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起，李宗仁曾任北平行营主任。当时任美国驻北平总领事的是埃德蒙？克拉布，后者能讲流利的国语，通过行营外事处长石耿和甘介侯的联系，克拉布与李宗仁接触频繁。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克拉布回到国务院当中国科科长。及李宗仁抵美就医，他经常从华盛顿到纽约向李氏汇报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情况，所以李宗仁对美蒋关系的发展了若指掌。
李宗仁从可靠的渠道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艾奇逊主持的美国国务院曾召集一个关于对华政策的会议，由担任主编《中美关系白皮书》的菲利普？杰塞普（无任所大使）主持。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三十五人，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加以讨论。会议分两组进行，其中由对华政策协会的罗申格与拉铁摩尔召集的一组、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小组则提出异议，因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所以讨论结果提请国务卿艾奇逊决定。
艾奇逊将此问题征求方由南京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的意见。后者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奉命在岗位上留守，采取一切可能的途径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因为华府决策人明确知道，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左右，有一些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从而认定司徒雷登是一个与中共中央打交道的适当的人选。司徒雷登因负有特殊使命所以当李宗仁政府通知各国大使迁到广州设馆，连苏联驻华大使都照办了，只有司徒雷登待在南京不动，当时李宗仁莫名其妙，现在经人提醒，才恍然大悟。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提出了“一面倒”的主张，华府才大绝所望，令司徒雷登束装归国。司徒氏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愉快的回忆，思想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对艾奇逊建议，目前似难建立一个长远的对华政策，但对台应另作打算，台湾应树立一个可以接受美援的对象，此人以前上海市长吴国桢最为适宜。对于这个建议，艾奇逊认为可行。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郑介民应司徒雷登之邀来到华盛顿。司徒雷登对郑说：“美国将不再支持蒋介石；台湾作为一个地区实体看待。现在台湾有政府主席陈诚，是蒋先生的亲信心腹，必须易以吴国桢，才能取得美国政府的财经援助。此事不便通过文电传达，所以特请你来这里一行。”郑介民返台后，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蒋慑于华府的沉重压力，召见吴国桢，说要派他当台湾省府秘书长，今后陈诚只挂省府主席虚衔，省府人事、行政，均由吴一手主持，但吴不愿屈就，此事僵持颇久，直到十二月十五日，蒋才发表吴国桢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吴矛盾从此开始，后来郑死得不明不白亦与此有关。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美国务院向各驻外使节发出一个秘密的通报，告诉他们应为台湾可能被北京政府接管做准备。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一个文告，声明：“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取得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想利用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将不采取任何可能介入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美国政府也不对台湾军队给予军援与军事顾问。”
李宗仁掌握了上述情况，他认为美国对台政策还没有明朗化，他就不必急于放弃代总统的职位。他的这种想法也不为留在香港的故旧所赞同。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我与黄旭初、顾孟余、张发奎在香港蓝塘道张发奎公馆就李宗仁进退问题进行了一次会商，事后由黄旭初将大家意见打电报给李宗仁：
此间以桂军及广西丧失后，纵有美援，倘蒋不出，公回台湾仍难展布，新政治号召重于残余武力，公辞职组党，方为远图，乞详审裁之。
当时海外组织“第三势力”之说甚盛，但李宗仁对此无动于衷，他于一月十六日复电云：“组党尚非其时。”说穿了，他有一种守株待兔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