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驻守的时代，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分子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人才尤其不够。这使我在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时第一团团长是杨桂堂，五十余岁，外号叫做杨傻子。这人老于世故，无是无非，任凭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地回答着。又加利禄心太重，一心只算计着高官厚禄，如何讨长官的喜欢，如何能升官发财，他就如何做。什么国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处了两年，时常见面、谈话，但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肺腑里的真话。第二团团长是何乃中，别号叫做芳谭，广东香山人。为人忠诚，满清最末一次的武进士，保定保府学堂毕业。他习的虽是武科，却能写作极流畅的文字，品行学问都是好的。只是不赞成革命，遇事过于慎重，不敢冒险。参谋长是宋子扬，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知识经验都很丰富，称得起一位干练有为的人物。少校参谋是蒋鸿遇，河北省人，保定军官协和第一期学生，学骑兵，曾在云南当过骑兵营长，与蔡松坡相熟。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人以上。上尉参谋是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县人，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忠厚老实，谨严稳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时候。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心静，西什库学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欢读书，气量太窄。第二营营长杜占鳌，山东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东人的特质，耿直忠诚，方正不苟。第三营营长孙振海，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位“孙气”。这人火性太大，心浮气躁，始终没有什么大建树。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陈正义，言行稳练，学识也很好。第二营营长董士禄，学识无多，性情油滑，无是无非，一味地只想升官发财。第三营营长王某，安徽蒙城人，一个大字不识，出身于地方上的巡防营，没有在正式军队里受过训练。炮兵营营长杨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委靡不振，因此办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骑兵营营长刘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别重，从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丝半点像有为的军人。—这就是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与量两方面看，都难使人满意。综合起来说：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苟且，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和决心。如何才能提起朝气，想来真是不容易。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亦不读。终日懈懈沓沓，毫无求长进的心。第三，他们都有一点来历。比如，杨桂堂和段祺瑞即有关系，常常给段送礼、写信，拉拢得很亲密。宋子扬和徐又铮有亲戚的关系。其他各人，也都无不有一点来历。因此办事要振作，动辄得咎，处处掣肘；不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
那时共和初肇，袁世凯独揽大权，政府的组织以及一切措施，都渐渐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从报纸上、从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来种种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国家再上轨道，人民解除苦痛，距离得还很遥远，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艰苦的路程，有待于我们的努力。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觉自己读书太少，学识不足，而且所读的书，又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旧东西。以此来应付这激变期的中国社会，时时显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我渐渐觉得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与补充。有时甚至觉得我以前读书几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时局越艰难，心情越彷徨，我向前干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总觉得自己没有灰心颓志的余地。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等为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而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等。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全连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地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我们一面在长安努力训练，一面奉命派出队伍到各地驻防。其中赵冠江一营驻武功县。一次，赵营长接得本地人报告，说他们村子里到了土匪。赵即率队往剿，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赵仍不肯罢休，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缉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枪支。当时却在民家搜出许多烟土，赵一一予以没收，并令百姓代为挑送。这一下，弄得百姓非常怨恨，纷纷到省城告状。我查明了这事，气愤难言，立刻将情由呈报陆将军，赵冠江撤差，换杜占鳌接任。这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从这件事上，我益感觉到好的干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深深认识到不良环境的可怕。因为那时陕西的情形窳败之极，基础薄弱的干部们，置身其间，耳濡目染，一旦离开了长官的训导，就不知不觉地为非作歹起来了。
我在长安驻军期间，目见许多情形，都很使我觉得痛心疾首。我顺便说几件，以见一斑。第一，就是关于查大烟的事。督军署的参谋长、副官长三四个人勾结起来，满处搜查大烟。查得一两土，罚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装钉，派人押着，一车车运往北京、天津贩卖。算算这个账吧，每两土罚一元，又把土收去贩卖。一方面是受着双重的剥削，一方面是坐得双重的横财。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第二，就是乡亲用事。参谋长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长李某是蒙城人，……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这样的情形给局外人看着，已经够碍眼的了，然而意犹未足。副官长李筱芬等又上条陈，索性公开要求大用乡亲。当时因有“口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督军后来的失败，正就在这种事上种下了根由。关于用人的事，我们一定先问贤不贤，不问亲不亲，只问能不能，不问乡不乡。若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则弊病丛生，害人害己，必无好的结果。第三，姑息养奸，也到了使人诧异的程度。如一天我们去见督军，大家坐着谈话。当时有一个人走到督军面前，嬉皮笑脸地说：“报告督军，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大大地发财，给督军说说好吧？”督军毫不生气，慢慢笑着回言道：“在我的眼里，也看不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可是想来见人就说发财的事的，总不是好人吧。”那人反而很得意，仍旧嬉皮笑脸地说着。看看督军一句话也不斥责，使我惊讶极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居然以至于此！ 若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又比如当时有所谓收揽门生的事。陕西第二混成旅旅长奉献二万两烟土，以为拜仪，而对方居然收受。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 后来长安兵变，缴督军械的就正是这位旅长。还有督军左右的一批大贤小贤们，有的是西洋留学生，有的是东洋留学生，有的是将弁、武备、速成或讲武堂的学生。他们因为出身不同，来历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谓土派、洋派、东洋派、西洋派等，终天争着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或则吸烟打牌，吃喝玩乐。彼此之间，互相造谣，互相攻击，总是要抢官做，要发大财。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军毫不过问。
这些事，我是没法看得过去的。那时第十五旅旅长贾焜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学生，平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颇有学识眼光)对这些情形也总是摇头，和我抱同样的感想。我们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军面前说说。比如拿烟土的事，我们苦苦地劝说，总是说不动。以后甚至我们去了，左右使我们不能见面，把我们引到客厅里，叫个人陪坐着，使我们无从说起。又比如那批肮脏的大贤小贤们的情形，我们每次到督军署，也总要忍不住说几句。后来他们一见我们来了，就骂着说：“混账又来了！”不久，我和贾焜亭都被派赴外县各地巡视。贾和我说，这是有意差使我们出来，免得碍他们的眼。
顺便再在这里说一点那位副官长李筱芬的事。这人我在北京的时候原就认识。那时他也住在京防营务处。我每次到那儿去，都要遇见他。他说话满口新名词，表面上似乎很有学问，其实肚子里浅薄得很。穿一身时髦的绸缎衣服，涂满一脸雪花膏，头发梳得精光，鞋袜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势，也许就因为这些缘故。那时他已染上鸦片烟的嗜好，常和秘书长刘某在一起躺灯，不过还不好意思公开。见了人，特别是我，就把大烟藏起来，怕人家耻笑他。我有时劝劝他，他总还在口头上接受。从这一点看来，证明他那时还有点羞耻观念，还有去恶迁善的可能。不久，他就飞黄腾达起来了，在烂泥里滚久了，前后就判若两人了。我在长安遇见他时，他竟恬不知耻地把各种烟土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将熬好的几大瓷缸（每个一尺多高) 烟膏指给我说：“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云贵土。”言下神色飞舞，得意之极。后来又听说娶了两房姨太太。可是等我走到褒城的时候，就接到他的讣闻了。死时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军中有句俗谚说：“鸦片、烟、酒、姨太太，三个星期进棺材。”李筱芬完全应了这句话。对于这个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已。腐恶环境的害人，有这样的可怕！我记叙这个人，对于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或许可以有些帮助吧。
我在长安住到第二年（一九一四）四月间，奉派到各县巡察。走到三原，就接到督军的电报，召我回防。原来四川发生重大的兵变，陕川两省接壤，地方上空气骤见紧张，人心也随之惶惶不安。为防范事变波及陕省，我奉陆将军命令，率部队开驻汉中，借以镇抚陕南。
奉令开拔的时候，同时也奉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第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旅。不久第七师师部取消，十六旅又改为十六混成旅，归中央直辖。有了这个独立团体的存在，使我能够很自由地把滦州革命时代的朋友，重复集合到一起，企图继续那时的革命精神，同恶势力积极奋斗。十余年中，十六混成旅所以始终能在北洋军阀的重重包围之下，久历艰苦，毫不妥协，一直奋斗到底者，皆得力于这时候的改编。
部队出发之前，我们的十六混成旅各出一混成团，举行秋操。这第十五旅，原由中路备补军改编，在河南招募的补充新兵，分子非常复杂，因此纪律不十分好。又加这一向在外剿匪，一直没有约束，更弄得放荡恣肆了。贾焜亭是新到差的旅长，一时也无从整顿。等到和我们秋操时，不知什么缘故，十五旅竟有几人暗带了真子弹，向我们打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伤人。当即把秋操停止，草草讲评了事。当时情形，至今回忆，犹觉哭笑不得。
我们的部队向汉中开拔，路线是由咸阳经过兴平、武功、扶风、凤翔、宝鸡、秦岭、凤县、风岭、留坝、褒城等地。长安至咸阳，中间隔有一条渭河。渭河两岸都是沙地，夏天大路上不能走车，我们都从高粱地中穿来穿去，寻找小路。当晚就在渭河北岸住宿。这里的河面，水涨时宽可二里许，水浅亦有半里。河水浑浊，很少清澄的时候，这里的渡头名曰“咸阳古渡”。渡河的工具是一种木船，后面没有舵，旁有一个木橛，上套木桨，压水而行，远远看去，宛似菩萨的鞋子一般，这就是这儿渡河的唯一交通利器。时至二十世纪，人家已经用飞机飞船在那里比赛行程速度，而我们的国家，却仍然沿用几千年前原始时代的木船，相形之下，就知道我们民族是怎样的落后了。
我们的部队继续渡河，水手们一面压动木船，口里一面哼着各种古老的腔调。这一个水手哼一声，另外一个水手呵一声，满河里一片哼哼呵呵的呼叫，听来好不热闹有趣。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配合上这种古老的腔调，真可说是古色古香，令人不自觉地仿佛回到几千年前的世界中去了。
过了咸阳古渡，前面一条东西大路，大路以北，是一带望不到头的丘陵。那就是两周的王陵 ( 东周陵在洛阳邙山)。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都在这里。陵园的土壤尽呈黄褐，土质也非常干。
马嵬坡在兴平附近，离咸阳有几十里。史载唐玄宗的爱妃杨贵妃，就是在这里自尽的。坡前面便是她的墓地。墓上生着一片白硷，有些好事的人见景生情，巧加附会，说这种硷土，就是杨贵妃生前所用的脂粉变成，人们吃了，可以医治心口痛、头痛等病。这个谣言一传扬出来，地方上的愚民就络绎不绝地到这儿来焚香礼拜，诚心诚意地把墓上的硷土取回家去，给病人吞服。唐明皇和杨贵妃淫乐败国，有什么值得人民崇拜？又怎会有此灵验？百姓的愚昧，以至于此，是多么痛心的事啊！
前行不远，到马刨泉。相传三国时，关公或张飞所骑的马曾拴于此。因为口渴，无处觅水，马忽以蹄刨地，乃得甘泉。这显然都是后人崇拜英雄，巧加附会的传说。兴平过去是武功。武功过去是岐山。再过去就是凤翔。这一段，直至凤翔，都是缺乏水源、缺乏树木。如果沿路栽树，再将渭河之水引来，那就太好了。此种事清朝时代没有人办，民国以来亦不能办，所做的都是一些破坏的事，要到哪年才能谈得上全国普遍的建设呢？( 听说现在武功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农学院，由王子源先生主其事。王吃苦耐劳，埋头实干，将来定有很大的成就) 凤翔地方整洁，人民殷实。他们衣食丰足，因之文风也很兴盛，弦歌之声，遍地可闻。自我行军以来，像这样的偏僻之地，还很少见过。可是听说不久以后，这里即连年兵燹水旱，匪盗遍地，地方元气大丧。想来那样一个民康物阜的世外桃园，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也一定顿改旧观了。
由宝鸡至凤县，经过历史上有名的秦岭。此为终南山脉，自甘肃入境，绵亘八百余里，有陈仓、太白、商山等高峰。韩愈的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可见其地势的险峻。当天晚上，即在岭上搭帐篷住宿。上山的时候，穿的是夹衣；到了山顶，立刻感到寒冷难挡，改穿棉衣还有些不支。“晚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真是这地方的特殊气候。从这里又过凤岭，上书“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字样，也是险峻之极的地方。距留坝约十余里，有一座紫柏山，留侯祠即在靠大路的边上。昔汉高祖定天下后，大封功臣，其中张良的功劳最大。汉高祖封他许多地方，皆不要，唯独要了这个留坝。这里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贫瘠之极，人都不懂何故。张良说：“我要了这地方，必无人与我相争。”我曾到那儿瞻仰了一番。那地方很僻静。四围都是高山，走到里边，一种幽古的感觉，蓦地袭上我的心胸。我觉着中国的寺院，委实别有一番恬淡闲静的幽趣，是别的任何场合所没有的。后来我每喜欢跑到偏僻的山林古寺里去，度我的读书生活，正是这种时候给我的印象所启发的。留侯祠正殿上塑有张良的泥像，神气活现，不晓得是出诸哪位名家之手。我在徘徊瞻望之余，不禁起了一种景仰之念，遂撰了一副对联用木头镂刻起来(几年后又换了石刻）。其文如下：“豪杰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长芳，想那志士忠臣，千古犹留凭吊所；神山古来稀，设黄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愿作逍遥游。”正殿的左侧，有一股澄碧见底的泉水。听说冬夏长流，永无涸竭的时候。我站在泉边，一面看水中的游鱼，一面却想起两千年前的张良的身世。他本是为韩报仇，愤恨秦皇暴虐无道，才有博浪沙的壮举（今河南阳武县东南有故城，即秦时的阳武城，城南即博浪沙)。后来襄辅汉刘邦，伐秦灭楚，奠定天下。在汉室的功勋，他得算首屈一指。但成功之后，不料他竟然隐遁到深山大泽的地方，富贵荣禄，都弃如敝屣。他的心迹的清澈，实在值得人钦服。与他同国同时的韩信比起来，就另有一番风度了。又在祠的前后观玩一会儿，回到老道的客堂里，吃了一碗素面。临走的时候，给老道丢下三块大洋。老道很客气，送给了我一部《素书》。卷首有宋张商英的一篇序文，说黄石公在圯桥送张良的就是这部《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之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云云。书共六篇：多是一些格言式的处世哲学。张商英并在序文中举例说明，张良相汉高祖，那个策略就是用的书中的那句话。比如张良劝高祖封雍齿，就是用的书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一句。张良辞封三万户，而只要了留坝，就是用的书中“吉莫吉于知足”一句。虽不免牵强附会，但倒颇有趣味。这书流行的不广，所以顺便一述。
过留坝前行，就是汉高祖入汉中后所焚烧的栈道。今此道已无，行旅都改走鸡头关，路极高峻难行。一面高临绝壁，一面下临深沟，从留坝到褒城，尽多这种险道。沿途烟山万重，壑水急流，真是说不尽的万千险阻。这条路上，人烟特别稀少，几乎可以说不见人迹。原因是从前每有军队从这儿经过，就把当地百姓都抓去抬伤兵，抬官长，连门板也搜个精光。弄到后来，百姓们一听说有兵来了，就赶忙向深山里躲避，以消极的坚壁清野的方法，同丘八爷对抗。这次我们的队伍从这里经过，他们闻讯，前两天早就已经躲远了。
鸡头关石门附近有“玉盆”同“滚雪”两个古迹。玉盆是一湾清泉，水色深绿，中有石块，宛如玉盆一般，在石门上游的山谷中。滚雪，据说是曹操当年行军到此，正值大雪，一时不慎，失足从马上跌滚下去。石门穹里面，有隶书的石刻。拓本流行坊间，所谓《石门颂》的就是。
队伍到了褒城，分驻褒城与沔县两个地方。褒城有褒姒庄，即周幽王的宠妃褒姒的故里。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火骗诸侯来博了她的一笑。后来申侯和犬戎攻周，幽王举烽火，诸侯不至，遂因此亡了西周。褒城荒僻之地，竟出了这样一个一笑倾国的褒姒！ 褒城与沔县相距有六十里，其间有个地方叫黄沙。相传就是当年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的所在。我这一路行来，想到当年诸葛亮相蜀伐魏，六出祁山，走的就是这一条路。魏延屡次主张当由子午谷出长安，孔明都不听信。可见从前这一条栈道，一定比较宽敞平坦，不像子午谷的险峻难行。但年代久远，山川变换，情形已大不相同了。
沔县附近有汉丞相武侯祠。我到沔县的那天下午，特地跑到那儿去观光。武侯祠巍峨壮伟，别有一种严肃气象。我到这儿，也撰了一副对联，表示我对他的仰慕。文云：“伊吕伯仲间，岂唯管乐自期，徒夸玉垒经编远；申商名法后，尽遣老韩同传，别觉黉宫俎豆长。”
这里的祠堂庙宇也有道士住守，满身污秽，头发尤其肮脏。和他们谈了一会儿，语言乏味，毫无知识，比起留侯祠的老道，相差远矣。他们倘若也能像留侯祠老道一样，将孔明的文章逸事，印些出来送送游客，那多有意思！ 我打听他们的出身，原来因为生活所迫，找不着吃饭的门路，都是到了三四十岁方半路出家。这就无怪了。武侯祠南面耸立着青葱的山峦，重叠起伏，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定军山。定军山西是武侯的墓址。墓上有两株桂花树，高达六七丈，时当八月，桂花盛开，清风四溢，香达数里之外。武侯祠过去有马超墓，为石头垒成。上面盖土，四近满是正在怒放的金黄色的迎春花，一条有四五尺长，宛如条条彩带。我停足观玩许久，不禁感叹一番。当年曹阿瞒何等雄武，刘备对之俯首，孙权对之震服，不料竟被这位小将杀得割须弃袍，仅免一死！
我们的队伍到了汉中，川变已经平息，原来的任务不成问题了。于是就加紧训练。
那时汉中道道尹姓程，名柯，号叫仲虞，是一位精干而且勤劳的官吏。我去拜会他，从他的公署大门，一直走到后堂，大门外，大门内，每一室，每一房，以至厨房、厕所，都朴素干净。每天都由他监督着打扫。地段上连一根草梢也没有，这使我感到很大的钦敬。道尹本来是清闲的官职，然而他能勤于治事，不安于清闲。由此一点，即可见其精神。陕南镇守使兼第二师师长张钫，这时也驻在汉中。
汉中的风气与长安迥乎不同。汉中的迷信空气，特别浓厚，迎神赶鬼一类的怪事，普遍地流行着。居民门口上十有九家贴着辟邪的神符，大有百鬼临门的情势。有一个名叫菜园子的地方，迷信尤甚，差不多事事问卦、问卜，到了疯狂的程度。听说当年张鲁在此为吏，以鬼神为统治百姓的工具，想着永远过他的为非作歹、穷奢极欲的生活，而百姓不敢指摘反抗。这遗毒至今不灭，使得汉中的百姓，同鬼神结了不解之缘。这种迷信空气，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可以打破。
汉中的农民不论是老是少，每至下田锄地的时候，必都穿着大褂，或是半新的，或是破旧的，但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神态很是斯文，好像小学教员一样。这种风气，别地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来历。汉中以西、以南，随地都是稻田，每年出产的稻米，除了供给本地以外，还可以大量地向外运销。汉中沔县一带出产的银耳，也是当地的大宗收入。这儿的银耳非常驰名，销路特别旺盛，普通都以人工种植。其法是把山上正在生长的圆径一二寸的树木砍下来，截成三尺或六尺长短的木橛，五根七根地架在山谷中间，日头曝晒，又经大雨淋漓，相当的期间之后，就长出银耳。稍加泡制，即以昂贵的价钱销行各地。
汉中有两处富于历史意义的地方：一处是拜将台，一处是汉中王的纪念碑。拜将台，人们大概都晓得就是汉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刘邦将他封台拜将的地方。汉中王碑，是刘备即位汉中王的纪念碑，但可惜碑文早已残缺不全了。
北京帝制的空气，这时已由酝酿而渐成事实。老袁手下的猴子猴孙，用尽了心机，怂恿他早即帝位，以便自己也得封妻荫子，加官进爵。老袁本人，不消说皇帝瘾也早已发作，心里正想着一尝九五之尊的味儿。正在事机微妙的时候，有位美国人名叫古德诺的，发表了一篇中国不适宜于共和国体的妙文。这篇文章，当时的各大报章均经刊载。大意是说，中国的社会人情，极不适宜于共和政体。中国要想走上近代国家的道路，第一是先恢复君主制。并郑重声言，中国如没有大皇帝来管束人民，将会有无穷尽的祸乱出现，永远得不到平静。不晓得这位面包先生，是在美国把自由空气呼吸得厌倦了呢，还是受了丧心病狂的中国官僚的卖弄，竟拿出这样的荒谬言论，来自欺欺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中国不适宜于共和政体的声浪，高唱入云。一些帝制遗孽，便以此为借口，说外国人也主张帝制了，从而推波助澜。一时全国鼎沸，弄得老袁也兀自狐疑不决。平心而论，袁世凯本人，对于帝制这一着，一直是一面酷欲一尝，一面又戒惧审慎，怕着弄不出好来，反把到手的权位，轻轻断送。但自经这番唱和以后，筹安会应运而生；同时袁克定、段芝贵等又假造一份《顺天时报》，上面专刊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每日送给老袁去看，说这就是国内的舆论。如此包围，闭塞老袁耳目，老袁信以为真，他的主意也就渐渐坚定了。
筹安会的主要分子为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严几道六人。那时报章上常常有六君子之称。筹安会成立之后，花样越来越翻新了。北京市上居然有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出现。每个自称为公民的，手里拿着旗帜，大声呼喊着，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日南面正位。连八大胡同的妓女，也组织了请愿团，推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老袁也公然派出代表予以接见。中国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光怪陆离，什么调儿都能弹出来。民意！ 民意！ 多少人都拿钱制造它，来欺害人民，为祸国家，结果自己也葬送了！ 袁世凯原是一个聪明干练的人，若是没有筹安会等一班利欲熏心的家伙，从旁帮同吹捧，他自己恐怕不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来。但反过来说，若是老袁果然真正聪明有为，亦必不致被这些小人所包围。细想起来，老袁毕竟是个糊涂的人！
不久，我在军中便接到段芝贵发下来的《孙文小史》、《黄兴小史》的小册子，里边尽力诋毁中山先生同克强先生。那时每一营发给一百本，每班可分五六本，每天要把它当成正式的功课讲读。我想这大概是北京的一批蠢货们，竭尽了心智想出来的办法。但他们的诡谋是失败的。当时许多官长接到这些小册子，都偷偷地把它烧毁了。虽然有将来考检的命令，但终亦无人理会。我接到了这种小册子之后，一面翻阅，一面不禁无名火起，切齿痛骂段芝贵等的卑劣无耻。他们这种伎俩，事实只有越发增加孙、黄的价值，丝毫不会损害孙、黄等在群众中的信仰。那天我特意召集官长目兵讲话。我说杨度、孙毓筠这些小子们，寡廉鲜耻，卑污下贱，在北京被钱收买，给袁世凯组织了筹安会，扶助他做大皇帝。他们这种办法，不久将要使国家有很严重的祸乱出现。好弟兄们，我们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住的是百姓的。我们决不能随波逐流，违反百姓利益。我们要认清是非，万不能受人家蒙骗。讲完了话，我又招集官民谈论这事。
为提高士兵的精神与认识，以担当来日之大难，这时我特意编了一本叫《精神书》，作为军中训练的规范。这书共分三节，凡八十条。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为学等等。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小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阐发军纪的意义。当时我们军队中的新生命，都渐渐的自此培养出来。后来民国十五年又编“革命精神”一节冠其首，共为四节。
我因为驻在陕南，对于外界的消息十分隔绝，对当时的中国大势尚不能有全貌的认识，于是时时刻刻感到苦恼焦躁。这期间，国际间的风云一天险恶一天，历时数年的世界大战，方在发动。中国在国际与国内的复杂情势之下，究竟将走向哪里去？不消说正是我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正在这时，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件，日本突然向中国提了出来，强迫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这一消息传到了褒城，我周身的血液立刻沸腾。当时我虽欲尽力制止这种感情的冲动，但我二十余年来的军人生活，已造成我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几天连饭也不能下咽。甲午年我随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那时一听见说日本人三个字，我心里就生出痛恨的感觉。庚子年我从保定府跑出来，亲眼看见过日本兵端着枪，拿中国同胞当靶子射击，以为笑乐。那时我恨不能一刀砍死几个，以发泄我胸中的激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使出了这样的毒辣的手段来，要整个地亡我国家，奴我民族，我怎能不悲恸欲绝？从此我决定了两个斗争的目标，时刻地努力不懈： 一个就是要向国内恶势力奋斗，一个就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奋斗。我那时所认定的，是中华民族若想求取生存，不能不打倒国内的恶势力，尤不能不打倒恶势力所赖以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多少年来的历史，已证实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九一八”以后，我所以坚决地主张抗日，正是这种历史过程发展下来的必然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