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放逐西南
艰难的旅途
正是冷落清秋时节，张学良一行的车队颠簸在崇山峻岭间的简易公路上，后面扬起了滚滚黄尘。
尽管是在荒僻的山乡穿行，但战乱年月的气氛却紧紧相随。由于日军犯湘，长沙、湘潭、溆浦、怀化等地的百姓纷纷出逃，不少人踏上了通向贵州之路。破破烂烂的卡车、客车上，挤满了扛箱提包的人，而更多的人是背着包袱，凭着两条腿，走向他们心目中的安全地带。沿途的叫声、哭声，艰难跋涉的喘息声，令人心口紧缩，透不过气来。
虽是奔向平安，但危险却无处不在。湘西本就是土匪横行之地，“这帮去了那帮来”，扶老携幼、怀揣细软的逃难者自然成了匪徒的最佳猎物。出沅陵刚两天，张学良一行便见到了土匪剪径的暴行。在距辰溪不远的一个山口，有逃难的一家四口被土匪惨杀在树丛中。他们的行李尽数被抢，财物被掠，连身穿的衣服也被剥去。车到山口，见树丛边有许多人聚在一起围观，张学良便令停车。下车一看，眼前惨相令他惊愕不已。“这些土匪，真是万恶之极！”张学良气得咬牙切齿。由于此地偏僻，不依村不靠店，几具尸体无人理会。张学良回到车前，叫来宪兵连长，让他带几个兵，挖个大坑将尸首埋了。
“要是我们遇上土匪，你让人狠狠地打，为老百姓除点祸害！”他气咻咻地对刘乙光说道。
出发之前，刘乙光便考虑过沿途的安全问题，开道的卡车上安排有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宪兵。经张学良这么一说，刘乙光也意识到土匪的厉害，便又从后面调上一辆卡车，卸去行李，架上防敌机的高射机枪，随时准备向路边的密林或山间隘口开火。到麻阳歇息时，县长前来看望，又说起这一带土匪的凶残。县长告诉张学良，前些天有辆装运军用物资的卡车在麻阳前面的山道上被土匪劫了，押车的士兵全被杀死，车也给推到了山崖下。
“那你们怎么不组织清剿呢？”张学良问。
“怎么不剿？”县长一脸苦笑。“从清朝剿到现在，一两百年了，匪患是越剿越烈。没办法啊！”
担心沿途土匪打劫，大家一路上无不提心吊胆。逢到山口密林，车队便提前停下，由两辆武装卡车先行通过。看看无事了，后面车队再疾驶跟上。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天最多能行两百公里。到了夜间，气氛更显得紧张，每次一住下来，刘乙光、许建业和宪兵连长便忙着布置警戒，选定哨位。常常夜半三更之时，一声狗吠也要将大家从梦中惊起，吓出一身冷汗。
从溪口到沅陵，张学良像是对这种迁徙已经惯了，上车睡觉，下车拉尿，漠然地经受旅途中的秋风冷月。但对于凤至而言，每次搬迁，都无异于一次灾难。张学良常常偏过脸，心情沉重地注视着妻子那张苍白憔悴的脸庞，和她眼里流露出的深深哀怨。他伸出手来，将盖在妻子膝上的毛毯往上拉拉，再将她的手紧紧握住，拉到自己怀中。虽然从于凤至的口中没有吐露过一句埋怨责难，但张学良深知，她所承受的心灵与肉体的折磨已经到了极限；而他身为丈夫，却无力将她托举出这个深渊。更令他担忧的是，近日来，于凤至的胸口疼痛逐渐加剧，而病因却无法查明。
屈辱与忧虑，猛烈地撞击着张学良的心。
9月底，车队终于进了贵州境内。
过了镇远县，路口的混乱消失了，向当地人打听，也未说起此地有什么匪患。大家都松了口气。
“现在好了，到了下一站黄平，大家都好好地歇歇，再赶一两天就到贵阳了。”刘乙光向大家宣布，然后又来到张学良乘坐的那辆防弹车旁，说请副司令和夫人再坚持坚持，等到了贵阳，就一切都好办了。
车到黄平，已是下午。安顿好车辆，找好旅店后，刘乙光来请张学良夫妇先进房休息。于凤至早已精神萎靡，进到房中倒床便睡。而张学良在车中蜷缩了一天，想活动活动手脚腰板，也不管刘乙光是否同意，便拉着副官、警卫上街转悠。
黄平虽是山区，但却风景清秀，民风淳朴，而且有两大特产：地瓜和洞箫。经当地人指点，张学良等人来到一家地瓜铺前，见这里拳头大的地瓜满满堆了一屋。张学良先拣起一个，去了皮尝了一口，未及下咽便连连称赞，说甘甜可口，汁水丰富，让大家都尝尝。从沅陵到黄平，一路上大家都过的是紧张清苦的日子，现在能吃到甜地瓜，自然都觉得兴奋。老板见有好几个买主上门，满脸堆笑地介绍说这是当地特产，出了黄平，地瓜便有涩味。“贵阳城里那些官家贵人也要来买我们这儿的地瓜呢。”
张学良吃下一个地瓜，却还感到不满足，吩咐警卫去叫许建业来，多采购一些，留着到贵阳慢慢吃。结果许队副来这里买下了半卡车，足有好几百斤。
“我看这地瓜，足以抵得上苹果的味道呢。”离开地瓜铺时，张学良夸赞道。
黄平的洞箫算得是贵州的一绝。这种箫全用黄平竹做成，不染色，不涂漆，便是光滑锃亮，宛若象牙。竖到唇边轻轻一吹，箫声清脆透明，悠扬婉转，而且穿透力很强，轻轻柔柔地荡入人耳。古时仕女佳人，纷纷以佩黄平洞箫为荣，借一管竹器，倾吐对郎君的恋情。张学良一见黄平箫，便爱不释手，当下便买了一对一长一短、一粗一细的雌雄箫，抚着黄澄澄的丝坠对副官说：“这玩意儿我没摆弄过，但是自小我就喜欢听箫。我母亲当年就会吹。”
当晚，星月疏淡，在张学良下榻的旅馆窗口，传出一阵断断续续的箫声，虽不怎么成调，但声音却是那么凄婉、悠长，令人不由得要感怀秦关汉月，勾出心头的离愁别绪。
到达贵阳那天，已是下午。
张学良迁来贵州之事，早已由戴笠通知了军统局驻贵阳的联络站，并命他们在贵阳附近找一处既幽静又安全的住所。车到贵阳，刘乙光将张学良夫妇匆匆安排进一家旅馆休息，自己便带着几个士兵，去了军统联络站。
张学良有两年多没逛过大城市了，现在既已到市区，何不先看看市容。由于刘乙光不在，众警卫对张学良的要求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却见他已挽着夫人走出了旅店。由于是初到这里，对当地情况尚不摸底，警卫们弄得手忙脚乱，赶紧将张学良夫妇围在中央，前遮后挡地簇拥着走到街上。到了一家大商店门口，未及张、于两人走下台阶迈进，前面的警卫已涌入店中，连喝带嚷，将店里的顾客赶光，这才护着两人走入。店里的掌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满脸惊惶地望着这群攥着手枪的不速之客。街上的行人和被赶出的顾客惊慌失措，纷纷站在街对面向商店里张望，交首议论。就这么转了几条街，每到一处都弄得人惊马乱，引人侧目。张学良逛街的兴致给破坏得一干二净，无奈地摇摇头，照原路回到了旅馆。
这时，刘乙光已经回来，向众人传达了戴笠的指令：张学良的新居处为贵阳以北60里的修文县。
车队继续行进，赶往修文龙岗山。
清寂的龙岗山
修文县古称龙场驿，明代以后因人口增加才设了县治，并更名为修文。张学良的新居处便在距修文县城四里地的一座独立小山―龙岗山上。
无论是同雪窦山还是同凤凰山相比，龙岗山的气势、景色都要逊色多了。但要论名气，龙岗山却要响亮得多，因为此地曾居住过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
明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因不满宦官刘瑾排除异己、陷害无辜，挺身而出，抗章救援，结果被廷杖四十，贬谪到龙场驿来当驿丞。在龙场驿期间，王阳明居于龙岗山东洞（后人称“阳明洞”）。此处岩石嶙峋，古树参天，洞内宽敞明亮，四通八达，可容纳百余人，洞壁有石乳凝结而成的象形动植物和日用器皿，石凳石桌，不假修凿，自然天成。王阳明在这里隐居讲学，著书立论，成为后世景仰的大学问家。
王阳明任驿丞前，东洞内外尚一片荒僻。后来，当地百姓见上山来找王阳明拜师求学者络绎不绝，遂在洞外伐木结庐，王阳明将这些简陋的房屋分别赋以雅名“何陋轩”、“君子堂”、“宾阳堂”……后人为纪念这位旷达的学者，自嘉靖年间起，在阳明洞上方的石坪上修建了四合院式的“王文成公祠”，即阳明祠。清康熙后，又累经扩建和重建。洞外当年破陋的房屋早已是重檐飞阁，红柱绿瓦，阳明祠整修得更是古色古香，清雅幽静。大殿中塑有王阳明蟒袍玉带、手持朝笏的彩色塑像，黑色龛架上雕有卷龙花草和古代传说故事，龛前檐柱上雕有两条金色盘龙，手指一点即全身绕动。在阳明洞前，则可见相传是王阳明亲手所植的两株柏树，挺拔苍劲，洞口有明代贵州宣慰使安贵荣题刻的“阳明先生遗爱处”七个大字，和明御史冯晋卿所立的纪念碑石。由于龙岗山山势不高，距县城、距贵州都很近，一年四季都有人来此寻访古迹，供奉香火。
张学良夫妇便住在阳明祠大殿斜对面的三间砖木结构厢房中。在右厢房后檐五眼梅朵小雕窗下方，便是王阳明起名的“何陋轩”，刘乙光在这里安排了几位最得力的警卫，名为侍奉、保护张学良，实则是贴近监视他每日的一举一动。
张学良一上龙岗山，这里便划成了禁区，防范极严。第一道防线从县城至山脚，驻守着宪兵连的大部；第二道防线布于龙岗山四周，分设岗亭层层把守；第三道防线则设于阳明祠内大殿、配殿周围。每到夜晚，张学良卧室门口还要加设警卫，连宪兵也不得随便靠近。
即使是会飞的鸟，要逃出龙岗山也是难上加难。
即使如此，戴笠仍然不甚放心。张学良还未到修文，他便举荐他所信赖的军统特务李毓桢做了修文县县长。特别指示他，要注意同刘乙光内外呼应，保证张学良的囚禁万无一失。
蒋介石要把这只撼损了他尊严的“东北虎”，像小鸡一样牢牢攥在手心。
秋风掠过，黄叶纷落，龙岗山上已有了阵阵凉意。
修文在云贵高原算是“坝子”地区，一到秋季便难得见到太阳，整日里阴沉沉雾茫茫一片。空气也变得潮湿，吸到肺里，胸口黏糊糊地难受。更不堪的是连绵不断的秋雨，淅淅沥沥，将山上山下湿得没了生气。
从秀丽的湘西走进贵州的雨季，张学良的情绪转入了低潮。他常常独自站在厢房门前，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祠院内长满青苔的潮湿方砖甬道，看秋风卷着树上地下的残枝败叶瑟瑟抖动，黯淡的目光泪波淋淋。也许是刚经历了长途跋涉的颠簸，也许是还不适应这方水土，当然，更多的是难以忍受长期幽囚的煎熬，张学良脸上愈见蜡黄，面容也愈见消瘦。秃顶的迹象这时也更明显了，虽还未届40岁，但别人搭眼一看，已能发现他几分老态。
于凤至最能体味出丈夫心境的苍凉，但却无以叙说，唯有暗自垂泪。
好不容易等到了雨停的日子，张学良这才得以走下龙岗山，去修文四周游山观景。但这里实在是比不了溪口和沅陵，除了阳明洞，修文一带再无名山古迹，亦无秀水茂林，只三几日，便尽览无余。这时，球场尚未修好，无法开展运动，加之心绪不好，他也不想寻乐。一连好些日，他都闷闷地待在祠院，既不读书看报，也不与人闲聊交谈，常常一个人端把椅子在院中坐定，孤独地望望天，望望通向山下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脸上恹恹的没一点生气……
除于凤至之外，对张学良的生活、情绪最为“关心”的要数刘乙光了。自三年前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将张学良迎下飞机开始，他的个人命运便同这只“笼中之虎”连在了一起。由于他在“看管”张学良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周到、缜密，以及他对“党国”的耿耿忠心，深得蒋介石和戴笠的赏识。老头子曾明令戴笠，张学良的看管就由刘乙光一人负责，不经委员长许可，不准更换他人。三年来，他也算是尽职尽责，真正做到了每事必报，每令必行，并为之付出了万般辛苦。在沅陵时，他已揣摸出蒋介石决不会在短期内给张学良以自由，而只要张学良受到看管，他便必与之相伴相随。为了照顾家小，他不得已将老婆和几个孩子接来同住一起，陪着他熬受深山古寺里寂寥的日子。张学良迁来贵州，他的家小也随之来到龙岗山，安顿在阳明祠内，每日虽吵吵嚷嚷，引人讨厌，但却多少为他驱散了些生活的寂寞。
但刘乙光也大有所获，仅仅才三年，他便从中校晋升为上校。戴笠来沅陵找他谈话时还暗示，只要张学良的看管不出任何问题，不出两年，他肩头上便可扛上一朵“梅花”，当上将军。
对于军人来说，再没有比当上将军更有诱惑力的了。自此，刘乙光对张学良夫妇照看得更是周到尽心，表面上是为张少帅，实际上是为他自己。
现在，张学良郁郁寡欢，刘乙光自然也忧心忡忡。想了好几天，他提出陪同张学良去附近的苗族乡镇赶集散散心。
修文是汉、苗杂居地区，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苗族，自古以来，苗族人就喜群聚、歌舞、交易，修文一带无论大小乡镇，均是五日一小集，十日一大集。逢到集日，苗族人都要穿上整洁称心的衣服，包上头帕，一路笑着闹着到集上相聚。苗家姑娘更是把集日看得重要，每次出门，都要在手上、头上戴上银饰，颈上还要挂一条大大的银项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集市上去寻开心，用对山歌方式来挑选自己的意中人。张学良虽见多识广，但对苗家风俗毕竟未曾见过，因此刘乙光一说赶集，倒也引起他一些兴趣。
一连数日，刘乙光都陪着张学良穿行于县里的各集镇之间，逛街、听歌，到集市上看人们交易。苗族人大都会讲汉语，张学良时不时地会停下来，同老妇老汉聊上几句，或站到商摊前，翻看缝绣得花花绿绿、十分精致的筒包、小孩帽子，故作购买的样子同他们讨价还价。有一次，刘乙光还拉着张学良来到集外的树丛边上，听苗家青年男女在树丛里的对歌声。这些求爱的情歌词汇十分丰富，形象动人，但曲调却很单一。听上一阵，张学良也跟着调子哼了起来，还即兴编了些歌词，惹得边上的警卫个个忍俊不禁。
但赶集的热情转瞬即逝。一个失去自由的人自然不可能对他人的自由抱以巨大的欣赏热忱。到后来，每在集市上看见人们无拘地笑闹或悠闲自得地唱着山歌，他便会受到某种刺激。有时刚到集上几分钟，他便阴沉着脸说不想看了，转身便往外走，回到等候在集外的汽车里。警卫们都理解他的心思，也不劝阻，自动地尾随他而去。
再没人来劝他外出赶集，龙岗山上一片沉寂的气氛。暮色降临，松柏掩映下的阳明祠中显出某种阴森。月上枝头，清辉满地，从右厢房里常会传出阵阵箫声，一粗一细，一高一低，张学良和于凤至将一腔幽怨、满怀愁绪都倾诉在了缥缥缈缈、婉转悲切的箫声之中。
院内的警卫们也受到感染，生出了伤感之情。
可日子总不能永久地这么沉郁。来修文一月，院外的球场已经建好，乒乓桌也在院中的石板地上架起。看来，要驱逐这里的沉闷气氛，唯有靠运动与娱乐了。刘乙光撺掇了张学良的副官和于凤至，邀约张学良发起一次球类和玩牌比赛，说好些弟兄都跃跃欲试，想在赛场上同副司令一竞高低。
自离开沅陵，张学良便未曾投入过体育运动，浑身都觉得沉重。这在自幼爱好体育的他来说，是很少见的事情。几个人的鼓动，自然激起了他的兴趣，或者说向他提出了他生命中本不可少的一种需要。再则，他生性好强，不甘人后，既有人向他提出挑战，他焉能不踊跃而上？ 经一番磋商，他和刘乙光定下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象棋、围棋五个项目，并吩咐人将场地、器具准备妥帖，即日便拉开战幕。
“优胜者有没有什么奖励呀？”副官在一旁问道。
“对了，有奖励玩起来才更带劲。”张学良表示赞同，接着一拍桌子，说奖励费由他出，凡第一名统发十块大洋。
赛场上的张学良穿一身运动衣，精神抖擞，与前些天愁眉不解的情形判若两人。
打网球，他是这里的当然霸主。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赠送的那支球拍被他抡得呼呼作响，长拉短吊，左右纵横，挥洒自如。观者无不为之叫好。一场球常常打不满20分钟，对手便落花流水地败北。最后，他抹抹头上的汗，笑着说：“这十块大洋，我就算是省了。”
接着是羽毛球。张学良以种子选手的身份坐观战局，说他将同优胜者决一雌雄。没料到一番厮杀下来，所有参赛者均为于凤至所克。张学良哈哈大笑，指着警卫们说：“你们还男人呢，怎么连一个女流之辈也敌不过。还是看我的！”
这些天于凤至看丈夫高兴，自己的情绪也好了许多。早在奉天读书时，她便喜欢这项运动，多年来一直从中取乐健身。暂居英国时，闲来无事，她常叫一个女佣陪她打球。自来溪口陪伴丈夫，天地狭小，羽毛球便成了激发她活力的唯一活动。张学良常陪夫人练球，你来我往，其乐融融，但难得有过计数比赛的时候。这次见大家这么踊跃，于凤至的热情也受到调动，坚持要一一同大家对阵，没想到果真还一展威风。轮到同丈夫较量，她打得更是认真活跃，一改平日羸弱文静的形象。不知是真的赛不过妻子，还是想成全她的美名，激烈鏖战之后，张学良居然败在妻子手下，俯首称臣。
于凤至赛场折桂，令众人目瞪口呆。望着得意洋洋的妻子，张学良心中也好不惬意。“怎么样啦，诸位，”他笑着环视众人，“这叫做夫胜妇随，强将身边无弱妻啊！”
赛场边漾起一阵笑声。
可是轮到赛乒乓球时，张学良的十块大洋却省不了了。许建业的乒乓球基础原来就较好，来到特务队又有大量时间操习，成了众人中当然的第一名。在溪口时，他还常常是张学良的手下败将，但渐渐便占了上风，他发的一种下旋球使张学良经常吃亏。这次比赛，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左推右抽，敏捷非常，张学良连输两局，屈居第二。
象棋比赛，连着进行了一个星期，张学良又省下了十个大洋。
“看来，我还当不了你们这些小伙子的手下败将啊，”张学良在比赛结束后对大家说，“即使是上前线拼刺刀，我说不定还能比你们多挑两个日本兵呢。”他神采飞扬。
那些天，张学良显得十分兴奋，几乎每一天，都要拉着人去网球场。警卫们的运动热情也被这次比赛调动起来了，加之龙岗山的沉郁气氛一天天使大家坐得萎靡不振，人人都想通过某种方式改变一下精神状态，所以在平整的网球场边上，常常聚着好几个警卫，等待上场跳跃拼斗一番。每次打球，张学良都十分开心，不出一身大汗决不收兵。
在日复一日的运动、闲聊、游山、赶集过程中，他烦躁不安的心情渐渐趋于平静。
日历翻到了1940年。
阳明祠中埋首学问
就在这个严寒的冬季，蒋介石调集7个战区的100万兵力，对侵华日军发动了较大规模的“冬季攻势”，意欲夺回武汉、南宁等城市，并立即转入战略反攻。
这次进攻性的积极战役使日军受到重创，侵华日军总部不得不重新估计中国的抗战力量。但是，这次进攻战并没有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于敌强我弱，交战中日双方很快又恢复到原有态势。
日寇的铁蹄仍在中国土地上恣意横行。中国的无数爱国者忧心如焚。
身在修文的张学良，无时不在关注着抗战，那张标注着战争动向符号的地图，从苏仙岭移到凤凰山，又从凤凰山转到了阳明祠。几乎每一天，他都要来到地图前，默然伫立一阵。
“三万里河东入海，八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北望王师又一年。”一种恢宏的情怀和无力回天的哀凄，使得他无数次面对地图仰天长叹。那片生他养他，而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黑土地更使他情牵梦绕，难以释怀。
但也仅仅是醉里看剑、梦回号角而已。抗战已经三年，从蒋介石那里没有传来任何要他上阵杀敌的消息。巨大的热忱，火一般的热望，在风吹雨打的失望岁月中蒙上了尘埃，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也渐渐趋于平静。作为将军的张学良仿佛已不存在了，在警卫们的眼里，他只是一个行止舒缓、神态安详的隐士，消遣娱乐、游山玩水，过着清清淡淡、与世无争的日子。寂寞与淡泊几乎完全淹没了急切焦灼的期待。
不久，传来了“贵阳大轰炸”的消息。两名到贵阳去购物幸免于难的警卫回来说，日军飞机前些天对贵阳城进行了狂轰滥炸，市中心一带几乎成了废墟。他们两人还特地到张学良刚到贵阳时休息过的旅馆处去了一趟，见那里已是房倒人亡、片瓦无存。
“日本人太猖狂了！”张学良恨恨骂了一句。
不几天，戴笠从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来电，说现在局势很乱，日本间谍和汪精卫政权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加之日机又经常骚扰，张学良的外出活动一定要减少，最好不出修文县界。
刘乙光忠实地执行了戴笠的命令。张学良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即使去几里外的县城，刘乙光也要兴师动众，弄得前呼后拥，为路人侧目。张学良索性哪里也不去，将自己的足迹局限在阳明祠和阳明洞之间。
时值隆冬，北风呼号。阳明祠外的古柏树下，身穿棉袍的张学良常常搀着夫人，踽踽而行。那份孤单，那份凄楚之中，又常常包含着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坚毅。警卫们远远地跟在后面，心中满是同情。
在阳明祠的门上，有一副书写得刚劲潇洒的对联：
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朝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张学良每每外出归来，总要在对联前伫立一阵，仔细品味这副对联的含意。他觉得这副对联字数虽少，但却是对作为驿丞的王阳明修文生活的一个极好概括，让人隐隐窥见这位学问家隐居深山，青灯黄卷，钻经释文的情景。仿佛得到了某种感应，他突然对王阳明产生了兴趣。他不也是受“朝廷”贬谪而隐居修文的吗？ 他发现自己似乎正步着古人遥迢的后尘。
在闲聊中，他对许建业说，能否到县府去要一部修文县志来。见许建业有些不解地望着他，张学良便将话挑明，说他想在县志中搜寻当年王阳明被贬龙场驿时的一些事迹。对联上说，王阳明是“洞古山深含至乐”，而后又“一宵觉悟”，他想看看，王阳明当年究竟在这里做了些什么。
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他想看看，四百多年前在这里住过的那位古人，能否给他这位后来者什么启迪？ 他是否也能在龙场驿获得“至乐”，而又“一宵觉悟”。
修文县志弄来了，同时还有一大捆有关王阳明的书。寂寞单调的困境中，张学良突然寻到了一条排遣孤愁的幽径。
张学良自幼喜好古文，七八岁时的启蒙老师，即为清末一位秀才。十四岁时，时任师长的张作霖专门请了辽阳名儒白永贞来做张学良的塾师。后来从军统兵，张学良也随身常带古文典籍，闲来便独处一隅，吟诗填词，为此还同当年做过他的老师、后又成为他参谋长的郭松龄发生过争执。多年未细读这类前人所撰的志书文论了，现在一翻开，有一种阔别已久的亲切。
王阳明是修文历史上的名人，县志上自然大书特书，但仔细究来，他在修文的经历倒十分简单，先是负谪而至，遍涉当地人情，后闭门不出，专心学问；再后则招纳学子，“专以良知训学”，获“文成公”之誉。
有关王阳明的县志读完了，张学良显然未获满足。王阳明何能“一宵觉悟”，而后又成了文经武纬的全才？
张学良开始捧读王阳明的著述，一连数日，闭门不出。帘外风雨，花开花落，他已全然不知，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古人写下的文字之中：
盖若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唯不知止于至善，而警其私心于过高；是之失以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则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唯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琐；是以失之权谋智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则王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
读到这些，张学良觉得，仿佛蟒袍玉带、手执朝笏的王阳明正站在大殿之中，向他谆谆致言陈理：
人心是天渊，无所不赅。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
读到与自己所思所想契合处，张学良每每会掩卷沉思，或起身独自来到大殿，望着王阳明的彩色塑像出神。他发现，这位思想家的经历与自己有着惊人的偶合：王阳明是18岁发奋读书，“遍读考亭遗书”，追求至理；他则是在18岁那年广涉中西历史、政治，并进了东三省讲武堂。王阳明28岁反思所学所得，省悟“物理吾心”的统一，实现了做人求知的一大转折；而他在这一年因父亲张作霖身亡而就任东北军政最高首脑，毅然易帜，使中国出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在他的一生中，实为一大壮举，一大转折。最令张学良感到惊诧的，是王阳明在37岁这年被削官贬谪贵州龙场驿，而他亦是在37岁之时，被蒋介石剥夺兵权，“严加管束”，软禁羁居于深山古寺。
当他把自己所作的这一番比较告诉给于凤至时，夫人也颇觉诧异。“看来，圣人自古多磨难啊，”于凤至沉吟片刻，笑着说，“你前半辈子太顺，还看不透这个世界，所以才有今天的磨难。不过，你也许就因祸得福，将来更有可为呢。王阳明不就成了文经武纬的全才吗？”
“看来老蒋是不肯放我的了，”张学良说，“既然如此，我也得多少找点事做，免得荒废了自己。武将当不成，儒士或许能弄点名堂。不然，以后的日子怎么熬啊。”说完，他转手翻动桌上的《阳明集要》。“当年，王阳明就是在这个地方悟透人生理念之道的，从中还寻到了不少乐趣。你听这一段：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呼跃而起，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有中夜大彻大悟，我张学良也未尝不能。”
看着丈夫那副认真的样子，于凤至温和地一笑。“只要你高兴，做什么都行。不过，你要真修成了圣人，我就只能在凡间望着你了。”停了停，她又是一笑。“我还会带着儿女们来向你的圣人像磕头作揖呢。”
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张学良果真陷入了对“阳明学说”的潜心研读。他托人找来集王阳明思想之大成的《大学问》，一字一句读得孜孜不倦。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动静合一”、“心理合一”、“爱之差等”等等论说，对张学良的内心颇有触动。可惜的是，龙岗山上唯有他一人对王阳明有真正的兴趣，便纵有千般感慨，万般思绪，也只有他独自体味。特务队中，原来的大学生黄静宜已经调走，余下的人中，唯有刘乙光文化略高一些，每次他到右厢房来，张学良总要向他谈起王阳明，并主动借书给他。这么一来二去，刘乙光也受了些感染；加之张学良静心读书后，山上山下的气氛静若湖水，刘乙光闲得无聊，便借了张学良的书，回家翻读起来。这样，龙岗山上，就有了两位王阳明的“隔代弟子”，在王文成公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捧读他当年在这里成就的学问，呼吸着既显遥远又显亲近的气息。没过多久，两人殿前相聚，讨论学问便成了一大内容。每逢此时，张学良便显得格外兴奋，手捧书卷，滔滔不绝，乐而忘倦。刘乙光学得不深，常常是坐在椅上，听张学良一口气说上一两个小时。他发现，这位曾经统兵数十万的将军，居然在短短数月之内，变成了言语深邃、宏论迭出的学人。
“副司令真不愧当过东北大学校长啊，能这么快弄懂王阳明的学问。”有一次听完张学良的论说，刘乙光忍不住感叹。
“这又算得了什么，”张学良淡淡一笑。“当年我的真正志向不是行武，而是做学问。十几岁的时候，我本想去美国留学，研究一下西方的历史或者医学，但是，大帅坚决反对，东北的元老也不支持，说是‘父母在不远游’。过了两年，我又提出到北京上学，还在北京国立大学登记报了名，也被大帅否决了。要是当初我真上了学，说不定，今日还真当上了知名学者呢。”
“那中国可就少了一个将军了。”刘乙光说，心里却接着想：要是那样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你也就不会被“严加管束”，我刘乙光也不会和你孤处于山乡一隅了。
于凤至虽然支持丈夫研究学问，但她本人对这些学问却无甚兴趣。每次张学良同刘乙光讨论，她都陪伴一旁，耐着性子倾听。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两个男人都滔滔不绝，为一两个字眼争论不休，好像完全忘了她的存在。实在听腻了，或者见两人的争论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于凤至便毫不客气地插进来，让他们换个话题谈点什么三个人都会关心的事。刘乙光常常借此作为台阶，停下话头，说既然夫人发话了，那我们就说点别的吧。张学良虽然话被打断，却也不恼，立即另起话题，学着英国人的模样，指指天空，说：“今天的天气……哈哈哈。”惹得于凤至和刘乙光都发出一阵大笑。
又是一季秋风拂来，龙岗山上的沙棠树、皂角树飘下纷纷落叶，使得本来就显荒寂的这座山包更添了几分苍凉。
一直潜心王阳明学说的张学良这些日子分外不安。自夏天以来，夫人于凤至的病情日益加重。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涯使这位贤淑的女人变得憔悴不堪，饭量比过去减少了许多，晚上睡觉也不安宁，有时胸口痛起来，呻吟声使张学良也难以入睡。望着日渐黄瘦、一脸病容的妻子，张学良心如刀剜，几次向刘乙光提出，让于凤至外出治病。但此事又哪里是刘乙光所能决断的。他向重庆请示几次，却迟迟未得答复。
张学良日日伴守着妻子，脾气又显暴躁起来，好几次当着刘乙光大声指责：有病不让出去，难道非让人死在这里不成！ 刘乙光只得赔笑脸，说已经向重庆方面请示多次了，戴局长亲自回电，说过几日亲自来修文，看望副司令和夫人。
果然，没过多久，戴笠来到了阳明洞，随车给张学良夫妇带了好些日用品和张学良喜吃的一些食物。
自到贵州后，张学良便再未见到过任何军政显要，所以，见到戴笠，他情绪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雨农（戴笠的字），你们老不来，我还以为你们把我忘在这个夜郎国了呢。”
“哪能呢，副司令，”戴笠连忙说，“我没忘，委员长更没有忘。我这次来，委员长还特地嘱咐，看你在这里的生活怎么样？ 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哪，”张学良自嘲说，“原来还有点兴趣四处看看，现在连看山转水的兴致也没有了。”
“哦？”
“不过呢，我这人也闲不住。前些日子让刘队长他们找了点书来，没事我就啃书本了。”
“委员长最关心副司令读书的情况，吩咐我说，如果你要什么书，可以列个单子，他负责替你找。”戴笠说。
“我不过是读读闲书而已，哪能劳委座大驾替我找书，”张学良说，“你替我找的这个地方是当年王阳明住过的，这些日子我的时间都花在他的书上了。”张学良说着便来了情绪，兴致勃勃讲起阳明学说来。戴笠何曾研究过王阳明，张学良话头一起，他便如坠五里雾中，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听上一阵，边听还边不住地点头。他发现，张学良像是真的陷入故纸堆中去了，昔日虎虎生威的骁将，今日竟也儒气十足，醉心于经史典籍，道德文章，心中不免生了些感慨。
“副司令真可谓是文武全才啊，”戴笠讨好地说，“待我回去把你的读书情况告诉委员长，他肯定高兴。”
“你可以转告他，学良不会虚度时日的。”张学良说。
“我一定转告。”戴笠说着，站起身，说是有些事要对刘乙光等人吩咐，准备告辞，这一刻才发现没见到于凤至。待张学良告诉他于凤至因身体不好，近日常常整日卧床的情况后，戴笠沉吟一阵，问：“副司令的意思，是不是让夫人外出休息治疗一段时间？”
“我是这么想的。”张学良回答，“这地方条件不太好，久待下去对她的病恐怕没好处。再说她也想去看看儿女们。”
“可是副司令这里的饮食起居也得有人照顾陪伴哪。”
“我考虑过了。我想叫四小姐来住一段时间。”张学良说。停了停，他又补充一句：“如果她情愿的话。”
“她不是去了香港吗？”戴笠问了一句，然后颇费踌躇地停了一会，说：“既然副司令有这个意思，回去我一定向委员长禀报，尽快让夫人去检查治病。四小姐那边，我马上联系，请副司令放心。”
“这件事就有劳雨农了。”张学良感激地说。
在阳明洞外的“君子堂”中，戴笠单独召见了刘乙光和许建业，听了他们有关张学良到贵州后的情况汇报。
“这么说，他是真的把心思都放到学问上啦？”戴笠问。
“是这样的，局长，”刘乙光毕恭毕敬地回答。“除了书本，他对别的事情没什么兴趣。”
“那就好，那就好，”戴笠说，“我这次来，是奉委员长之命，一来看看这一带是不是安全，二来了解一下张学良的思想情况。委员长担心，西安的两只虎会不会隔山呼应。现在看来，这个顾虑是多余的了。”
刘乙光和许建业有些不解地望着戴笠：“这里不就一只‘虎’吗？”
“还有一只，就在附近！”戴笠说着站起身，向北面指了指：“杨虎城就关在息烽的玄天洞，离这儿不过三十几里地。”
两人都吃了一惊。
“为了万无一失，我已调特务第四团进驻息烽和修文，两个县的县长、保警大队长，还有贵阳的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都已经换成了军统的人。以后你们多加强联系，万不可让两只‘虎’通风报信，连成一气！”
“是！”刘乙光、许建业顿变紧张，相互看了一眼。
“再宣布一条纪律：监管杨虎城的警卫和你们这边的人，互相不得有往来，违令者严加惩处！”
“是！”
“另外还有件事，”戴笠坐回到椅上，慢吞吞地说。刘、许二人连忙站得笔直。戴笠却笑笑，招呼二人坐下。“是件高兴事。”他转向刘乙光说：“委员长已特别批准了我的报告，任命你为军统局少将专员。”
刘乙光没反应过来，愣了一刹那，才呼地站起，脚跟一靠，在戴笠面前立正道：“感谢局长的栽培！ 我刘乙光……”
“坐下吧，坐下。”戴笠打断刘乙光的话，说：“委员长很看重大家，也理解大家的辛苦。只要你们这里不出问题，就算是为委员长分了忧，大家将来都会得到重用。”
“谢谢局长栽培！”许建业也站起来，没前没后地向戴笠表了句忠心。
杨虎城之难
在张学良埋头于阳明学说之际，西安事变的另一位主角正在贵州息烽县的玄天洞内苦熬时日。幽深的山洞中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杨虎城的一腔爱国热忱，只换来日日面对孤灯冷床的悲凉境地。
杨虎城被迫出洋赴美没几日，国内便发生了“七七事变”。眼见全面抗战的帷幕已经拉开，杨虎城兴奋异常，连连急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日。但却一直未得答复，倒是出国前约定的联系人宋子文在10月间回了一电，只字不提蒋介石是否要杨虎城回国的事，仅说“宜自动返国”。随行的人都劝将军再延留些日子，看看形势发展再决定去向。杨虎城抗战心切，归心似箭，对劝他的人一再言明：“我和张汉卿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日，现在既然全面抗战已起，倘若我杨虎城仍逍遥海外，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至于以后蒋介石如何待我，我不想过多考虑。”
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中止“出国考察”，从法国马赛起程返国。
正在南昌的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召见了戴笠，面授机宜。
蒋介石一直怀疑，西安事变的真正肇事者是杨虎城而非张学良。张学良决定释放他时，杨虎城曾加以阻挠，这使他长久以来一直耿耿于怀。杨出国前夕，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专门问他：“虎城兄到了国外，若有人提到西安的事，你打算如何解释？”杨虎城回答说：“顶好不提此事。”但是，据国民党政府驻美国使馆密报，杨虎城在海外多次提及西安事变，而且攻击蒋介石是“清一色主义，专门吃杂牌。一切的伟大都是做出来的。”蒋介石闻知后，大为不悦，几种因素凑在一起，使他暗暗起了杀机。
11月26日，杨虎城乘坐的海轮安抵香港，十七路军的代表和香港各界人士涌到码头，热烈欢迎杨将军返国抗日，并奉劝他吸取张学良的前车之鉴，谨防坠入罗网，先回西安为上策。但戴笠派来的人早已在他下榻的九龙半岛酒店等候，交上了蒋介石和戴笠分别拍来的电报。戴笠在电报中约杨虎城先到长沙，然后同他一道前往南昌去见蒋介石。
11月27日，宋子文专程从上海赶到香港，要杨虎城听候蒋介石的安排，并为他备好了飞机票。11月30日，杨虎城抱着蒋介石会准允他投身抗日的一线希望，乘机离港飞往长沙，夫人谢葆贞和子女们则随秘书坐飞机取道武汉，先回西安。
就这样，杨虎城一到南昌，便受到看管羁押，被关进了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南昌城外的别墅。当平安抵达西安的杨夫人得知丈夫失去自由的消息时，心急如焚，不顾众人之劝，一定要赶到南昌陪伴丈夫。“现在他一人落在陷阱，我不去陪他，天下还能有谁陪伴他呢？”谢葆贞一字一泪地说，“有我去分担他的痛苦，他总会好一点儿。”
1938年1月14日，谢葆贞携着幼子杨拯中离开西安，到达南昌。
戴笠等人早就怀疑谢葆贞是共产党，是中共特意安排在杨虎城身边的“钉子”。在香港，特务们忙着拘押杨虎城，却疏忽了这个“女共产党”。现在，她自动送上门来，令戴笠好一阵兴奋，连夜给在南京的蒋介石打电话报告此事。蒋介石闻之沉默良久，咬着牙吐出八个字：“自投罗网，严加管制”。
谢葆贞风尘仆仆几千里，未及见到丈夫，却被关进了另一处秘密据点。想着杨虎城一腔抗日热忱却落得如今丧失自由、夫妻分禁的下场，愤怒的谢葆贞禁不住泪如雨下……
杨虎城丝毫不知妻儿已到南昌的消息。在戒备森严的熊式辉别墅内，蒋介石先后派出曾与杨虎城有过较多交往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曾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对他进行诱降，要杨虎城揭发兵谏前后中共对张、杨的“欺骗”，以换得蒋委员长的“重新信任”。二位大员苦苦“开导”半天，杨虎城却不为所动，反而义正词严的回答道：“现在国不国，家不家，面临亡国灭种之祸，我杨虎城要求抗日，这犯的是什么罪？ 连个正儿八经的罪名也安不上，要我‘悔罪’又从何谈起！”
南京沦陷后，蒋介石特意命令戴笠，由于时局不稳，宜将杨虎城从南昌转移到后方偏僻之地进行看管。
1938年6月，杨虎城被转移到长沙东郊的朱家花园，两个月后，又转移到了益阳县桃花仓“军人监狱”。随后，谢葆贞和儿子杨拯中也被押到这里，陪伴着杨虎城一起消磨寂寞的囚禁时光。
随着秋天的来临，战事一天比一天紧张。根据戴笠的指令，特务们押着杨虎城一家，来到了处于川黔要道上的贵州息烽县，囚于明朝末年道家建有宫观的玄天洞中。
由于张学良也囚于贵州，而且就在距息烽仅30多里地的修文县，因此，特务们对杨虎城的看押分外严密。玄天洞高四五丈，洞内面积有1300多平方米。明朝崇祯年间，道士筑宫观于洞中，建有两座大殿和二三十间房屋。杨虎城一到，宫内的道士全被赶走，玄天洞四周筑起了岗楼、碉堡，并分设了内卫、中卫、外卫三道警戒线。白日里，玄天洞一带岗哨林立；到了晚间，警戒更是小心，用作哨卡间联络的竹筒敲击声在山间回响呼应，使洞内洞外的气氛显得分外恐怖阴森。
1941年，谢葆贞在苦难中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拯桂”。由于玄天洞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给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压抑；加之谢葆贞生下孩子后身体虚弱，供应的饭菜犹如猪食，难以下咽；更难忍受的是特务们无休止的折磨与刺激，她病倒在了床上。一见特务们走近，她便破口大骂，并随手抓些东西向他们猛砸。于是，特务们的迫害也随之升级，以谢葆贞“患了精神分裂症”为由，强行将她迁往了与玄天洞有半里之遥的地母洞中。
已经深陷苦海的杨虎城，又遭遇了夫妻近在咫尺却难于相见的沉重打击，心里痛苦不堪。
拯中、拯桂两个孩子留在了杨虎城身边。白天黑夜，荒凉冷峻的山谷中常常传来谢葆贞凄厉的呼喊和声声叫骂。杨虎城多么想赶去相救，却被特务们阻在洞口。他带着一儿一女呆然伫立，向着叫喊声传来的方向，肝胆欲裂，泪如雨下……
凄风苦雨中的丽人
香港，一座中西合璧的乳白色小楼里，身穿藕荷色毛衣的赵一荻正面对着桌上的两封电报独自垂泪。
电报是分别从重庆和贵阳发来的，发报人一个是军统局长戴笠，一个是她日夜思念的张学良。两封电报虽措词不同，但意思都一样，于凤至即将离开张学良外出就医，征询她是否愿往贵州，替于凤至履行照料张学良之责。
长久的企盼等待，长久的情牵魂绕，如今终于得到了回应！两行热泪汩汩而泻，顺着脸颊滴落在电报纸上。
三年前，赵一荻一步一回头地在溪口辞别张学良，走上了伶仃度日的旅程。她先是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靠读书写字打发时日。其间虽去看望过张学良几次，但时间都不很长。后来日军抵近上海，风声日紧，她迫于无奈，便托女友李兰云（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的次女）在香港为她购下了一幢优雅美观的小楼，不久，便携着爱子闾琳和保姆吴妈，来到了香港。
香港的日子既富足又安闲。住宅内亭台水榭、曲栏回廊，楼上楼下的家具用物，均是女友按照赵一荻往日的喜好，从一家法国家具店定购的。可是，面对豪华的厅室、幽静的环境，赵一荻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整日里郁郁寡欢。自离开上海后，张学良的消息很难得到了，仅是从大陆来香港的熟人口中，她才略略得知他已从奉化迁到了湖南。她知道张学良喜欢看英文画报，便在香港购了满满一大箱，托人带到武汉，请友人转交张学良。但回讯却迟迟未来，也不知他是否收到。
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身陷囹圄的爱人，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他的召唤。睡梦之中，她常常看见自己同张学良携手相伴、相亲相爱的日子，梦见自己同他在舞池翩翩起舞，在湖上轻盈荡舟。可是梦中惊起，她所面对的却是无法洞穿的沉沉黑暗。
为了排遣她心中的苦闷，女友们一有机会，便来她这里相伴，或约她到海上荡舟，下海游泳，或一同在沙滩上乘凉小坐。但即使同这些儿时的朋友们在一起，赵一荻仍是神情忧郁，愁眉难解。她们发现，当年欢快活泼的香香（赵一荻的乳名）像是换了个人，变得过分成熟、深沉，才二十七八岁的人，脸上却有了憔悴的迹象。
现在，突然见到张学良的电报，赵一荻怎能不又惊又喜，心荡波澜。她恨不得立即插上双翅，飞到张学良的身边。所有的财富、幽静、安恬，甚至自由，都失去了诱惑，她宁愿付出自己的一切，也要与自己心爱的人同历囚禁的悲苦与磨难。
可是，当她的目光落在儿子闾琳身上时，心中却陡然升起了惆怅。
小闾琳先天不足，身体虚弱，长到一岁多还不会走路。后来这些年，也一直体弱多病，费去了她不少心思。现在，闾琳尚未满10岁，既无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没有亲人在香港照料，而自己将去的是一座囚笼，她又怎能让儿子幼小的心灵遭受蹂躏呢？
赵一荻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
一个偶然，赵一荻突然记起了张学良的一位美国朋友。张学良在东北主政时，这位美国朋友是少帅府的座上宾，与张学良过从甚密。后来，张学良通过他，将一笔财产转到美国，托他代管。多年来，他和张学良之间，情义深重，彼此十分信赖。现在张学良有难，想来他不至于撒手不管。
宛若心上卸下一块巨石，赵一荻顿变轻松起来。
当她携着小闾琳来到美国时，不出她所料，这位朋友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所托之事，并再三向她保证：他会对张将军的儿子视为己出，一定让他得到最好的照料、最优良的教育，否则，唯他是问。
眼见儿子有了着落，赵一荻感动得泪流满面，她一再告诫这位朋友，闾琳是她和张学良的唯一骨血，为防意外，更为了提防有人加害，务必不要让孩子同外界随意接触，亦不可向人暴露这是张学良之子。
“我想，将来闾琳长大，也一定会对您感激不尽的。”赵一荻流着泪说。
“赵小姐放心，您托付的事我以我的人格和生命担保。”
离别的时刻到来了，赵一荻依依不舍地松开孩子的小手，后退着一步步走向码头。几年来，她与孩子相依为命，小闾琳是她的寄托，她的希望，她生命的一部分，此一别，母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啊！
母子之情，异国相别，加上孩子尖厉的哭喊，使赵一荻心若刀绞。她再也忍耐不住，发疯一般重又跑回送行的人群，将孩子紧紧搂在怀中，口中不停地叫着闾琳的乳名：“宝贝，宝贝……”如雨的泪水噼噼啪啪滴落在儿子的头发上。
轮船的汽笛一声长鸣。送行的人们走上前去，使劲抱开了紧抱住母亲的闾琳。
“等等！”赵一荻一声哭喊，随即从腕上取下一只精巧的金表，塞在儿子的怀中。这只表，是1928年张学良听闻父亲被炸身亡，回奉天奔丧之前到天津辞别赵一荻时所送的信物。十几年来，它成了赵一荻最珍爱的宝物，记录着她同张学良分合聚别的分分秒秒。现在，行将同儿子分离之际，她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爱情的信物，交给了他们忠贞爱情的结晶—闾琳。
戴笠没有料到，赵一荻真会抛弃荣华富贵和自由，甘愿陪伴张学良同度囚禁生涯。当他得知赵一荻已回到大陆，正辗转奔往贵州的消息时，也禁不住发出一声羡叹：“红粉知己！ 张汉卿有福啊！”
龙岗山上新添了一位女主人，顿时热闹了许多。由于做好了长久陪伴张学良的准备，赵一荻随行带来了许多生活用品和书报杂志。众多的行李中，她没有忘记给警卫们一人带上一件或用或玩的小礼物，甚至还给刘乙光的几个孩子带了一纸箱的玩具。特务队和宪兵连这几年除头目外，人员走的走，调的调，虽人数未减，但大都是后来的新人。他们早就听老队员们说起，赵四小姐是如何漂亮，如何聪明，如何贤淑，今日一见，果然是位娉娉婷婷的秀美佳人，只一面，大家便对她生出了好感。
见到朝思暮想的张学良，赵一荻一阵心酸。仅仅才三年时间，张学良便已呈现老态，脑顶的头发已基本掉光。当年一头青丝、雄姿英发的那个张学良似乎已被无情的岁月抹去了。“汉卿，你吃苦了！”一句话未说完，眼泪已簌簌地往下落。
张学良拍拍她的手，反倒安慰起她来：“见面是高兴的事。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赵一荻抹一把泪，转身从行李箱中取出一件咖啡色的毛衣。“这是我离开香港前织的，穿上试试，看合适不合适。”
秋日将尽，凉意阵阵，张学良心中却涌动一阵热浪。他按赵一荻的意思，将毛衣套在身上，果然不长不短，十分合身。
看见他满意的样子，赵一荻欣慰地笑了。接着，她又转身，从箱内取出一件镶了牙边的苏格兰呢斗篷，披到于凤至身上。“大姐，这是我在美国给你买的。穿上挡挡寒气。”
于凤至接过来，感激地向赵一荻望一眼：“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到，小妹。”停了停，她又伤感地说：“你来了我也就放心了。今后汉卿要靠你照料了。”说着拉过赵一荻的手，握在怀里。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说着，眼里又涌起两汪泪水。
两位将自己爱情献给了张学良的女人相依相偎，开始叙说离别后的思念与境遇。
窗外飘起了冷雨，伴和着两位女人的一阵啜泣，一阵笑声，一阵叹息……
赵四小姐的到来，宛若一道阳光，照亮了幽深的阳明洞，也令张学良久陷沉郁的心重萌生机。不久，于凤至获准外出就医，携着滞留香港的儿女去了美国。赵一荻完全承担起了女主人的一切责任。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这种责任都是一种牺牲，一种受难，一种漫漫无期的生命锁闭。可是，赵一荻却是这么欣然轻快地负起了它，那张秀美的脸庞上，寻不到一丝痛苦的痕迹。
到龙岗山的第二天，赵一荻便脱下绣袍，抹去红粉，代之以乡下常见的青色旗袍，和一双加一条横绊的软底布鞋，清清爽爽，淡雅高洁。张学良从没见过她有过如此简朴的装束，一时间有些发愣。她则淡淡一笑，说：“入乡随俗，我在香港早就备好了。”
一句似轻描淡写的话，却令张学良心中一震。赵一荻身为名门闺秀，从小娇生惯养，何曾受过困苦磨难？ 可如今，为了他，竟然弃尽绫罗，洗尽铅华，将自己扮作村姑农妇来与他苦苦相守。能有如此知己佳人做伴，纵然沦落天涯，又何惧何愁！
赵四小姐轻盈的身影令漫长的寂寞突然消淡了许多。为了使张学良的饭菜更可口一些，她为他制订食谱，亲自下厨，还一一告诉厨师，张学良喜欢吃牛肉，仔鸡，炒菜油不可放得太多，他不喜欢油腻。张学良爱吃鲜菌烧鸡和菌油面条，她便领着副官，到山林深处捡拾寒菌，并到山下的村子里，向村妇们请教如何烹制新鲜菌油。这个过去专买名牌衣服或只到高级裁缝店定做时装的阔小姐，如今拿起了针线，为张学良缝衫补衣。到冬天，居然亲手裁剪，缝做了一件藏青色的棉袍。随同赵一荻来到修文的女佣吴妈也忍不住连连称赞：“四小姐手太巧了。我这个做了一辈子针线活的人也没她缝得那么好。”
三年的幽禁生活，已使张学良的性情有了些改变。为了适应他，赵一荻的喜怒哀乐，都顺应着张学良的脉搏而跳动。张学良要下围棋了，她便取来棋盘，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黑白格局之中；张学良说要去打球，她便拿起球拍，竭尽全力与他对垒；张学良说要去转转山，她便轻轻挽起他的手臂，与他同行于山间曲径，林间溪畔；有时张学良情绪忽然低沉，面对书案久久不出一声，每逢此时，她便静静坐于一旁，默默相伴，间或起身为他换上一杯热茶。有时候，张学良会莫名其妙地发一通火，等平静下来，又连连向她道歉。虽然她眼里还包着泪水，可仍会马上笑起来，轻轻地说：“没什么，我们相依为命。”
赵一荻用她柔弱的双肩，分担起了张学良巨大的忧愁痛苦。刘乙光、许建业和警卫们也不得不为之感叹：“这个四小姐，真不简单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