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进攻的部队共分两路：东路侧重津浦线，取攻势，张作霖自兼总司令；西路侧重京汉线，取守势，张作相为总司令。直军则分三路迎敌：东路以彭寿莘为司令，与奉军争夺津浦线；西路吴佩孚自兼司令，倾全力以争取保定以北的京汉线；东西两路之间，以王承斌任司令，为中路。那时形势，西路成败关系全盘战局，最为重要。而长辛店战发，直军屡次进攻，均不获利，反使奉军步步紧逼，战况激烈，情势异常吃紧。故吴佩孚不得不改变命令，调我火速出潼关增援。
却说我在陕西接到洛吴发来的急电，叫我们部队火速集中洛阳，我在三小时内便把队伍调度完毕，开始出发。因为我们驻在陕西，日日准备着作战，毫无过太平年的心意。开拔之前我把陕西的军政全部交给了刘镇华。同时召集部队讲话，详说这次出征的意义，我们不是为私人权力，而是讨伐媚贼卖国的奉系军阀，救我千疮百孔的国家。讲着话，我抬腿把穿着的一只布鞋抛掷了两三丈远，我说我看督军的位置，如同这只敝屣；我们这次参加战事，完全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神圣天职，个人的富贵利禄算个狗屁罢了。
走到临潼，遇着几个外国朋友，他们问及我们士兵臂章上写的“害民贼，瞄准打”字样的意思，我又把上面的话向他们详细讲解一番。自长安直至潼关，因为我们早已把路修好，虽非水门汀或柏油的路，但一样平平坦坦，行军时省鞋袜、省气力、省车力、省骡力。既迅速，又顺利。到了观音堂，又接到吴佩孚电报，说他已不能在洛阳候晤，任我为后方总司令，将后方责任完全交付给我。我知道前方情形已经紧急。那时李鸣钟一旅走在最前，集合全旅官兵讲话后，即以石敬亭为其辅，令沿站不停，星夜兼程，飞驰前方增援。并叮嘱他，第一必须整旅地开上去使用，不可一营一营地增补递加，致实力分散；第二必须派在侧面，方更为有效力。他们直到良乡，把我的意思和吴佩孚陈明。李鸣钟即率领孙良诚、赵席聘两团和孙连仲的炮兵团绕向奉军右翼（地在戒台寺附近之大灰厂）抄袭，大破之。这一战役，在整个战局中实起有决定作用。
我从观音堂上火车，到了洛阳，思及此次战役关系重大，时刻惦念着他们开上前线，是否能够打上侧背，常终夜绕室彷徨，不能自释。一晚做梦，见院中上水寸许，我和李鸣钟、孙良诚、孙连仲、张维玺等打着赤脚，在院中蹚水，蹚完水，坐在凳上谈练军的事。看见他们坐着，不住地摇晃着腿和脚，我怒其太随便，而他们竟对我笑着。继而将此梦谈给刘菊村听，戏问是何吉凶。菊村说，无所谓吉凶，只是你对他们过于惦念的缘故。过了两点钟，便接到李鸣钟告捷的电报，同时也接到吴佩孚电告奉军溃退的消息。于是有人附会，说我做的梦正是喜兆。我方庆这次战争可以迅速地宣告结束，不意河南督军赵倜窥伺郑州防务单薄，又听信奉军战胜的谣传，遂即乘机捣乱后方。命他的弟弟赵杰率兵大举进攻。于是又爆发了肃清后方的郑州的战役。
那时豫督赵倜早有附奉之说，但战争发生后，他却派员向洛吴表示绝对服从，愿共同铲除媚日误国的奉系。等到长辛店战发，直军有不利之讯，又见驻郑州的我军，仅有张之江两营，王文蔚一团和靳云鹗一营，势力极其薄弱，因此观风转舵，立刻派赵杰率军四十营，如疾风暴雨星夜进袭郑州，以为奉军声应，欲收前后夹攻之功。我在战事发生的前一天，曾赴郑州视察防务，看不出一点动静。可知赵等此次行动实甚秘密。因为赵部有团长某之太太住在郑州，和王文蔚的太太同住一个院中，相处得很好。忽那团长派了马允来接太太离郑。说一二日内将袭击郑州，团长太太把此话告诉了王太太。王太太告诉了王文蔚，故而我们预先知道了消息。到夜间我刚刚转回洛阳，便接到赵部已和张之江两营接触的消息，靳云鹗的告急电也如雪片般飞来了。我一方面急调刘郁芬、宋哲元两团东进，迅速策应已经苦战一昼夜的前方部队，一方面乘车亲赴郑州前方督战。两军接触是在二里岗和魏庄一带，那儿发生了剧烈的争夺战，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当刘郁芬、宋哲元援军开到，正在酣战的时候，不意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又率部沿黄河绕袭郑州，靳云鹗部彭开乾团长一战阵亡，形势极为紧张。恰好胡笠僧部邓宝珊、弓富魁、李虎臣各团营陆续开到，立刻增调上前迎击，始把绕攻的鲍部击溃。
正面的战事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到前线督战的时候，敌方的枪弹如急雨似的嘶嘶打来。我调傅建恒向枪弹的来处连轰数炮，敌炮也给我们以猛烈的还击。两方激战甚久，最后，我看出敌势渐有软弱的征象，心想乘机再予以突然冲击，他们势必不支溃退了。便把冯治安、张自忠带着学兵连调遣上前，李向寅手枪队亦同时调上，猛烈冲锋。这几支如龙如虎的生力军往前冲杀，一个中央突破，敌人立刻招架不住，当时像摧枯拉朽一般，打得他们溃乱不复成军，满山遍野地逃窜。我即迅速派队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开封，再没有遇见顽强的抵抗。
这次战役，胡笠僧部队出力很大。他们器械不全，饷项不足，竟能够奋勇参加斗争，实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的部队平素缺乏训练，处处脱不掉所谓乡下气，作战的时候有许多可笑有趣的干法。比如那些弟兄们在正在与敌打得热闹的时候，一听到吃饭的军号，便不顾一切，呼啦一下子全部都退下来吃饭，三口两口把饭吃完，又一窝蜂地上去厮杀起来。那作风，完全像乡间农民们在田中收割麦子的情形，真是令人惊奇。赵倜虽然看不起这般含有原始意味作战方法的部队，但在全部战争过程中却吃了他们的大亏。
我的参谋长刘骥沉着坚毅的精神，在战场上充分表现了出来。有一次，我邀他同到前线视察，我们刚一走出村子，敌方的炮弹密集地迎面打来。在我们前面走着一排士兵，眼看着被打伤了几个。他们一面好好地走着，一面便接二连三地突然躺到地上。我回头看看刘骥，他不慌不忙，仍照老样子稳步走着。我大声嚷道：
“当心炮火，你快点儿走啊！”
他抬头闲闲地说：“你看在前头的有倒下去的，在后头的也有倒下去的，横竖是一样，不必着忙，还是这样子走的好！”
古人处变如常，临危如安，刘骥的确有这种勇毅的精神。在这次战争的试验中，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训练士兵精神教育最重要。每次作战之前应当使官长士兵确实明了，这次我们是同谁作战？为什么作战？为什么必须以武力打倒敌人？官长士兵对这些都能切实了解，作战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否则，短时间的一冲一击，还可勉强应付，时间一长，必不免崩溃败北，无法支持。而且这种了解要透彻，要普遍，若一二个长官不明作战意义，便会影响全体士兵的战斗精神。
第二，行军驻军以及战斗动作应注重日常的训练，虽至细至微的地方，也要一一做到，到作战时才能随时随地纯熟应用。一味地凭借勇气，而漠视技术，是决不能取胜的。为将领者尤须有一种刚胆，一种热心，一种沉着勇毅的精神。刘汝明守祭城，那是一个凸出点，四面受围。刘死守不退，手已受伤，仍能保持镇静，敌人六七营来攻，连续猛扑多次，刘极力鏖战，毫不着慌。若遇撑不住气的将领，不说心馁溃退，也一定不知告急多少次了。
第三，为将领者体力精神不足，嗜好太多，绝对担负不起统兵之责；身冒矢石，披坚执锐的士兵，当然更需要精神体力充足。靳云鹗倚仗他兄长总理之力当了旅长，然身体羸弱，精神委顿，鸦片瘾又太大，躺到灯下就起不来，以致事事荒废，处处涣漫，无怪他镇守不了郑州。赵倜抓住这个弱点，险些儿毁了全局。
第四，用兵固当讲究虚虚实实的战术，但总须先有实在的力量为基础，否则即无从讲虚实变化的妙用。靳云鹗的部队从信阳到彰德，沿途各站都分驻一小部分，致实力分散，郑州只剩下一营多人，犹存一侥幸之念，虚张声势，以为恐吓，心想赵倜必不敢动。可是你指着赵倜不敢轻动，赵倜却明明知道你实力单薄，结果即有突破猛袭的危局。若不是后方队伍增援得快，那不但驻军将全被牺牲，郑州亦必不守。
第五，缺乏经验的将领，往往不善运用战术，一上战场，就滥施射击，不计效果，弹药既计算地消耗，只有忙着补充和准备。他们常常每枪已经领了二百子弹，还要再请二百作为准备，这种弹药的浪费，都是不明白战术所致。
第六，将士须人人有必死的决心。这次我的部队中很有些人表现出惊人的勇猛，谷良友部冒着敌人的炮火，屡次冲击，杀了个七进七出，使实力充厚的敌人亦为之丧胆。冯治安、张自忠带着学兵营的几连人上前冲锋，犹如饥饿已极的猛虎一般，风驰电掣只顾向敌冲去，使敌人如干草触快刀，一溃不可收拾。
此外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战事正激烈的时候，在常德因贩运烟土被我开缺的韩占元，忽然回来见面，到了营门，便双膝跪下，和我说：
“我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人，旅长过去撤了我的差，一点都没冤屈我。但我现在很知悔悟。请饶恕了我的过错，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时正好谷良友退了下来，韩占元见状，就自告奋勇，要求给他拨六个手枪队，上去替补。我要试试他的能耐，很爽快地答允他。他带着六个弟兄上去，果然一下子把敌人打退，赶回来，复请求我饶恕他的过去。我因他既知悔悟，又当面奏得功劳，便委他为营长，令其痛改前非，从此努力上进，好好报效国家。
韩占元是保定东面四十里安新人，民国二年时候在北京补兵，擅长拳术，为人机敏，刚入伍时为左哨正兵，后来升为排长，在常德时调到差遣。不想他竟在外边包庇贩烟，从中获利。一次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包庇一个烟犯偷从桃源过来，从张家湾闯过沅江，直把船开到陬市地方停靠，他指着那个烟犯骂道：
“我韩某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军人，都是你们这批烟贩引诱我，叫我吃上了大烟，现在又让我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包运烟土的买卖。归根到底，都是你们陷害的我！我想起来，恨得牙根发痒！ 我这次定把你这些烟土拿了，上常德告你去！”
那烟贩听说，慌了手脚，只有跪在地上向他求情。韩占元把他放走，却自己把那些烟土赚了，偷偷运到下游变卖上腰。我查知这事，立刻将他撤差，驱逐出去。
他过去曾犯这么一个大过，所以这次见了我，便跪下讨饶，我因知他悔悟，故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可是他始终没有多大的建树。他的弟弟韩德元，民国十五年时升至师长，亦因嗜好多端，没有建得功业。
这次进攻郑州正面的总指挥是赵倜的老弟赵杰，抄袭郑州后背的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这鲍德全，本和曹、吴有旧，直奉之战初起，他也曾声明决不会策应奉军，牵掣直军之后。但后来竟也跟着赵倜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担任了攻击郑州的有力部队。我军经他的凶猛抄袭，猝不及防，故死伤很是惨重，孔营副、王兆乾等将领都于此役受了重伤。郑州之役结束，赵倜逃到上海租界躲身，鲍德全恃着与曹、吴的关系，不但不知引咎深藏，反倒做了维持省城的负责者。当我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最后，这位为虎作伥的鲍德全竟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我心里想，你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吗？我能接受你这无耻之徒的投诚吗？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
我带着队伍进城安民，过了几天，便接到任我为河南督军的命令。我接篆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没收赵倜的家产，全部拨作河南的教育经费。过去河南各学校经费拖欠甚多，现在我一下子都给发放清楚。赵倜历年在河南剥削及搜刮所得，重复归到河南人民的手里，大家都引为非常痛快之事。同时又规定某数项税收专作教育经费，使之完全独立，不再受任何政治影响。至此河南教育乃得有保障，至今仍沿此传统。后来我看到吴稚晖先生的一本日记，上面记着他在西山访晤我，见我如何得兵心，于是说，想我没收了赵倜的财产二千万，定都是发给了官兵，若不然，官兵心里一定不平，对我不满云云。我看吴先生写这一段，意思是夸奖我，可是与事实相差太远。又有一位同在陕督任上做事的刘先生私下问石筱山，说：“咱们老总到底有多少钱？”石说：“他哪里有钱？”刘道：“连你也被瞒过了。我听人说，他今年汇到美国的就有三千七百万。”石时为我参谋长，把这话告诉我，说这简直是有计划的造谣，我也一并写在这里，看读者信是不信。
其次河南的庙宇很多，佛道在民间的势力本来很大。赵倜督豫期间，又从而大事提倡，使河南民间更是弥漫着浓厚的迷信烟雾。听说赵倜的一个儿子患病，督署总参议信阳人裴某为要逢迎督军，便发起全署甚至全城各界都去求救苦庙替少爷敬香添寿。这人许个愿，给少爷添寿三岁，那人许个愿，给少爷添寿五岁，最后竟为少爷添到一百五十多岁。但害得人家不知烧了多少香，磕了多少头，那孩子终不免病死。其可笑如此！“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愚弄人民，耗费时间金钱，莫此为甚。昔清朝汤斌（即有名的豆腐汤）为南京总督，到任后将淫寺尽皆毁去，仅把文庙及武庙保留。城中善男信女闻信，相率前去跪求，谓如此办法必受天谴。汤斌曰：“有祸我自当之，与你们无涉。”我看河南的庙宇多半堂皇敞大，殊可利用，因亦本汤公之意，拿来尽可能地改作开办学校之用。虽然那些僧尼到处造谣，说我坏话，吴佩孚亦对我大不满意，看做所谓“赤化”行为，不久终将我弄掉。但是化腐朽为新鲜，变废物为有用，对于社会毕竟是有很大裨益的。
此时我即利用庙宇办了一座培德学校和一座军官学校。培德学校中所收学生完全是本军文武人员的眷属子弟，有成人班，有儿童班，半工半读。两校因为负责者能力相当，又肯用心办事，我常去察看，觉得蓬蓬勃勃，很有朝气。
但我对教育也并不是一味地盲目提倡，那些骗人钱财误人子弟的学校，自然是要设法取缔的。比如有一位记不清是原籍合肥抑或是桐城的基督教徒某君，在开封办了一个学校，他以同乡和教友的两重资格为口实，跑来请我为他学校的董事长，要求种种补助。我告诉他说：“对于办学校的事，我极乐意帮忙，是不是同乡或教友，那倒没有关系。但须等我调查一下，我才能给你答复。”
我正要派人去调查，不想竟有人把他告发了，说他学校的教员不是他的舅父，便是他的表弟，会计庶务则是他的侄子，学校办得是一团糟糕，不过骗取学生的学费，维持他的亲族的饭碗而已。我接了诉状，即派余心清前去调查，把告发的各项劣迹一一察查属实以后，立即转知教育厅勒令其学校停办，学生所缴费用也着他清算发还。不足的六百元，由我抽出款项垫补清讫。
开封城北一带可说是个满族同胞的居住区。清室推翻，这些满人的生活失去凭借，他们游手好闲，都弄得穷苦不堪。我看这种情形，决定介绍他们到郑州工厂里去学习工艺，一来为他们个人谋一条生活出路，二则可以减少游民宵小，社会亦受很大的惠益。我指派专人办理此事，详加调查，分别安置，结果办得很好。
河南经过赵倜几年的压迫和搜刮，一般人民困苦达于极点。此次战后，兵匪纵横，哀鸿遍野，地方更形凋敝，我为要切实改进人民生活，整理紊乱已久的豫政，到任之初，便详审地方实际情形，拟定治豫大纲十项，作我最低限度的施政标准。那十项大纲是：
一、赈恤战区灾政，俾免流离。
二、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
三、彻办户口登记，以杜盗源。
四、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
余心清（1898-1966）安徽合肥人。17岁时，考入金陵神学院。1922年夏，入冯玉祥部任随军牧师。曾任冯创办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长、开封训政学院院长、铭义中学校长等职。1933年，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务处长兼察省民政厅长，后代表冯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1939年，到重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1947年因参加策反孙连仲的工作被捕，后被我党营救出狱。建国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央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身死。
五、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六、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七、普遍浚河筑路，以利交通。八、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民智。九、严禁烟赌娼妓，以淳风俗。十、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这末条中所说的剪发，是指男子留发
辫而言。那时北方各地守旧，男子沿因清制，仍多强辫者，固定此项以纠正之。至如女子剪发，其实则尚未盛行。
我除按照这简单的施政纲领按步分头施行而外，对于清乡剿匪一事，尤为注意。河南民情蓄悍，多年受政治及天时之影响，
素来多匪。这次赵倜败退，部队溃散，尤多流为土匪。我率队伍先驻朱集，着手肃清豫东的溃军，命孙良诚等分头剿击。豫东平靖后，又从安徽窜过来一股，费了好多日子，才次第肃清。
在施政剿匪的当中，于所辖部队的训练和补充也下了一番工夫。自离陕西，我的部队又有八九个月没有领着饷。官兵们都困苦不堪。到河南后，便在两月之内连续发了五个月饷，以济他们的穷困。我们由十六混成旅改编为十一师时，有不加枪不加饷的限制，故不足的额数尚多，也在这时补充齐全。我一面这样整理，一面即规定课目，大加训练，俾旧有军风纪得以不堕。
此时于公事而外，我也抽空办了一件多年牵肠挂肚、迄今未办成的私事，那就是迁葬我的父母的骸骨。读者想必还都记得，我的父母弃养时，因为无力好好安葬，只买了几块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义冢上。此事在我虽觉得无足轻重，但老人家在日时，却是讲究这些的，因此我也感觉无以对父母，很是不安。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长商议着，在保定西北买了五亩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义地乱冢中迁葬过去。此事我什么人也没通知，迁葬的那天，我自己帮着抬棺，我兄长在前面打幡，很快便很简单地完毕了迁葬的手续。我父亲的棺材由坟堆中掘出，因是一百五十两银子置办的好棺木，故还没腐烂；母亲的是柳木棺，乍出土时看了还好，但一见空气，就朽坏得不堪抬动了。事先我已预备好两口套棺，这时便把旧棺套放进去，一如重新装殓一次。我素来反对世俗对于婚葬的繁文缛节，招摇铺张，所以我这次将父母简单移葬，任何亲友都没惊动。第二天曹锟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诉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数日，办理迁葬之余，也常常出外走动。我的家住在馆驿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过街上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不够官派，都看不顺眼。他们说：“不坐汽车，也应当坐顶大轿，做了督军的人哪儿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
我从保定回到河南，便听人告诉我说吴佩孚已向中央提议，强迫调我为陆军检阅使之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我一点都没惊异。赵倜在河南的时候，每天午后三四点钟方起床。我在那儿，大早上便骑着脚踏车各处办事。吃饭时一菜一汤，客人来了，每位加一个菜，也不预备烟酒。在曹、吴他们一般人，简直看我为活妖怪！本来在那样的年头，什么事都是讲究夤缘手段，论不得什么功勋劳绩的。我调河南督军的时候，若是论功绩，陕西督军的遗缺自应由胡笠僧继任。但是曹锟、吴佩孚却授意中央竟把此职让给会送礼会奉承的刘镇华署理了。功绩哪里论得呢？我听到这消息一笑置之，一面照常办理职内之事。
不久吴佩孚便来电报给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筹措八十万元的款子，并且以后要每月经常划拨二十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我连思索也没有，马上复电说我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他接我这电，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时他打退了张作霖，自以为再无内顾之忧，便专心致力要对付几个不肯随便附和他的人。胡笠僧、孙岳和我都变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每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我们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吴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经很诚恳地对他上了二十条条陈，详抒我对于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意见与办法。但他觉得没有恭维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那时他在得志之余，真是骄横恣肆、妄自尊大，什么人也没看在他的眼里。对上把长官看做傀儡，对下把朋友部属都当做奴才，人民士兵则一律视如草芥。那时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孙岳是极可倚重的俊杰，但他都不能容纳。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谄媚巴结，二则挑拨离间者，因此张福来、萧耀南之流，倒成了他亲信之人。对国家大事其迂执与悖谬，尤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有一天，我到洛阳和他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严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一电报去，以此段历史说之，无事不可成。也许人们会以为他是说笑话，后来“九·一八”事起，他真有这样一封信发到日本，可以证明他那时决不是说着玩的。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这种风筝即足以制御飞机而有余，敌人若以飞机作战，我们只要放上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最后我又谈及河南的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唧哝了一会，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我觉得好笑，问他哪方面下雨，他说在西北方。我那时住在他的巡阅副使署里，到了第二天午后三时，天上仍是蔚蓝的晴空，不见一块云、一丝雨意。我去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请他设法开渠筑坝，而他却来这一套，真是活见鬼！
我拒绝洛吴筹款的要求以后，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开封来见我。我和他谈了半天，究竟不明白他的来意。最后我忍不住了，直接问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吴之命，和我传达让开河南的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为做官而来，只要中央有命令，我随时都可走开。
中央调我为陆军检阅使的命令，果然在洛吴示意保系阁员高恩洪向黎元洪总统提议与威逼之下，这年( 民国十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颁布下来了。我接到命令，三天之内便把部队全部调完，转赴新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