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论立基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工作与玩乐对立，成果与欢愉对立，劳动与乐趣对立。在一个充斥此类苛刻抉择的世界里，政治、企业、宗教界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强迫或哄诱缺乏纪律的大众，要大众做好必须做却毫无乐趣的角色。这些专门人员称为“技术管理专家”，倒像是没有他们领导，文明就会崩溃。
沙滩排球带来种种无可预测的机会，想不到的致富途径，以及遍及全世界的热潮。但是，由技术管理专家治理的社会，便是由遵守秩序的懒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或发明的。要创新，就要有另一种不同的精神。
玩乐并不仅仅事关游戏。不错，玩乐确是沙滩排球的起源，但也是艺术、科学、仪式行为的起源；它与工作或严肃并非对立，因为它也可以包括这两者。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休桑加曾写道：“我们很难找到比达·芬奇或米开朗基罗更严谨的脑袋。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个精神层面其实出自玩乐的态度。”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发明了玩乐的新规则和新游戏，例如透视和光线的窍门，节奏和韵律的结构，戏剧和隐喻之运用。由此产生了非常了不起的创作。
玩乐的精神引导我们去实验，尝试新的组合，去冒险——有时会导致惊人的成就。但创新本来就不像技术手管理专家所以为那样可以预测或预定。要创新，首先必须有得玩乐。
1973年，丹恩·林奇刚刚履任国际人工智能集团的电脑实验室主管。他负责让各种各样奇怪的外围设备机器人、激光仪、古怪的装置等——相互对话，以及与实验室主脑对话。
他忆述：“有一天，我见到机器人‘晃晃’堵住了我办公室的门口。那是实验室某个同事写了个程式指令它那样做的，他自己则在门外咯咯笑。我必须马上思考怎样指令‘晃晃’走开，而不是把墙拆掉。那一次真好玩。”
“好玩”是林奇口中常讲的一个词。他现在是“网路现金”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专做网上转账所需的“数理身货币”。
互联网络上“Yahoo”网站的创建者是几位爱到处“闲逛”的研究院学生。创始人之一杨致远说：“我当初为网上所有的信息编制索引，纯粹是为了好玩。”他们在玩乐中无意间开拓出辽阔的市场。
五千年前的石器时代，瑞士洼地的妇女很穷，却在她们的织物中织上多种颜色的复杂图案，还用果核来装饰布料。即使是在只能维持最基本生计的经济里，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人类不仅需要实用的东西（在这里指朴素的、没有装饰的布）还需要让想象力获得满足。我们需要学习，需要考验自我，需要发明新的花样。
科学史学家塞里尔·史密斯说：“从历史上来看，有用的材料、机器或方法几乎总是最先出现在装饰艺术品中，并不是为了实用目的而发明出来。”史密斯发现了冶金术的起源：铸造模子是为了制作小雕像，锻接是为了把雕塑的各部分连接起来，合铸金属是为了创造有趣的颜色花纹。玩乐是一种不带实际目的的动力，却从中生出如此实际的用途。
要文明进步而且活力澎湃，须依靠一些特殊的人，也就是以工作为玩乐的人。他们全身投入，反复试验，不断摸索，既创新也求变，成为进步的源泉。
反观技术管理专家的治理之道要求的是秩序，要的是按照指令行事、规避创新的懒人──那种人不敢面对考验，也不敢提出挑战。
其实，企业界有一段时间确实是奖励懒人的：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即使能发现更好的方法，也乐于服从所谓的“最佳模式”。
但这种奖励制度已经崩溃了，一部分原因是：在竞争压力下，各种工作都需要广泛的知识，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富足的社会里，一般人期望从工作中不仅得到金钱，也得到享受：以“艾姆斯氏试验”——这是探测癌症病因非常有用的方法——的发明者布鲁士·艾姆斯为例，他是在细菌中而不是在老鼠身上测试可疑化学物质的，令其他研究者大感意外。他说：“谁会想到细菌可以用来进行与人类癌症有关的研究？这种念头不符合人类的思维。”
当年艾姆斯开始研究这种试验的时候，他甚至并不是在从事他的主要工作。他当时只是在“兼营副业”，藉以自娱。
我在终点等你
有些孩子从不敢想象胜利的滋味。葛瑞特和我让他们知道，就像贴在我卧室墙上海报所说的：“竞赛并非只属于身手敏捷而强壮的人，也属于坚持不懈的人。”
11月一个清冷的早晨，晨光熹微，我走上纽约维拉赞诺一纳罗斯桥的上层车道。桥上交通已封锁，我望着宽广的桥面，心想：“天啊，我是否太不自量力了？”
一年一度的纽约市马拉松赛就要开始，我是第一次参加。全程42．16公里，要跑遍纽约市所有五个区，终点在中央公园。我与阿奇里斯残障人士竞赛会里几名队员一同参赛。我们这组人或拄手杖，或用义肢，甚至坐轮椅参加比赛，需要较长时间跑完全程，所以比别人早出发。
我患有多发性硬化病；那是种神经退化病，医学上查不出原因，也不知如何治疗；更无法预测会有什么症状或什么时候出现症状。我日后也许会失去视力或说话、走路的能力。
15年来，我遵守医生规定，放弃了从事剧烈体力活动的念头。我最花体力的运动就是从我住的公寓来回地下火车站。很幸运，我的情况没有恶化，虽然要靠手杖维持平衡，却仍能走路。
我要再做从前的我，这是我强烈的人生愿望。
我必须立一个目标，一个不惜代价去达成的目标。我决定参加纽约市马拉松赛。
1988年初，朋友听说我想参加赛跑，都笑我。同事管我叫葛瑞特，指的是得到过八次纽约市马拉松女子冠军的挪威好手葛瑞特·怀兹。同事问我，赛跑途中如何使观众不会误认我是葛瑞特，我回答：“很简单，只要挂个牌子，上面写：我不是葛瑞特。就行了。”
因此，现在我戴了一条缀有“我不是葛瑞特”字样的白围巾参赛。
起跑号响了，我们出发。有的人转动轮椅前进，有的人跳跃向前，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几小时后，我们跑了几公里，路旁的观众多了起来。跑了约15公里，男子组领先的跑手赶上了我们。我们离开路面让他们先过去，以免被撞倒受伤。
他们跑远后，女子组领先的跑手又到了，跑在最前头的是葛瑞特·怀兹，动作高雅矫健。我站在边上为她加油。第一批好手过去之后10分钟，惊天动地般跑来了两万人，连路边的人行道也为之震撼。我从没料到这么一大股人潮从面前冲过会令人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此中不知有多少心愿和毅力，而我是其中一分子。
午夜一时五十七分，我终于抵达终点，花了十九小时五十七分钟。我举起右手，振臂高呼，像个沙场胜利者。
我的第一次马拉松是葛瑞特·怀兹的第九次，也是她最后一次得到冠军的比赛。葛瑞特所创造的九胜纪录也许永远无人能打破。我心想，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她了。
五年后，阿奇里斯残障人士竞赛会创办人狄克·特劳姆邀请到葛瑞特来参加年度晚宴，并且安排我坐在她旁边。我们俩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不是特劳姆介绍，我们俩也许会一直静静坐着。真正吓我一跳的是葛瑞特居然知道我是谁。她对有人愿意连续跑二十个钟头十分吃惊，因为她知道跑两小时又二十五分钟已经累得要死。
我们很谈得来，一下子就聊开了。我还戴了那条“我不是葛瑞特”的围巾去，因为本来要在晚宴中说这件事。不过我告诉了葛瑞特另一件事。
我参加马拉松赛的第一年，纽约有家报纸拍下我抵达终点的照片，刊在葛瑞特大照片的下方。第二天早上，我拄着拐杖上了一辆计程车，司机看了看我，就以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说：“嗨，我知道你是谁，今天的报上有你。你是那个赛跑的，赢了马拉松的那个，叫哥蕾德什么。”
我说：“我不是葛瑞特……我是她姊姊。一般人常弄错，以为我是她。”
“是嘛，”他说，“我就看你像极了她。”
葛瑞特觉得这件事有趣极了。那天是我第六次马拉松赛的前几天。她问我，谁在终点记录你的成绩。我告诉她没有人：“我会自己报上成绩，然后领取完成比赛的纪念奖牌。”
葛瑞特说：“我认为终点应该有人在。”接着她说出令我大感意外的话：如果我同意让她来做这项工作，她“深感荣幸”。
我向她直说，我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抵达终点。她说：“多久都没关系。你跨越终线时，我一定在那儿等你。”
不久前我体内长了一个纤维瘤，顶着我的膀胱和脊椎，令我行动时有点不适，这次马拉松我估计要28小时才能跑完。
清晨六时，葛瑞特到了终点线。我朋友告诉她，至少还有一小时我才会抵达，还说我不会有奖牌了，因为有人偷走了一盒奖牌。
“一定要给她奖牌。”葛瑞特说完就奔出中央公园，跑回旅馆叫醒丈夫——他曾参加前一天的比赛。她说：“把你的奖牌给我。有人比你更需要。”葛瑞特拿了奖牌，立刻跑回终点处。
这时我还在几小时路程之外，可是葛瑞特一直耐心等待我到达。我终于转了最后一个弯，进入中央公园，继续跑最后的350米。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有两个人拉着横带站在终点处。接着我看见了等在横带后面的葛瑞特。她认为我在这场赛跑中应该获得与优胜者一样的待遇。
我冲过终点，葛瑞特把奖牌挂在我的颈项。我们互相拥抱，两人都激动地啜泣起来。此后她每年都在那等我。
这几年来，我们常一同前往纽约市各地学校，向孩子说明我们怎样在各自领域内得到胜利。一个谈的是如何努力不懈，如何取得成功或虽败而不气馁，另一个就是我，谈的是如何达到个人的重要目标，获得同样的满足感。
有些孩子从不敢想象胜利的滋味。葛瑞特和我让他们知道，就像贴在我卧室墙上的海报所说的：“竞赛并非只属于身手敏捷而强壮的人，也属于坚持不懈的人。”
我不承认失败
托马斯·沃尔夫
这是写作一本书给我带来的另一个收获，它使我的生命获得那种扩张和发展。我现在已了解到经历过的这一切，我想它们已经提高了我的身份。
一段光辉灿烂的记忆、一种坚强毅力的明证，证明人具有巨大的忍耐和忍受痛苦的能力，不抱怨，而是竭力设法生存下去。
1933年春天，我感到非常疲劳，可是就在那年春天，《斯克里布纳杂志》从我新出版的作品中又选定了三个长篇作为长篇故事在那年的春天和夏天发表。按照发表时的先后次序，它们的名字是：《骄傲的兄弟死神》，这篇东西我想包含了在那个时期以前我所写的最佳作品，《火车和市镇》和《没有门儿》。
这三篇作品的发表也帮助增强了我的信心，为我挣来一点我当时十分需要的现款，也许还帮助让我的名字没有被公众完全忘掉。
可是，我想那一年是我经历的最可怕的一年。在那年结束之前，我由于过分劳累而感到精力不支，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几乎已准备承认失败，承认我的作家生涯已经完结，我已无能完成我已开始的工作了。这是一段黑暗时期。
有时我在写作时，自己便感到毫无希望，不相信我能完成它，心中除了黑色的失望之外，空无一物，可是我仍然写着、写着，我没有办法放弃写作。而且我还觉得，那绝望情绪本身正是一种驱使我前进的动力，使我甚至在没有信心能把它写完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写下去。我还感觉到我在布鲁克林的生活，虽然我在那里实际只呆了两年半的时间，却仿佛已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其间经过了黑暗的海洋的深渊，经过了用一般的小时、昼夜、星期和月份的尺度无法衡量的、无比长远的经历。
人们有时问我在那几年中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问我当时我的生活既然完全沉浸在那个写作和创造的世界中，我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观察，或者注意，或者感觉到，或者去搜集新的经验，或者去了解我周围的人所生活的世界呢。是啊，这可能显得有些矛盾和异乎寻常，但真实的情况是，尽管那几年由于我正为自己的创作这个巨大问题奋斗不已因而终日十分劳苦，但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再没有任何一段时间像在那几年中一样，对一般人的生活那样有着强烈的体会，那样热情、生动、充实地参与，那样丰富，那样带着真诚的同情和理解去实际分享。
我想其中的道理倒并不显得那么矛盾，它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简单得多。首先，那时候我的整个感知系统和创作才智，我的感觉和思索能力，观察的能力——甚至我的听觉，还有更重要的，我的记忆能力——都已达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敏锐和警觉的程度。每当我不辞劳苦地拼命工作一天之后，我的头脑却长时间难以平静，诗歌、音乐、饮酒、读书或其他任何令人开心的事都无法安抚它，使它安静下来。我无法入睡，也没有办法减缓或控制住由这种热情产生的翻滚激动的情绪，由于为这种情况所苦，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我在街上乱串，探索这有着几百万只脚的市镇形成的巨大的丛林和万头攒动的蛛网，慢慢来熟悉我过去从不熟悉的千百种方面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