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二日晚六时许，李宗仁偕程思远从杭州笕桥飞返（南）京。
先是二十一日派机飞（北）平接和谈代表团时，李宗仁曾同张治中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张劝李宗仁不要离开南京，更不要去广州。随又接章士钊、邵力子电云：“协定之限期届满，渡江之大军歘至，硬派已如惊鸟骇鹿，觅路分奔；独公坐镇中枢，左右顾盼，擅为所欲为之势，握千载一时之机；恳公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共图转圜突变之方。”但李宗仁当时并不能掌握南京局势，去留势难自行决定，于是采纳白崇禧的建议，拟在“杭州会谈”中同蒋介石“摊牌”。
所谓“摊牌”，就是说，在中共大军渡江以后，蒋介石与李宗仁只能有一人当家做主。要么蒋介石复职，让李宗仁出洋，要么蒋介石出国，让李宗仁拥有指挥政府的全部权力。白崇禧曾自告奋勇，要代表李宗仁在会谈上发言，可是李不要白代庖，直到会谈结束，还是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到达杭州，蒋介石邀他们在航校共进午餐，蒋经国则邀程思远同蒋的侍卫长俞济时，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岩到“楼外楼”吃饭。下午二时许，蒋经国送程思远回笕桥时，白崇禧从航校匆匆走出，拉着程思远到他的军机旁说：“我要提前离开，否则就不能在天黑前赶到汉口，你要随时提醒德公，今天不要失掉同蒋介石‘摊牌’的机会。”
会谈时，蒋介石拿出一份电稿说：“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两人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国民党政府昭告内外，将继续作战到底。”李宗仁不料蒋有此一手，就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对联名通电不置可否。蒋那时注意到美国人的态度，无意复职，只好说“今天只研究政策，不谈任何人的进退问题”，从而把会谈中心转到党政联系上去。这样，蒋既不能强迫李宗仁签字联名通电，而李宗仁企望同蒋介石“摊牌”之议也就胎死腹中。
李宗仁返抵南京的当晚，即约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会商今后行动方针。李认为老蒋在“杭州会谈”中以突然袭击的手法，提出了成立“非常委员会”的动议，借此从幕后走出前台，其用心至为阴险，吾人万万不能接受。于是决定明日（二十三日）不去广州，改飞桂林。因为长江的形势虽然起了根本的变化，但西南的局面还是完整的。如果李宗仁能够组府桂林，继续以和平大义号召西南，未尝不是一个亡羊补牢的挽救措施。
计划既定，遂由程思远打电话给周至柔（1899—1986，国民革命军空军一级上将。193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校长、航空委员会主任、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空军总司令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要周把原定派给李宗仁的“中美”号专机与何应钦的“追云”号专机互相对调，因为四引擎巨型机桂林机场跑道不能降落。当时李宗仁不去广州、改飞桂林的意图，无论对何应钦或周至柔都是保密的。
二十三日凌晨，李宗仁坐着南京公安局长刘诚之的汽车到明故宫机场，他自己那辆卡迪勒克座车和从武汉派来的卫队已先一日经京杭公路撤往华南。来送行的有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副总司令覃异之，南京市长滕杰和刘诚之。临上机前，汤恩伯也赶来送别。七时半，李宗仁黯然离开了这个国民党统治了二十年的南京，它标志着一个新旧历史时代的转折点。
“追云”号专机起飞后约一小时，李宗仁就命令机师改变航程，飞往桂林。航行途中，李宗仁叫李汉魂、程思远、邱昌渭、黄雪村等坐拢来，提出了一些政治上的设想和做法，并决定派程思远去汉口接白崇禧返桂，派邱昌渭、李汉魂赴广州，分别会晤美国公使路易士？克拉克和张发奎，有所洽商。此时李宗仁似乎决心很大，一定要与蒋介石划分界线，各行其是；但他有一致命的弱点，他不能离开白崇禧单独行动，所以最后总是同白崇禧妥协。
上午十一时，“追云”号飞抵桂林上空，与地面联络不上，盘旋了一回，就飞到柳州去了。李宗仁在柳州机场民航空运办事处同桂林黄旭初接通了电话，立即返航，是时始知桂林空军站人员因领不到生活费，正在怠工。下午一时，李宗仁的专机降落秧塘机场，受到黄旭初、李任仁、张任民等人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见面，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
李宗仁回到桂林文明路一三〇号私宅，同黄旭初、李任仁等谈起蒋介石在“杭州会谈”的态度，表示目前不下广州，并将使广西人民过和平生活。当时在李任仁策动下，广西一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广西省政府委员、厅长正联名提出一个意见书，敦促李宗仁走上真正和平之路，补签“国内和平协定”，使西南免于战祸。因此桂林上空洋溢着一片祥和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