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出走后，西南政局的重心就转移到广西方面，下面所述，是李宗仁告诉我的。
李宗仁于七月十八日回到梧州。这时广西虽巍然独存，但态势孤立。李、白为谋对蒋缓和，乃分电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抗日主张不变，如中央真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盼将此意转达。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七月二十四日，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定八月一日就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请派员监誓。不料到七月二十五日，南京国民党府特发表“明令”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这种变更七月十三日的人事任命，事后据说是杨永泰向蒋提出的，借此一劳永逸地根本解决广西的局面。
这时蒋派大军分由湘黔迫近广西，陈诚（蒋派陈诚为广州行营主任，主持讨伐军事。）又率主力部队集中广州，正沿西江进逼。大有李、白如不奉命，即用军事解决之势。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干部会议，一致认为这是蒋介石不要和平的表示，主张武力抵抗。七月二十六日，李、白电息影梧州的李济深，请其克日来邕面商一切。李济深二十七日偕胡鄂公到南宁，李、白即约翁照垣、刘斐、徐文明、戴石浮、夏威、廖磊、张任民、黄旭初、韦云淞、黎行恕与李济深研究关于抵御蒋介石进攻广西的策略问题。几天后，李济深回梧一行。八月八日，李济深复偕张文到南宁，即连续开会两日，讨论建立政治组织问题。此种动态，蒋一直在注视中。
在此期间，陈诚忽派香翰屏，余汉谋派邓世增于八月七日来南宁谈和平，李宗仁以为这只是蒋介石的一种缓兵之计，仍积极部署军事。八月十日，李宗仁、白崇禧派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报聘，目的在了解广西情况。蒋介石于十二日到广州，刘斐于十三日回南宁，说蒋介石接见了他，并谓蒋处境不佳，确有谋和可能。
八月十七日，张定璠从上海电李、白云：“蒋召我去粤，托疾不应，万勿再中其诡计。”八月二十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派唐星，陈诚派邓世增，黄绍竑派舒宗鎏三人到南宁重申谋和诚意。李、白因已看到张定璠十七日的电报，对蒋谋和原不抱有任何幻想，二十一日仍为了下面五条交三代表带回广州，以试探蒋介石的反应。这五条是：
一、解放救国言论及救国运动；
二、撤南下之兵北上抗日；
三、从速决定抗日救国计划及实施的时期；
四、照调解人所拟第二方案发表新命（主要内容是李宗仁留任广西绥靖主任，黄绍竑仍回任浙江省主席。实际上是撤销七月二十五日的南京国府命令）；
五、第一条实现，第二条开始，即宣布就职。
当时和战未决，李、白仍积极进行反蒋活动。八月二十二日，南宁各界召开欢迎李济深、蔡廷锴、刘芦隐（蔡、刘都是十七日偕潘宜之经越南到南宁的）及各地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八月二十四日，李宗仁、白崇禧邀李济深、刘芦隐、彭泽湘、李任仁、黄旭初、张文、王公度、杨东莼（1900—1979，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后脱离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广西大学校长、武汉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杨东莼当时代表救国会从上海来南宁联系。）、胡鄂公、邱昌渭、朱佛定、夏威、夏次叔、刘士衡、何思敬、詹天籁、刘斐、胡讷生等举行会议，商讨成立抗日政府问题。当时拟订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案，电张学良、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人。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剿总”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出川抗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后病死于汉口。）征询意见，俟得到答复后再作决定。实际上这是一种拖的策略，目的在争取时间，以了解蒋介石的真正意图。
与此同时，蔡廷锴把他的第十九路军干部人员集中起来，由翁照垣编成一个师参加广西抗日反蒋，在广东南路地区活动。八月二十四日夜间，该师谢鼎新团进入合浦、北海。九月三日，北海人民在翁照垣师的鼓动下，掀起了声势壮烈的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中野被群众殴伤致死。蒋介石深恐中野事件扩大，招致日军的干涉，使他控制不了这种局面，于是加速他对桂力谋妥协的进程。事后想来，翁师闹北海，这无异对蒋所施加的一种压力。
八月三十日，居正、程潜、朱培德忽由广州致电李、白，谓即将来邕一行，李、白当即去电欢迎。是日，广西党政军各界正欢宴到南宁的各方代表人物，济济一堂，共百余人，反蒋气氛非常热烈。李济深知居觉生等将来广西谈和，以怀疑的口吻对李宗仁说：“蒋介石言而无信，不要上他的当！”李宗仁道：“如果他能用事实来表示其谋和的诚意，那我们就不好拒绝。”就那时情况看来，最热衷于南宁组府的，没有一个赶得上李任潮。因为李、白在七月初就有过这样一个默契，两广无论成立什么形式的抗日政府，都要由李济深出面领导，甚至国际路线的运用以及组府入选的配备都要由他来单独负责。对此，他哪能无动于衷呢？他不愿意蒋桂妥协实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居正、程潜、朱培德于九月一日由广州飞邕，因天气恶劣，中途折回，二日才安然到达。他们带着蒋介石致李、白的亲笔信，并一致表示渴望和议成功，程潜还说：“如和得成，要我磕八个响头，我都愿意。”李、白和他们做了初步商谈后，三日晚上，召集潘宜之、王公度、刘斐、黄旭初、李任仁在省府合署讨论和战问题，直到午夜，结果以财政难于持久，各方没有积极响应，并且这时团结对外的呼声响彻云霄（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发表有名的“八一”宣言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在这种情势下，负隅顽抗，终非长策，乃决意接受和议。四日晨续谈，作出了为要促成妥协，白崇禧决定放洋的拟议，当拟订和议方案如下：
一、重申解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二、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
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
四、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
五、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
六、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
七、广西军队确保三个军，军费由中央补助；
八、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余均电蒋以谈话方式宣示国人。
李、白将上面的方案交给三代表，居正等三人于四日下午一时返粤复命，李、白并派刘斐随行。当夜，刘斐来电报告李、白，说已见蒋转达精诚团结之意，反应很好。六日刘斐又以“鱼戍”电报称：“蒋五日在程颂云（程潜）寓所与居、程、朱以及辞修（陈诚）、季宽（黄绍竑）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六日同时发表。”六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绍竑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即电蒋，定九月十六日就新职，请派员监誓。十三日程潜奉派来邕监誓，黄绍竑同来。黄绍竑把“广西绥靖主任”的铜印交给李宗仁，但缺了一角。白崇禧后来对我笑着说：“季宽的侍从把这个印信背来背去，结果他的主子不能上任，他气极之余，把这个铜印猛力摔在乐群社的石阶上，因此缺了一角。后来用银把它补上了。”
由于蒋介石九月六日在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了他希望同白崇禧见面的话，张定璠即从上海电白云：“时无齐桓，内无鲍子，难乎为其管仲！东行宜细酌。”白崇禧接电后，就踟蹰不敢决了。一天，白的夫人马佩璋到李宗仁办公室，一入门就嚷道：“唉呀，李老总，这几天我都睡不好！”“那为什么？”李宗仁诧异地问道。“唉呀，老总，你还不知道，蒋光头发表谈话要健生到广州去见他呀！他这一去，凶多吉少，我的心而今七上八下，还能睡得着觉？”李说：“那么，我替他去见老蒋吧！”
就这样，李宗仁于十七日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刘斐飞往广州，当晚下榻东山陈维周的“继园”。
李宗仁原定十八日去黄埔见蒋。可是是日上午九时，蒋却悄然先到继园来看李宗仁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以来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第一次会晤，标志着七年来的蒋桂对峙局面从此消失。
蒋桂妥协，各方代表随之失意而去。对此，李宗仁深表歉意。九月十五日，李济深返梧州；蔡廷锴赴玉林；刘芦隐游桂林，二十七日经越南返香港。他们都深悔有此一行。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函云：“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得息。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蒋对贵方所提党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寿康）携回，敬祈审察。”（《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七十页。）原来李济深于八月二十七日偕胡鄂公到南宁时，曾与宣古渔（宣侠父）、徐惟烈商讨对蒋策略问题。三十日，李济深返梧州，胡鄂公去香港联系，随由香港派钱寿康带《协定》草案去陕北见毛泽东。由于有这一历史关系，于是促成一九三七年七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访问桂林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