行。”宋美龄解释说，“谈判的事，他要我和子文代表他。另外他还提出，所有商定的条款，不做书面签字，均由委员长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
当会谈结束，周恩来将宋美龄和宋子文送出客厅之后，宋子文忍不住再次喟叹：“周先生是个天才，罕见的天才！”
24日上午，蒋介石将他所同意的条件告诉了张学良，主要内容为：撤军，改组国民党政府，联共容共，联苏，及释放政治犯等。
张学良一听，如释重负。若以上条件真正能实现，那西安事变的目的便已基本达到，他张学良也不枉兵谏一场，可以对得起国人了。
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释蒋。一想到这里，张学良的心又不免沉重起来。
周恩来面见蒋校长
蒋介石拒绝在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加重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中部分将领的疑虑。西北军将领本来就不同意释蒋，此时，对张学良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蒋介石与张学良情同父子，日后蒋介石可以原谅张学良，但决不会放过西北军。
一想到日后西北军和他们个人的命运，将领们便不寒而栗。有人暗中建议，趁现在局面未定之时，杀掉蒋介石。
即使在东北军中，主张继续扣蒋或杀蒋的也大有人在。在23日下午召开的西北抗日联军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上，人们议论纷纷，坚持说，若蒋介石不签署一份承诺文件，就决不放他。即使少帅愿意，也决不放蒋。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反对放蒋的人占了上风。“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有人大声疾呼，“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把他杀掉！”
局面如此严重，张学良心急如焚，杨虎城却默不作声。经过紧急商讨，三人决定，由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再行商定联合抗日之事，张学良则负责向设计委员会作进一步的解释。
12月24日上午10时，在张学良和宋子文的安排下，周恩来由张学良引领走进了蒋介石的房间。
“蒋校长，您好！”周恩来一进门，便庄重地向蒋介石敬了个举手礼。
论起蒋、周二人的关系，算得上是同事，也算得上是上下级。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彼此早就熟识。十年前，国共两党关系决裂，两人从此分道扬镳。看见自己十年来一直悬赏要其头颅的对手忽然出现在面前，蒋介石本来就发青的脸上显出了一丝尴尬。
周恩来显然看出了蒋介石心中的不安，于是尽量显得和缓地坐下来，向蒋介石表示，共产党目前丝毫也不想做出不利于委员长和南京政府的事来，只要蒋介石同意联合抗日，共产党愿意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蒋介石渐渐恢复了平静。
“请问校长，您有什么指示？”周恩来很谦和地望着灯下的蒋介石。
蒋介石闷坐半天，最后终于嗫嗫嚅嚅地说道：“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在我们交战的每时每刻，我常常想起你，我甚至回忆起你为我出色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再度合作，只要我生存一天，保证中国绝不会发生反共内战。”
屋内的气氛缓和下来。
看着两个厮杀多年的对手如今露出了再度握手的笑意，原本站在国共对立面中间的张学良骤然感到自己成了蒋介石唯一的对立面，脸色顿时发白。
仿佛是于无意之中，周恩来在问候蒋介石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时，提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蒋经国赴苏联学习，当蒋介石1927年清除共产党并驱逐苏联顾问时，蒋经国曾发表声明，断绝了同蒋介石的父子关系。
“经国现在在苏联，生活很好，学习也有长进。”周恩来笑着说。
“是吗？”蒋介石应了一声，难以掩饰地流露出对儿子的一种眷恋之情。
“如果委员长有意思让经国回来，我可以通过有关方面，让他尽快回到你身边。”周恩来很诚恳地说。
“那好，那好，谢谢恩来。”蒋介石脸上现出难得的笑意。“我回南京以后，在适当的时候再请恩来到那里去谈谈。”
“倘若真能如此，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周恩来站起身，面色凝重地说。
矛盾重重的张学良
但在说服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的会议上，情况却变得分外复杂和紧张。
“听说昨天设计委员会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面乱说，尤其不许胡闹！”会议一开始，张学良便言辞激烈地说，那双严厉的眼睛不时扫视着在座的将领。
会场上出现了沉默。张学良有些坐不住了，高声叫道：“说呀！怎么不说了啊！”
终于有人站起身来。“副司令所说的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张学良绷着脸回道：“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这一逼，使会场气氛变得格外紧张起来。发言的人嗫嚅半天，终于说出了昨日设计委员会的意见：一、中央军撤出潼关；二、释放在上海被捕的“七君子”；三、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
“你们所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蒋介石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果结果无效怎么办？”张学良的言语态度稍微和缓下来。“你们想想，即使蒋下命令生效，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了‘七君子’，改组了政府，甚至对日宣战，那时放不放他？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存心报复。如果回南京后，一切推翻重来，怎么办？只要他原则上同意了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这时有人问：“听说副司令还要亲自把蒋介石送到南京，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深深吸了口气，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招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
仿佛是一个炸雷，众将领心头猛地一震。张学良是这次事变的主心骨，要是他一走，西安的局面会怎么发展，谁也没有把握。众人惊愕地望着神情十分冲动的副司令，眼里都流露出无限的忧虑。
“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张学良语气变得有些沉重，“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场内一片寂静，张学良却越说越激动。“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介石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就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只有自杀以谢国人。”
会议在张学良慷慨陈词之后结束。虽然大家为张学良的激情所感动，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被他说服。
东北军的军长之一高崇民一回到家中，便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东、西北军的将领们连夜又联名给宋子文写了封信，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只用领袖“人格担保”是行不通的。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介石离开西安，否则即便张、杨两将军同意，他们也会誓死反对。
但这两封信张学良都没有及时见到。
24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举行宴会。在张学良想来，这次宴会自然有为蒋介石饯行的意思。
新城大楼原是明朝皇城，慈禧太后在西安避难时改建为行宫。那天晚上，古色古香、宏伟壮观的大楼灯火通明，一派祥和的气氛。
将近晚6时，赴宴的人们渐次涌入。大厅里很快便热闹起来。人们注意到，出现在席间的有三方人员：一方是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一方是蒋介石、宋氏兄妹、端纳顾问和被扣于西安的南京大员；另一方则是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这是国共双方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共聚一席，而且是在西安事变的背景下，自然也就有了非常的意义。
但今晚的主角既不是蒋介石，也非周恩来，而是一身戎装、神情严峻的张学良。
宴会一开始，张学良便站起身，将酒杯高高举起，情绪激昂地说：“委员长，诸位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而为。有人说我是叛乱，笑话！我向谁要官要钱了吗？我对日本人是有国仇家恨的人，希望在座诸君，能为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他一仰头，一杯酒一饮而尽。待他垂下头来，眼里已是泪水盈盈。只听“啪”的一声，酒杯被张学良猛地掷地而碎。
宴会上的气氛顿变得紧张。人人都注视着张学良，可是却无人开口。
这时，周恩来从容地站起，举起酒杯说：“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诸位朋友、同事，这次事件是个大变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作出了贡献。汉卿、虎城两将军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团结起来，干杯！”
周恩来委婉得体的语言，使刚才僵冷的气氛得到了缓和。
众人还未来得及坐下，张学良倏地又站起来，举起酒杯向大家第二次敬酒：“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两句话未完，张学良已无法控制感情，泪水夺眶而出。出乎众人预料，他猛然踏上面前的座椅，端着酒杯，高高地站立在大厅中央。“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也危在旦夕。我们当军人的，有保国保民的天职。以前，我听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讲过一句话：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做军人的，更应当有此气魄。”说完，他将酒一饮而尽，从椅上跳下来，又将酒杯猛掷在地。
众人惊愕之时，张学良已伏身餐桌，恸哭失声。
张学良的这一举动，自然极大地感染了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们，不少人掏出手帕，揩着脸上的泪水。一位副师长蓦地跨到少帅面前，泣声喊道：“我十几岁就跟着少帅，现在有家难归。盼望委员长回到金陵，说话算数……”几名卫兵见他失态的模样，生怕他做出什么意外之举，连忙将他扶出了大厅。
宴会继续进行，但人人的神情都极为沉郁。
张学良连饮了几杯，脸色已经泛红。宴会将近一半时，张学良斟满一杯酒，端着来到蒋介石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你也不会受这场惊吓。我的行动不太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了一致抗日，希望返回南京，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又是一饮而尽，喝完又使劲将酒杯摔得粉碎。
三次痛饮，三次摔杯，张学良的豪爽与真情令所有人震惊不已。
一直端坐的蒋介石脸上毫无表情，只扬了扬手，用浓重的奉化口音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
“我来。”宋子文一步抢上。他生怕由于蒋介石的拒绝，使本来就显得沉重的气氛弄得更僵。他端起蒋介石面前的酒杯，朝向张学良说道：“汉卿，你的一番美意，我代委员长领了。委员长的这杯酒，我代喝。干杯！”
宋子文也一饮而尽。
这些日子里，宋子文觉得张学良开始显出行为有些异常的迹象，他怀疑少帅是否染上了什么病。他发现，在谈话中，张学良有时显得语无伦次，并且有好几次痛哭流涕。12月22日，张学良甚至请求他和宋美龄照顾他尚滞留在美国的妻子儿女，并将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告诉给宋子文，与他商量如何能安全地把这笔钱财转入宋子文之手，以用于日后赡养家眷。有时候，张学良似乎忘记了他发动这次事变的政治宗旨，一个劲地谈他的个人安全，表示愿意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以保全自身。
但宋子文很快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张学良。这些天来，来自外界各方面的压力与内心巨大的焦虑，已把张学良搞得精疲力竭，神经几乎已难以支撑。但是，一当他挣脱精神的压力，站在面前的，仍是那个一腔热忱、雄姿英发的少帅。
在一连几天紧张的谈判过程中，宋子文发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到12月24日，这种倾向已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宋子文得知，杨虎城的西北军和东北军的部分军官，在得知张学良要立即释蒋的消息后，产生了将张同蒋一起杀掉的念头。
当时东北军在城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还要分别承担保护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任务，而西北军在城里除了一个保安旅，另外还有超过两个团的兵力。
宋子文内心大感恐慌，但又不敢向张学良言明。在同宋美龄、端纳商议之后，他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一方面稳住少帅，一方面尽早让蒋介石离开西安。
24日晚宴会之后，张学良受宋氏兄妹之约，再次来到蒋介石的房间。
“汉卿哪，”张学良一进门，宋美龄便说道，“委员长那天的手令，是以停止进兵三日为限。我从南京来时，又求何部长展限三日，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再说，我和委员长都是基督徒，明天是圣诞节，你能不能把明天动身作为最好的圣诞礼品送给我们呢？”
“这个……”张学良略为沉吟一阵，说道，“孔院长也从南京来了一封信，说要是在圣诞前后送委员长回南京，是圣诞老人送的最伟大的礼品。只是，”张学良在屋里踱了几步，望着宋美龄和宋子文说，“杨主任现在还有些犹豫，明天我去新城再劝劝。城里都是绥署的部队，守城门的也是十七路军，杨主任不松口，我不好办。”
“你一个副司令，难道就没有另外的办法了？”
张学良没有回答，只无言地望着半倚在床头的蒋介石，最后，又回过头看着宋美龄。
“实在万不得已，”张学良的神情似有万分痛苦，“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驾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
“好啊，我看这行得通。”宋子文表示赞同。
可宋美龄手一扬，打断了其兄的话。“委员长的身体根本忍受不了这样的长途颠簸。再说，与其这样偷偷摸摸地走，还不如体体面面地死在这儿。”说着，眼里涌出了泪水。
“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一直面向墙角的蒋介石这时开了腔。“我这次在西安栽了大跟斗，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一个国家统帅走上了这种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呢？”他越说越难过，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汉卿，”蒋介石一边抽泣一边对张学良说，“你成全我吧。你还是把我和美龄一起处置了干净！这样活下去一点意思没有了！”
笔立着的张学良似被蒋介石的这番话激动了。他向蒋介石跨近一步，大声说：“只要委员长回南京联合抗日，学良愿意负荆请罪。”
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有气无力地说：“你是为了抗日，又没有加害于我，有何罪可请？”
“这是我的情愿，为了维护您的威信，便于您领导抗日。至于治罪，您可以指示：‘着该员率部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戴罪立功。’我决心已定，一言九鼎，让天下人看看我张学良的诚意！”
“这怎么行啊，”宋美龄说道，“杨虎城和周恩来，还有你的部下，会同意吗？”
“这是我的事情，”张学良一脸的坚定，“我定了就得由我。”
“那你不怕南京有人对你下毒手吗，汉卿？”宋美龄问。
“如今是抗战第一，委员长须领导抗战，为了挽回委员长的名誉威信，实现收复东北的夙愿，我个人的得失生死算得了什么！”张学良胸脯一挺，显示出军人的铮铮气概。
后来，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
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进行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从宋美龄这段叙述中，也足见张学良生死度外的英雄气概。
从蒋介石房中出来，已是子夜时分，大街上阒无行人，只有巡逻的士兵不时从眼前走过。“到明天，这一切可能全都结束了。”张学良心中暗暗自语，接着又是一声长叹，“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他相信，这场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将因他的坦荡、无畏而结束。
匆匆一别，千古遗恨
张学良没有料到，杨虎城会这么坚决地反对立即释放蒋介石。
“放虎归山，日后伤人。没有担保就放人，一到南京他就会翻脸。”杨虎城尽量压制住自己的火气。
“我们的本意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张学良几乎已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大喊。“他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考虑。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危险。”
“畏惧？我畏惧什么？”杨虎城终于有些火了。
见杨虎城不松口，张学良只得起身告辞，临走时抛下一句：“你我何必当初啊！”
张学良怒气冲冲地回到金家巷公馆，请求周恩来开导杨虎城，然后又告诉周恩来说：“周先生，为了给他挽回面子，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
周恩来一听，吃惊得好久没说出话来。他严肃地望着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帅，一字一句地说道：“汉卿，我们是朋友了，我送你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三思而行。”
张学良没有做声，默默地辞周而去。
上午11时，宋子文匆匆来见张学良，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们联名所写的信放到了少帅面前。
宋子文发现，张学良的脸色逐渐变得紧张，待他看完时，眼里已现出几分慌乱。
高崇民的信他是上午起床后看到的，当时以为那不过是高军长一个人的意见，没怎么在意；现在看来，几乎所有的部下都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所以紧张之中，又增添了深深的忧虑。
“看来，事态确实很严重。”张学良木然地望着窗外说。
“汉卿，事情宜早不宜迟啊，再拖下去，还不知会出什么乱子呢。”宋子文惶惶然地说道。
张学良沉思良久，终于对宋子文说道：“好吧，请你告诉委员长和夫人，今天下午3点，我送他们回南京！”
正在点雪茄的宋子文愣住了。他猛地将雪茄按灭在烟缸里，连告别的话都来不及说，就快步出了张公馆。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后关头，周恩来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反复阐明各种利害关系之后，杨虎城终于被说服，放弃了要蒋介石亲自签署书面保证的要求。数年之后，处理西安事变的有关人物端纳对人们说：
“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
事实的确如此。要是没有周恩来，西安事变的解决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局。杨虎城向来尊重中共意见，对周恩来个人的才华也十分钦佩，在周恩来陈述了中共同意放蒋的理由之后，杨虎城虽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但对放蒋一事，已不再坚持反对。
实际上，杨虎城这几日也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南京方面情况复杂；中央军大兵压境，咄咄逼人；东北军内部出现不稳；张学良决心已定，很难扭转；宋子文软缠硬磨，哀求不已；现在中共也同意放蒋了，若他再坚持自己意见，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但是，放蒋的具体时间，尚未议定。
12月25日下午2时，张学良匆匆忙忙来到杨虎城家中，一坐下便连叹几口气，语调沉重地说：“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送委员长的时间我已定在今日下午，我亲自送走。我想几天之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就完全归你指挥。”说完，掏出一张纸交给杨虎城。
杨虎城展开一看，原来是张学良已经写好的手谕：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杨虎城原名杨忠祥，字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长各师长。
张学良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杨虎城抬起头来，愕然地注视着神情紧张的张学良。虽说他已同意放蒋，但不料会如此匆忙。然而事已至此，他亦不便表示反对，只是说：“放他就足以见你我之诚意了，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
张学良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老兄之言，学良感铭在心，但事情已定，只好如此了。”
事后，杨虎城曾向人表露过他在这时的心迹：
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先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也一定会对周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还有什么“三位一体”！
25日下午3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陪同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和端纳，分乘两部汽车，悄悄地驶向了西郊机场。
车内没人讲话，都默默地透过车窗，望着一掠而过的古代建筑和城堞枯树。端坐于前座上的张学良微偏过头，瞟了一眼后座的蒋介石，见蒋斜倚于靠背，双目微闭，似乎对现实的情形毫无知觉。
见一架银灰色波音飞机渐渐映入眼帘，坐于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不由得兴奋起来，歪向蒋介石身边轻语了一声：“达令，我们到了。”
蒋介石缓缓睁开眼，撩开遮住车窗的帘子向外望去。蓦地，他的目光凝住了，脸上的肌肉也不住地抖动起来。
机场外，聚集着黑压压一群人，大约有好几千，看模样像是学生。看见汽车驶来，人群中立刻出现轻微的骚动。
蒋介石急了，忙问张学良：“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对西安的学生运动，蒋介石已经领教过。12月9日那一天的万人大游行，学生们就喊出过“打倒蒋介石，惩办卖国贼”的口号，此刻他们又出现在机场，会不会是……
张学良也莫名其妙。送蒋是秘密行动，知道内情的仅有张、杨二人和极少数副官、卫兵，连将领们都未通报。难道有谁泄漏了消息？张学良也不禁紧张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
汽车在飞机前停下了，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杨虎城等依次走下。学生中像是有人认出了蒋介石，人群顿时哗然。
蒋介石的目光惊恐地望着学生们，上前两步握住杨虎城的手，颤颤地说：“虎城，以后的内战是不能再打了，美龄和子文代我签字的条件，我一定会实行，这个你们放心。我再重复一下议定的事情，一、回南京后立即命令入关部队撤出潼关，停止内战；二、一致对外，立即宣布抗日；三、改组政府，集中贤良，清除亲日分子；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五、释放关在上海的抗日领袖；六、今后西北的军政事宜概由你和汉卿负责。是不是这些，虎城？”
“是这些，委员长。”杨虎城站得笔直。
“那这些人……”蒋介石朝学生们看了一眼，又盯住杨虎城问道，“他们来这里……”
杨虎城这才明白，蒋介石此时为何显得这般恐慌。他大声回答道：“委员长，今天傅作义将军要来西安，学生们出于对抗日将领的敬重，提出要到机场欢迎，绥署通知了一些学校，组织了这么些人来机场。”
“噢，噢……”蒋介石这才松开了杨虎城的手，转身走向舷梯。
“慢一点，委员长。”张学良见蒋介石登梯的动作有些迟钝，单薄的身子仿佛被风一吹就要倒下，连忙上前扶住了他的手臂。
蒋介石的脚步却突然停下了，转过头来望着张学良道：“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
“委员长，学良主意已定。为了抗日，我万死不辞！”
蒋介石似有些感动地“哦”了两声，又转回头继续登梯。就在这一瞬，张学良发现，在蒋介石那双冷如寒冰的眼里，似乎还蕴涵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深意。
飞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沿着跑道滑奔一阵后，呼地腾空而起。
座舱内一片沉寂。这些天里，人人都像是已将话说尽，一直绷得紧紧的神经蓦然松弛，却再也没有只言片语。
蒋介石同宋美龄并排坐在一起。此时，他脸上既无笑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那副淡漠冷然的模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而在其内心，却正翻江倒海，回思着半个月来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作为领袖和中国最有权势的统帅，多少年来他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调集千军万马，意欲一举歼灭共产党红军之时，华清池一声枪响，威风八面的统帅竟被自己的部属羁扣半月，最后还得偷偷地溜出西安。“不过……”他在心中自语，嘴角随之抽动了一下，像是要隐去半个月来的屈辱与尴尬。“老天开眼，我居然活着飞离了枪林剑丛，更料想不到的是，叛乱之首张学良竟然要随我到南京负荆请罪。”
蒋介石忍不住回过头，掠了一眼端坐于后排的张学良。十分钟以前，他还是张学良手中的猎物，只要这位少帅一个手势，他便可能魂上西天，可现在……想到这里，蒋介石鼻孔里不禁哼了一声。
张学良在离开公馆前，匆匆将立即放蒋和亲自护送的决定告诉了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好友的应德田和卫队营长孙铭九。两人一听，顿时心惊胆战。
“副司令，你要走了，我们东北军怎么办哪？”应德田一声大喊，双手抱头，痛苦万分地蹲下身来。
孙铭九是追随少帅多年的骁将，也是他的心腹。一听少帅要送蒋介石回南京，顿时俯身下跪，抱住张学良的大腿央求道：“副司令，你不能走啊！”说时竟痛哭出声，呜咽不止。
当时心烦意乱的张学良早已失去耐心，大吼一声：“起来！”用手指点着孙铭九说道，“我去南京的主意已经下定，你们谁也不要说了！要是你们坚持不听，那就掏出枪来，把我张学良打死在这儿！”说完，头也不回地跨出了大门。
目睹张学良渐渐走远，应德田像垮掉了一般，俯身桌上，双肩抽动不止。孙铭九像是失掉了主心骨，连连嚷道：“怎么办！？怎么办！？”急得在屋内转圈。突然，他像发疯似的冲出门，急急奔向周恩来住的东楼。他想，此时此刻，唯有少帅所敬重的周先生，或许能止住少帅的鲁莽行动。
但遗憾的是，周恩来不在屋里。他去了在西安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涂作潮的家里。
孙铭九东奔西窜，终于在涂家见到了周恩来。
“周先生，少帅和杨主任送委员长去机场了！”一见面，孙铭九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嚷。
周恩来大惊失色，忙问：“走了多长时间了？”
“十几分钟了。”
“快！快！马上去机场！”周恩来疾步出门，上了孙铭九的车。
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出城门，向西驰去。坐在后座的周恩来打开车窗，任凭寒风呼呼涌进，两眼一直地凝瞩着前方。这消息太突然了。一小时前，他还在张公馆见到过张学良，当时便觉得他神色有些慌张，但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放了蒋介石，连个风都没透。更未料到的是，他居然还要亲自送蒋回南京！
“嗨，这个张汉卿哪！”周恩来忍不住连连叹息。
待汽车箭一般冲进机场时，巨大的波音飞机如一只大鸟，正离地腾空而起，强烈的气流卷着风沙，铺天盖地扑向四周，将机场上的人刮得抬不起头。待风势减弱下来，映入周恩来眼帘的是空中一个渐渐远去的黑影，正扑向远天飘忽不定的阴云。
伫立于寒风中的周恩来满脸铁青，目不转睛地遥望云天。当隆隆声渐渐消失，再也见不到飞机踪影时，他重重地发出一声惊人的长叹。
就在这一刻，周恩来有了一种预感：和张学良将军此次分手，将会成为千古之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