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五六年四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的十年间，我五上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李宗仁归来进行准备。在此期间，李宗仁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并在行动上有所表现。
一九五六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百业兴旺、充满着光明和希望。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回到祖国首都北京，五月七日晚上，张治中先生约我到他家吃饭。饭后张先生说 ：“周总理将在明天下午政协举行的酒会上接见你。总理说，他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曾经见过你。但是，明天我还是要郑重地向他介绍你。”
次日下午三时许，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的酒会上，我正在和张治中先生谈话时，周总理健步走进大厅，他显得比十多年前丰满得多。张先生正准备向总理介绍，总理却笑容满面地向我伸出手来：“欢迎你回来！”他说，“我们一九三八年在武汉见过面。”事隔十八年，他还记得我，周总理的记忆力确是惊人。
周总理又问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说：“四十七岁了。”
总理说：“身体这样好哇！”
我说：“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周总理又问：“你这次来有什么计划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听候总理指示。”
周总理笑着说：“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东北，那是我们的工业基地，你可以去看看嘛！多看点地方，回到海外就多些材料讲嘛！”
我说：“我这次来得很匆忙，不准备到外地参观了，下次再去吧。”
周总理笑笑点了点头，当场招呼刘斐、余心清、屈武他们，说：你们这几天多花点时间，陪程思远到附近去看看，大家谈谈，谈谈祖国这几年的情况。过几天，我们再详细谈谈。
五月十二日中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我，参加的有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和李克农、罗青长等人。
午饭前，周总理同我进行了轻松、愉快的谈话。他说：这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第三次同国民党人员接触。第一次是叶剑英同志在广东同前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张公权）接触；第二次是同龙云的儿子龙绳武；第三次就是你了。
午饭后，周总理在客厅里同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两次合作谈到现在国家对国民党人的希望。他 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迫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周总理针对海外一些人士对祖国的错误看法，说：
现在海外有很多人，对我们国家情况不大了解。你告诉他们嘛，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战斗打出来的江山。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我们国家没有外国驻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把旅大让给苏联共同使用。一九五〇年，我同毛主席到莫斯科，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把旅大收回来。我们这个国家，完全是一个独立的，领土完整的国家。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是我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大好局面。希望海外知识分子要充分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
后来，谈到李宗仁先生，周总理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我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内心十分兴奋。尤其是周总理让我把他谈话精神转达给海外人士，并且邀请李宗仁先生在适当的时候回来看看，这是周总理给我的光荣任务，我当即表示愿为此而努力。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香港，便把同周总理见面的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先生。他回信批评我，说我北京之行，事关重大，事先应当同他充分商量。事实上，我事先不能同他商量，因为时间来不及。同时也考虑到，先去信告诉他，他不同意怎么办？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只好做了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