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的兄弟鲍比强化了乔治早已拥有的永不放弃的坚定哲学。
当密苏里队后卫完成12码球传送后，播报员说：“乔治·希拉特第一次接到球”时，家人正坐在他医院的房里，感到震惊。我们全都看着床，确定乔治是否仍然在那里。后来我们才了解是怎么回事。鲍比也在起跑线上，他穿了乔治的球衣，所以乔治可以一整个下午听到他自己接获六个传球，又做了无数次的抱住、扭倒。
他为了克服单调，那天特地按照鲍比教他的照做一遍——总是有方法的。
1948年，在他踏到生命铁钉之后，乔治注定要在医院度过后来的三年。1949年，是扁桃腺炎，就在他将为费尔·哈里斯试唱之前。1950年，是全身40％的三度灼伤以及肺衰竭。他的命是我的兄弟亚伦在一次爆炸中，把自己丢向乔治，扑灭他身上的火而救回的。亚伦自己受到严重烧伤。
但是，屡次排练过后，乔治却更坚强地回来，而且更确定他自己克服障碍的能力。他曾说到，如果一个人只顾着看路障，那他就看不到目标了。
配备了这些精神上的天赋以及灵魂的笑声，他进入了演艺圈以及改革后的电视界，借创作一些节目，诸如《忍不住的笑》与《美国喜剧奖赏》等，而且以山米·戴维斯二世这一个特别人物，赢得艾美奖。
他曾被放在熔炉里慢慢锻炼，最后伴随着钢铁般的灵魂出来，用它来强化并娱乐一个国家。
正视困难
在一件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放弃。人的智慧总是这么奇妙，也许就在下一分钟，你就会想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绝妙主意。你和困难就像两个势均力敌的对峙者，谁也无法预料最后的失败者究竟是谁。
卡瑞尔是个聪明的工程师，他开创了空调制造行业，现在是世界著名的卡瑞尔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在纽约的工程师俱乐部共进午餐时，他亲口告诉了我这个办法。
“年轻的时候，”卡瑞尔先生说，“我在纽约州水牛城的水牛钢铁公司做事。有一次我要去密苏里州水晶城的匹兹堡玻璃公司的下属工厂安装瓦斯清洗器。这是一种新型机器，我们经过一番精心调试，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机器总算可以运行了，但性能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指标。
“我对自己的失败深感惊诧，仿佛挨了当头一棒，竟然犯了肚子疼，好长时间没法睡觉。
“最后，我觉得忧虑并不能解决问题，便琢磨出一个办法，结果非常有效，这个办法我一用就是30年，其实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其中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我坦然地分析我面对的最坏的结局，如果失败的话，老板会损失两万美元，我很可能会丢掉差事，但没人会把我关起来或枪毙掉，这是肯定的。
“第二步，我鼓励自己接受这个最坏的结果。我告诫自己，我的历史上会出现一个污点，但我还可能找到新的工作。至于我的老板，两万美元还付得起，权作交了实验费。
“接受了最坏的结果以后，我反而轻松下来了，感受到许多天来不曾有过的平静。
“第三步，我就开始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改善最坏结果的努力中去。
“我尽量想一些补救办法，减少损失的数目，经过几次试验，我发现如果再用5000元买些辅助设备，问题就可以解决。果然，这样做了以后，公司不但没损失那20000美元，反而赚了15000元。
“如果我当时一直担心下去的话，恐怕再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忧虑的最大坏处，就是会毁掉一个人的能力，忧虑使人思维混乱。当我们强迫自己接受最坏的结局时，我们就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集中精力解决问题的地位。
“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由于那种办法十分有效，我多年来一直使用它。结果，我的生活里几乎很难再有烦恼了。”
为什么卡瑞尔的办法这么有实用价值呢？从心理学上讲，它能够把我们从那个灰色云层中拉下来，使我们的双脚稳稳地站在地面上。假如我们脚下没有坚实的土地，又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呢？
在一件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放弃。人的智慧总是这么奇妙，也许就在下一分钟，你就会想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绝妙主意。你和困难就像两个势均力敌的对峙者，谁也无法预料最后的失败者究竟是谁。
不屈不挠的米契尔
在遇到不幸的时候，我们不要一味地抱怨命运。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比我们更不幸的人，而且他们比我们表现得要好上几十倍。我们要知道，是什么能让他们如此坚强？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信心；另一方面，是对人生的态度；第三个原因，是他们不愿对命运低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难道不是勇士的行为吗？
米契尔曾经是一个十分不幸的人。由于一次意外事故，他身体65%以上的皮肤烧坏了，为此他动了16次手术。
手术后，他无法拿起叉子，无法拨打电话，也无法一个人上厕所，但以前曾是海军陆战队员的米契尔，从不认为他被打败了。他说：“我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之船，我可以选择把目前的状况看成倒退或是一个新起点。”六个月之后，他又能开飞机了。米契尔为自己在科罗拉利业买了一幢维多式的房子，另外还买了房地产，一架飞机及一家酒吧。后来他与两个朋友合资开了一家公司，专门生产以木材为燃料的炉子，这家公司后来变成佛蒙特州第二大私人公司。
在上述意外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年，米契尔所开的飞机起飞时又滑出跑道，把他胸部的20块脊椎骨全压得粉碎，腰部以下永远瘫痪！“我不解的是为何这些事老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到底造了什么孽，要遭到这样的报应？”米契尔说。
米契尔仍不屈不挠，日夜努力使自己能达到最高限度的独立自主。他被选为科罗拉多州孤峰顶镇的镇长，从此致力于保护小镇的美景及环境，使之不因粗暴的开采而遭受破坏。米契尔后来还竞选国会议员，他用一句“不只是另外一张小白脸”的口号，将自己难看的脸转化成一项有利的资产。
尽管面貌骇人，行动不便，米契尔却坠入爱河，且完成终身大事，也拿到了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并继续他的飞行活动、环保运动及公共演说。
米契尔说：“我瘫痪之前可以做一万件事，现在只能做九千件，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我无法再做的一千件事上，或是把目光放在我还能做的九千件事上，告诉大家我的人生曾遭受过两次重大的挫折。如果我能选择把挫折拿来当成努力的借口，那么，或许你们可以换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一直让你们裹足不前的经历。人可以退一步，想开点，然后你就有机会说：或许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遇到不幸的时候，我们不要一味地抱怨命运。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比我们更不幸的人，而且他们比我们表现得要好上几十倍。我们要知道，是什么能让他们如此坚强？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信心；另一方面，是对人生的态度；第三个原因，是他们不愿对命运低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难道不是勇士的行为吗？
我的面前没有高山了
威塔格是怎么想的呢？不久前医生还说，如果他不放弃登山他很可能一命呜呼。他只说了一句话：“感谢上帝，我的面前没有高山了。”
1999年5月27日，尼泊尔当地时间早上7点，英国人汤姆·威塔格实现了他一生的梦想。经过8个小时使人精疲力竭的攀登，越过危机四伏的岩石和冰层，威塔格登上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威塔格1979年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右脚和膝盖，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峰的残疾人。
珠穆朗玛峰天地相连，时速161公里的狂风劲吹，气温能降至零下96摄氏度。但是对激情满怀的登山者来说，登上珠峰是冒险的最高奖赏，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
敢于登珠峰的登山者要面对一系列危险：被寒冷冻伤、被太阳灼伤、被雪的反射光刺成雪盲；呼吸寒冷空气能造成剧烈的咳嗽，再加上珠峰固有的危险：流冰、深不见底的冰缝、残酷的寒风雪等。看来所得到的奖赏并不值所冒的死的危险。然而，自从1920年早期欧洲远征队创下首次登顶纪录后，登顶的人从未间断过。每30个登山者中就有一个永远长眠在山上。
1979年车祸之后，医生们截去了威塔格的右脚，但这没有动摇他成为世界级登山者的决心。49岁的威塔格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名登山向导训练教练。威塔格在车祸后借助于假肢坚持登山。是什么激励他去攀登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高峰呢？威塔格这样说：“为什么有人要跑马拉松或打橄榄球？就是要逼自己向一个更高更大的目标前进，能不能实现你自己并不知道。”1989年，威塔格到达珠峰7300米的高度，但是由于一场暴风雪被迫退回大本营。1995年，他又去了珠峰，这次他到了8382米，但是他的身体在残酷的高山反应下垮掉了。
1999年初的这次登顶成功则是威塔格第三次冲刺珠峰。
攀登珠峰最大的困难在于它的高海拔所导致的缺氧，登山者会得高山病，如脑水肿、肺水肿，这两种病足以置人于死地。但有趣的是，常常给登山者作向导的当地舍巴人却几乎不得高山病。科学家认为当地人携带了一种基因能有效地利用氧气。专家们认为挑战珠峰最好的训练方法是持续不断地攀登高山10～15年，真正获得在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的严酷自然条件下生存的经验。
威塔格第二次登顶失败之后曾对记者说：“登山并没有升学那么难，大多数人都认为两次登珠峰足矣，但有人对我说，三次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所以我决定再去试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威塔格的历史性攀登就像是一部惊险的影片，刚到大本营，时速161公里的风暴就摧毁了2号和3号营地的帐篷和设备。设立此营地是让登山者休息，以适应当地的缺氧环境。后来威塔格又掉了队，一种感冒状的病毒使他虚弱得难以前进。几天后有些恢复之后，他到了4号营地，这里被称做“死亡地带”。此时他的3个伙伴安格拉、杰里斯和汤米只登上了珠峰的南峰——比高峰低374米，狂风就迫使他们下撤。威塔格此时得了高山肺水肿，不得不从4号营地下撤到2号营地。基地医生用无线电通知他撤到大本营治疗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威塔格决定抓住攀登珠峰的最后机会。1999年5月24日早晨6点，威塔格、朋友杰夫和4个舍巴人出发登顶，3个难熬的日子过后，他和朋友杰夫登上了8848米顶峰。
威塔格是怎么想的呢？不久前医生还说，如果他不放弃登山很可能一命呜呼。他只说了一句话：“感谢上帝，我的面前没有高山了。”
孩子，我相信你
可是有一点我一清二楚：莫特当年的义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到底还是美好的。
我取出学校职业介绍组给我的那张卡片，递给洛杉矶农夫市场莫特小吃店柜台后面那个红光满面的高个子。我还没开口，他就已皱起双眉摇头。
“这个工作很辛苦，中学生应付不了的，”他说，“我需要的是高大强壮的人。”
那时我16岁，样子看来比实际年龄还小一点，身高则只有一米五。“去年夏天我在夏令营里也做过洗碗碟的工作，”我说，“我不怕热水，不怕脏盘子，也不怕搬重东西。”
“但我们的确想找个比较高大的，”他说，“孩子，你去找份轻松一点的工作吧。”
那时是1957年9月，我们全家不久前才搬到加州。我父亲本是制金属薄板工人，但由于在本地工会里没有工作记录，暂时只能打零工，每星期能工作两三天就算是运气不错了。我们家的小量积蓄早就用光了，我是家里五个孩子的老大，也是唯一有能力赚钱帮忙养家的。我曾去零售商店找工作，但因为没有本地人推荐，店主不放心让我经手现金，没雇用我。
“不如这样吧，”我说，“你就试用我几天，到星期六，要是不满意，可以把我撵走，不必付工钱。”
那高个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点了点头。“我名叫莫特·鲁宾。你呢？”
我于是放学后就来莫特小吃店工作。用过的碗碟、托盘、锅子、平底锅等源源不绝送到我面前的洗涤槽，我忙个没完。第一天下班，我的两条腿都因为连续站了四小时而酸痛难当。
星期六小吃店快要打烊时，我疲惫不堪，心里患得患失，不知道莫特会不会付我工钱。不久，莫特叫我到前面去。“学校给你的那张卡说这份工的工钱是多少？”他问。
“最低工资，一小时一美元，”我低声回答。其实，再少一点我也愿意接受。
“你这么勤快，这可不够，”莫特说，“我就给你一点二五美元。”
几星期后，我对莫特的身世知道了一些。他比我父亲年长几岁，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儿。店里闲一点的时候，他常给我讲一些他从前当兵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曾在新几内亚一场恶战中头部受重伤，几乎送命，疗养了好一段时间才复原。
星期天小吃店不开门，因此每个星期六晚莫特都叫我把卖剩的汤倒在一个大罐子里带回家去。那是火鸡肉浓汤，汤中有米饭和蔬菜，可以当饭吃。对我们这个穷苦家庭来说，这算得上是美食了。
我父亲通常逢星期六就开车来接我，因为提那罐汤骑脚踏车太困难了。有一个星期六，他让我自己开车。
下班后，我开车回家，把车停好。我捧着那罐汤走过草坪，经过客厅的窗户，往屋里一看，手里那罐汤几乎掉了下来。有个秃头大个子正以轻蔑语气斥责我父亲。我的弟妹都给吓得呆若木鸡，父亲脸色灰白，妈妈在啜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