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沈阳，这一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心悲愤，呼吁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宁粤当局自不能漠然置之，无动于衷。于是双方调整政策，以顺应人心的趋向。
事有本末，广州方面追源溯流，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南京最高当局不能推卸其历史上的责任。一九三〇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以名位及地盘引诱张学良引兵入关，拊冯、阎之后，致使东北空虚，给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事甫周年，即危机爆发。
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旬，当日寇积极部署、磨刀霍霍之际，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秘电在北平的张学良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后来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不抵抗方针，悉以此为依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于九月二十日致电广州非常会议，请捐除成见，共赴国难。九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马”电，愿息争御侮，赞助和平。九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决议：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粤磋商和平。
九月二十八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到达香港，当晚即与汪精卫、孙科、李文范（1884—1953，早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28年后任立法委员兼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委。1932年任内政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等职。1948年任司法院副院长。次年去台湾。）进行秘密会谈。二十九日，又在麦斯林饭店继续开会。方从美国归来的伍朝枢也参加谈判。陈铭枢把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汪精卫，蒋氏在函中表示，如粤方能提出和平统一的根本方案，他将赞同。
九月三十日起，宁粤双方在广州继续会谈。粤方除汪、孙外，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均参加。粤方在数天的会谈中，提出了三项主张：一、蒋介石下野；二、广州国民政府取消；三、由宁、粤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国民政府。另外还有四项要求。
宁方代表认为其他条件都可以商量，唯蒋介石下野一条实难接受，双方争持不下。宁方代表电报蒋介石请示。蒋氏回电称：本人出处问题可在和会中讨论，请粤方速派代表北上会谈。粤方旋即提出，必须先释放胡汉民，开会地点在上海，达成协议后再去南京。为保证粤方代表的安全，宁沪警备部队必须由十九路军担任。
陈铭枢了解到释放胡汉民关系重大，十月七日，他在顾孟余、黄华表陪同下由广州返京见蒋介石报告一切。陈铭枢于十月十一日到上海，十二日入南京见蒋氏。他对蒋介石说：“广州方面坚持，释放胡展堂，是和谈代表北上的先决条件。”蒋介石不得已，于十月十三日偕陈铭枢、吴铁城去看胡汉民，并决定由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陈铭枢陪同胡汉民前往上海。
十月十四日上午八时，胡汉民一行离宁赴沪。十五日，胡汉民以“删”电致广州唐少川、汪精卫、古湘芹、萧佛成、邓泽如、陈伯南、李德邻、伍梯云、马星樵、陈筹硕、唐孟潇、覃理鸣、李君佩（未列邹鲁、孙科、刘芦隐、陈融、陈友仁）云：
备承爱注，至极铭感，弟已于昨日抵沪。现在外患急迫，不弱于甲午，而国内不调整的现象，则为甲午所未有，其所以致此之由，在于过去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非各自觉悟以改正已往之误失，即无以求党内之团结，非党内团结之坚固，更无以集中全国力量以对外。甚望公等推派代表来沪，进行和议，共商大计，无任企盼。
粤方各首要接胡汉民来电，即开会推举汪精卫、孙科、邹鲁、李文范、陈友仁为代表，偕蔡元培、张继去上海出席和平会议，并决定蒋介石下野为上海和议成立的前提条件，此一条件为李宗仁、白崇禧坚持。陈济棠根本反对同蒋介石和谈。而汪精卫则因在粤不得志，渴望上海和会成功，以利于另起炉灶，重新做起。
粤方代表团一行九十一人于十月十七日首途北上，到香港后乘“昃臣总统”轮赴沪，黄绍竑、唐生智、张发奎应邀同行。十月二十日，到达杨树浦。蒋介石于二十二日从南京到上海，与汪精卫、胡汉民会晤。二十三日，蒋、汪、胡在孙科宅会商，做出两项决定：一、彼此应在外交上谋求一致，共赴国难；二、关于党政军问题，由宁粤代表先在上海详细商讨，拟订草案，然后到南京开正式会议。之后，蒋介石就回南京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写信给汪精卫，通知以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陈铭枢、张继等五人为宁方和谈代表。同时，蒋介石派邵力子到上海会晤汪、胡，称中央的法统不能变更，中央机构不能改组。显然蒋食言而肥，说话不算数，使上海和议陷于僵局。
后经陈铭枢、林森的斡旋，双方同意于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伍朝枢宅正式召开和平会议。会议一开始，宁方即提出，党统不能动摇。而粤方代表则提出《中央政制改革案》，其中包括：一、国民政府主席是虚位元首，由行政院负实际责任；二、取消陆海空军总司令，成立军事委员会等等。十月三十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电报给宁方代表，强调“挽救危亡首在稳定中枢”。粤方提案违背团结对敌的主旨。
十一月一日，广州非常会议电粤方和谈代表团，决不向南京方面退让。十一月二日，非常会议决议，原来所提谈判条件一条也不改变，特别坚持蒋介石下野与改组南京政府两条。粤方为了故作强硬姿态，由陈济棠在赣粤边境增兵；同时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广西，秣马厉兵。
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又使和会陷于僵局。
后在各种压力下，经多方斡旋。十一月七日，上海和平会议终于达成了下列的协议：
一、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委一百六十人，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然后到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政府，决定军事问题。
二、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
三、由蔡元培、张继、吴铁城回南京汇报会谈结果，孙科、李文范、陈友仁回广州汇报。
十一月十八日，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在越秀山下新建成的中山纪念堂开幕。海内外出席的代表五百余人，气势甚盛，大会首先听取孙科的上海和会的报告。出席全体以粤方代表团未能实现蒋介石下野的先决条件，而蒋介石片面召开国民会议所制订的约法亦未取消，提出严厉质询。认为代表团放弃粤方立场，大会不能接受上海和会的协议，会场情绪激昂，气氛紧张，使会议不能正常进行。十九日，便宣布暂时休会。
十一月二十日，非常会议决定派覃振、马超俊（1885—1977，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加入同盟会，后投靠蒋介石，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曾参加国际劳工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社会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农工部部长、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第一届“国大代表”。）去上海迎汪精卫、胡汉民返粤主持大会。但汪、胡都表示不回粤。于是广州四全大会于二十三日下午继续开会。会上还是批评上海和会协议，且把攻击矛头指向代表团成员。这样，使孙科、李文范、陈友仁退出大会，并于二十四日前往香港。广州四全大会分裂了，汪派代表离粤北上。
消息传到上海，汪精卫知道广州四全大会所以不满意上海和会协议，是因为没有实现蒋介石先下野的条件。于是连忙在报端发表谈话，说蒋氏不先行下野，是顾全事实，考虑到政府一时负责无人。那时蒋、汪合作之声，甚嚣尘上。胡汉民可能注意到这一点，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伍朝枢、马超俊、覃振陪同下返粤。
十一月二十八日，胡汉民到达广州。向大会提出了协调各方面意见的建议：一、粤方应选出中委二十四人。其中十人由离粤赴沪的汪派代表产生，广州选出十四人。二、蒋介石如不下野，也要解除他的兵柄，并且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二十九日，胡汉民回到香港妙高台休养。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一日，广州四全大会连续开会，接受了胡汉民的方案。十二月二日，李宗仁、马超俊到香港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人回粤。胡汉民见调解有成效，便决定回广州。
广州四全大会在胡汉民主持下继续开会。十二月四日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议中，除选出原定十四名中央委员之外，又选举了白崇禧、李扬敬、余汉谋、林翼中（1887—1984，广西合浦人。国民党员。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 后任广东省参议会议长。）、张惠长（1899—1980，国民革命军空军中将。1929年8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署长。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任空军总司令。1949年去台湾。）为中央执行委员。香翰屏、张发奎、唐绍仪为中央监察委员。大会并作出决议：一俟统一的中央产生，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即取消，成立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至此大会宣告闭幕。
十二月五日，在广州的中央执监委员举行联席会议，由胡汉民主持，会议做出了下列决定：
一、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临时办事处，推举胡汉民、孙科、陈友仁、居正、经亨颐（1877—1938，我国近代教育家，书画家。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常委、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副校长。1930年被北平反蒋派推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遂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开除国民党籍。）、白崇禧、伍朝枢为临时常务执委；
二、由胡汉民领衔、全体留粤中委联署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委，必须蒋介石下野，解除兵柄，留粤中委方允北上出席一中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