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二月底，我从南京回到重庆，出席三月一日在军委会礼堂举行的国民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这一次全会，最主要的是听取孙科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经过的报告、张群关于商定停止军事冲突经过的报告以及张治中关于视察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实情的报告。这些报告，均交付审查委员会审查，从而给CC对政学系进行全面攻击的机会。
CC对政学系的公开攻击，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开始的国共会谈而起的。自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三电毛泽东赴渝商谈和平。这些电稿是由国府文官长吴鼎昌衔蒋之命起草，经蒋核可后径交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拍发的，所以身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也不知道，从而CC首脑陈果夫、陈立夫也就未能与闻。陈布雷在过去，他总把自己经办的事密告两陈。这一次国共和谈，由于陈布雷未及时提供情况，CC也被蒙在鼓里。参加此项机密的只有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等几个政学系首要而已。
政学系在组织上虽不成为一个严整的体系，但它在蒋介石的身边能量很大。并且张群是蒋的拜把兄弟，专任党派联系工作。青年党头子左舜生在《记陈布雷》一文中说：“在抗战期间，凡所以融洽党派以统一全国意志者，余几无一事不与布雷、岳军（即张群）协商。”于此可知张群的重要性。在抗战后期，政学系首脑盘踞要津，如吴鼎昌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熊式辉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铁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世杰任外交部长（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宋子文辞去外交部长兼职，以王世杰续任）。这些人都集结在张群（当时他公开的名义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身边，为蒋出谋献计。
三青团书记长兼侍从室主任张治中曾在一次“桂园”聚餐会上对我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内定他做东北行营主任，他以王世杰刚从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归来，就把这一消息向王透露，希望在接收东北时取得他的帮助。可是到了八月三十一日，蒋突发布命令，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而又在十日以后，改派张治中前往新疆处理伊宁事变。据张判断，一定是王世杰和张群密商以后，从中使用手法，借此夺取东北大权，张治中中了他们的计了。举此一例，就可以理解政学系在蒋身边所起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的代表人选，是张群向蒋提出，由蒋以总裁名义指派，他们不是向国民党中央负责，而是向蒋个人负责；国民党对政协商谈的五个方案所采取的决策，也是张群直接向蒋请示，不使他人与闻。正因为这样，政协乃能避开CC的干扰，通过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在三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中，当各组审议政治协商会议的报告时，CC就乘机向政学系展开猛烈的抨击。他们说，在本党内，有些官僚政客（这是CC给政学系所用的代名词）在各种正式会议中，绝少公开表示意见；他们只是利用与总裁接近的关系，提出各种建议，然后挟总裁的手令以压人。例如此次政治协商，本党中央并未作出任何决策，本党八个代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借此维持其既得的权位。此种“走私”勾当，再不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了。
没有多久，一个由余井塘、梁寒操（他虽不是CC，而甘心为CC所利用）所发起的国民党革新运动，就在全会中积极展开了，他们主张对党务、政治、军事各项报告均须进行严格的检讨和批评，以恢复党的民主制度。由于有CC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运动发展得很快。各小组均以此为话题。
黄埔系对CC发起的革新运动，最初深具戒心。一天，张冶中邀一些中委到“桂园”吃午饭，参加的有贺衷寒、萧赞育、倪文亚、郑彦芬、黄宇人、郑介民、陈良、刘建群等人，我也在座。有人提出革新运动问题，郑介民说：“革新运动是CC发起的，青年团的同志如果去参加，那就无异受他们所利用。”但黄宇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党内革新，也是青年团所主张的，不应对此袖手旁观。后来由于贺衷寒、刘健群也赞同参加，遂再无异议。
革新运动所主张恢复党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想对蒋介石行使领导权的方式施加限制，使政学系无法再作“走私”的活动，他们要求修改党章，加入下列条文：（一）一切党政大计应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决议；总裁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为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以手令或面谕的方式变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二）总裁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俟议案通过充分讨论并付表决后如认为必要才能行使最后决定权；不能在议案尚未表决前，先作决定，妨碍自由讨论。
此外，CC还主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中央各部会正副首长，由总裁提名经常会通过任命。CC以为，CC中委总占着绝对优势，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掌握中央人事、决策大权，政学系无可奈何了。
当CC决计将上项限制列入中央常务委员会组织条例时，恐怕会引起蒋介石的误会，曾推余井塘、梁寒操、黄宇人等去上清寺一〇四号官邸见蒋，报告革新运动的主张。蒋登时面露不豫之色，对他们说：“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余井塘等碰了一鼻子灰，怏怏而返。后来革新运动卒无疾而终。CC与政学系的裂痕从此开始。
二中全会于三月十六日选出中委一百五十人为国大代表，代表国民党出席国民大会，桂籍中委当选的为：白崇禧、李宗仁、邓家彦、甘乃光、李济深、程思远六人。李济深也出席了二中全会。
二中全会于十七日闭幕。在发表的宣言中，以“如期召集国民大会”、“贯彻政治协商会议”、“贯彻军队国家化”等作为全党党员努力的目标。这一天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当宣言草案宣读后，多数委员照例鼓掌，表示赞成，但黄宇人要求发言，说这篇宣言没有革命性，要求重写。当经决定推陈布雷等五人修改，修改后径呈蒋核定发表。这么一来，就出事了。原来这篇宣言是陈布雷起草的，黄宇人说它没有革命性，陈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散会以后，就在会场大哭起来，戴季陶在旁劝解，他还是哭个不停。这一场面，后来给蒋看见了。大会闭幕后第三天，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联合纪念周，蒋在会上大骂黄宇人，说：“黄宇人到处骂官僚，主张革新，我看他就是一个大官僚。”反反复复足足骂了半个小时。这是他借骂黄宇人来发泄其对革新运动的愤慨心情。这算是二中全会中一个有趣的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