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二战中的谍海风云
二战前线敌我双方浴血厮杀，情报战场亦是硝烟弥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一批身怀绝技的神勇间谍，“拉多小组”、“剑桥五杰”、克劳斯·福克斯……他们把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机密源源不断地发往莫斯科的同时，把英、美原子弹研究的核心机密也泄露给了苏联，成就一段段最精彩的谍海传奇。
第五章 无所不能的“拉多小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内瓦活跃着一个著名的间谍网络——“拉多小组”，向苏军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有力地帮助了苏联赢得苏德战争的胜利。德军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感叹，当时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任何战役行动计划还未打印成文字之前就被出卖给了敌人。而苏军总参谋部甚至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首先是在瑞士日内瓦赢得的。
魂牵梦萦莫斯科
拉多·山多尔，匈牙利人，189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名门望族家庭。据说他6岁的时候看到一幅俄国地图，面对如此广袤无垠的国土，他心中便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长大以后，一定要到俄罗斯看看。从此，俄罗斯大地成为他魂牵梦萦的地方。由于从小喜欢地理，日后他成了一位极具天赋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
读大学时，他学的是法律，精通匈、德、俄、英、法五国语言。后来，拉多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阅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随着对马列主义的逐渐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更令他向往，去俄国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了，他迫切地想知道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的奥匈帝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彻底崩溃，匈牙利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匈牙利也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3月21日，在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下，由匈牙利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组织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岁的拉多·山多尔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身创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参加了红军，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成了匈牙利红军的政治委员，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计划，但是却受到协约国的军事进攻。当时的匈牙利红军在抵抗协约国进攻中曾经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共产党在内政上采取的镇压措施引起了人民的反对，导致军事斗争最后失利。革命失败后，拉多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被迫流亡国外。
拉多流亡国外时，在大学里学的法律用不上了，他就改学自己一直喜欢的地理，凭着自己丰富的地图地理知识，先后在柏林、巴黎等地开办新闻社。
希特勒上台后，拉多和他的新闻社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发表了大量揭露德国***野心的图文。**德国甚为恼火，希特勒曾公开点名指责新闻社是第三帝国的公敌。**报纸也对新闻社进行了围攻。
拉多担任过巴黎地理学会专业刊物的编辑，经常为各种刊物撰稿，为报刊绘制形势地图。他参加了《苏联世界大地图》的绘制工作。在地图的绘制过程中，他发现缺失很多确凿的材料，而要找到准确的资料只能亲自去莫斯科。1935年，拉多作为独立新闻社的负责人，前往苏联收集业务资料。
在莫斯科，他遇到了一位匈牙利同行。这位匈牙利人说，他认识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在他那里能搞到不少有用的资料，于是拉多和这位同乡一起拜访了苏军总参谋部。其实这位苏军军官是一个搞情报工作的，他也知道拉多新闻社的情况，并对拉多的工作表示赞赏。苏军情报部门希望能与拉多合作，共同为反***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拉多当时并不清楚苏联人的具体打算。后来，他又去了一趟苏军总参谋部，并会见了情报部部长乌里茨基。拉多与乌里茨基谈得很融洽，双方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基础。几天后，乌里茨基亲自拜访了拉多，向拉多摊牌，邀请拉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服务。最终他们达成了协议，拉多成了一名苏联间谍。
乌里茨基认为新闻社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要求拉多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站，从事搜集秘密情报的活动。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他们商定情报站设在比利时或瑞士。
1935年12月，拉多结束了独立新闻社在巴黎的业务，前往布鲁塞尔，但布鲁塞尔的警察总监坚决不同意新闻社在比利时开业。于是，拉多按第二方案去了瑞士，同样遇到不少麻烦。面对许多苛刻的条件、预料不到的困难，拉多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足智多谋的应变能力。1936年5月，拉多终于办完了一切手续，得到了在日内瓦的3年居住证，获准在日内瓦经营新闻图片社，同时还领到了妻子和岳母的入境签证。
1936年8月，新闻图片社正式开张，地址在日内瓦洛桑街113号。这是一幢六层公寓，拉多在里面租了四间房子的一套单元。新闻图片社的全部业务，包括草图的设计、地图的绘制和说明文字的编写都在这里进行，工作人员只有三名：拉多和他的妻子及一名制图员。此外请了一个会计，隔一段时间来整理一下账目，登记造表。新闻图片社的业务主要是绘制、出版政治、经济形势图，客户对象主要是报刊、图书馆、大学的地理系、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大使馆，流亡在日内瓦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曾来新闻图片社订购图册。
1937年6月底，拉多·山多尔按照苏联总部的安排，前往巴黎与总部代表见面。在指定的地点他们用暗语接上了头。来人自称柯里亚，根据总部的指示，今后拉多将由他领导，联络地点在巴黎。1938年4月，柯里亚突然出现在日内瓦拉多的工作室，这是极少发生的事情。柯里亚告诉拉多，总部已任命拉多为瑞士情报组组长，今后拉多将独立开展工作，他是来向拉多告辞的。
拉多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柯里亚奉命调回莫斯科，回去不久就被肃反枪决了，据说，他本人曾有预感，回去后很可能会被逮捕，可是他是一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去。
柯里亚临走前给拉多介绍了一个叫奥托·平特尔的人，此人代号是“派克博”，职业是国际社会主义新闻社的社长，在瑞士政界、外交界和新闻界人脉甚广。他是拉多情报网的第一个情报员。此时，拉多自己也建立了几个情报来源点。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拉多情报小组成员还有：埃德蒙·哈麦尔和奥利加·哈麦尔夫妇。埃德蒙是一位无线电技师，在日内瓦开了一家附设修理部的无线器材店。此外，还有亚历山大·金·富特和克里斯蒂安·施奈德（代号“泰勒”），施奈德有个“露西”情报小组，也一起划归拉多领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到一年的时间，德军侵占了大半个欧洲，希特勒下一个目标是谁？拉多把情报搜集的重点放在德军的动向上。此时，拉多·山多尔已建立了两条与莫斯科联系的通信线路。埃德蒙和妻子从日内瓦发报，亚历山大·富特在洛桑工作。这样保证了拉多与莫斯科的联系畅通无阻。6月6日，拉多向苏联发出了警告：根据派克博在日本大使馆获悉的情报，德军结束西线战事后，将对苏联采取行动。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拉多小组数次向莫斯科提供情报，预告德军将要进攻苏联，并把德军兵力数量、兵力部署、德军进攻乌克兰的路线等都摸清楚了，甚至把德军发起进攻的准确时间都预报给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德军谍报局的监听站检测到了拉多小组的电台电波，只是一时无法确定电台的准确位置。由于长期监控，德军监听员甚至获悉拉多小组无线电发报员的手法及其呼号。1941年6月，德军监听站还破译了几封电报，而这些电波均来自中立国瑞士。
1941年6月16~17日夜间，德国的克兰采监听站发现一个不明身份的无线电员两次以同一密码通信出现。克兰采监听员与布列斯特监听员通话后，判定出电报信号来自日内瓦湖地区。根据呼号特点，德国电报专家断定此人以前也出现过，但出现次数不多。
18日清晨，德军译码局局长吉列将军，盖世太保头目米勒和帝国安全总局情报处长、党卫军将军瓦德尔·舍连别格都接到相应的报告，知道日内瓦出现神秘的无线电谍报员。因为没有密钥，德军电报密码专家也无法解读电文。党卫军将军舍连别格凭直觉判断，间谍电波如此活跃并非偶然，可能与德军即将袭击苏联有关。
舍连别格这个推测是正确的，拉多小组当天发来的一封译电放在了苏军情报部长戈利科夫的办公桌上：德国军队正向苏德边界增兵，并完成了从希腊向波兰的兵力投送。战争将在6月22日爆发。
4天后，6月22日黎明时分，希特勒军团越过了苏联边界。
了不起的“露西”
通过施奈德的情报渠道，拉多小组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露西”。正是因为有了露西的帮助，拉多情报小组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最有效、最隐蔽的情报组织。
拉多领导的拉多小组情报网，在战时究竟给莫斯科提供了多少情报？这些情报是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搞到的呢？这些问题至今恐怕都很难彻底说清楚。但可以肯定，拉多情报小组由于有了露西的加盟，得以在战争期间向苏联提供大量有关德军动向的情报，从而为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露西”这个名字是拉多起的，意思是情报来自卢塞恩。露西不仅仅指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情报网络。这个情报网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鲁道夫·罗斯勒，另一个是卡雷尔·赛的拉切克。鲁道夫·罗斯勒和克里斯蒂安·施奈德早在1935年就相识，当时同在瑞士国际劳动局工作。早在柏林时，鲁道夫就与德国外交部和军界的高级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
鲁道夫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小城市考夫博伊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7岁的鲁道夫参军走上了战场。战争结束后，他转业做了一名记者，在奥格斯堡做过报纸编辑。他原在柏林工作，**上台后他到了瑞士，开了一家书店。此人神通广大，与瑞士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瑞士军队总参谋部还发给他一个特别证件，上面写着“请各机关和个人给鲁道夫以援助，以便完成使命”。
有人说鲁道夫是一个情报分析奇才，他的大脑就像个档案库，能在瞬间提供有关德军的详细情况。后来事情败露，鲁道夫遭到逮捕，瑞士警方在他的房间搜出近两万张资料卡片。鲁道夫在法庭上承认，这些卡片经过他的分析，可以变成第一流的情报。审问中鲁道夫交代，他的情报除了自己搜集的以外，主要来源于卡雷尔·赛的拉切克，这是一名捷克情报军官，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在瑞士活动。赛的拉切克的情报源于德军最高统帅部，他同那里的不少持不同政见的德国军官关系密切，这些人正在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并及时向他提供了大量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机密情报。
经过七八年的苦心经营，到1942年前后，拉多情报小组已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链式谍报网：柏林情报源—鲁道夫—施奈德—赛的拉切克—组长拉多·山多尔—莫斯科。通过这根秘密链条，大量重要情报从柏林流向苏军情报部。
鲁道夫是一个间谍天才，非常善于组织搜集重要的机密情报。除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渠道外，在德军其他重要部门，他还有4名重要间谍。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的材料，这些人很可能包括：德军总参谋部少将汉斯·斯特，他于1944年7月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事情败露后，与自己的上司、海军中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以绞刑；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的汉斯·吉泽乌斯；反对派保守党领导人卡尔·哈德勒，谋杀希特勒未遂后也被处以绞刑；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弗里茨·别特策利上校。
莫斯科多次要求拉多·山多尔查明被招募间谍的真实姓名，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了解情报员的身份，以证明情报的真实性。拉多向莫斯科报告说，要搞清露西情报网柏林情报员的真实身份不太可能。比如，鲁道夫同与他直接联络的人严格约定，彼此不得直接见面，发往莫斯科的一切联络信函中柏林情报人员均用假名等。听了拉多的汇报，苏军总参情报部才决定“暂停身份验明工作”。
渊博的地理地图知识、敏锐的分析能力，也使拉多·山多尔在看似平常的事情中发现重要的情报。一次，德军某部给新闻图片社寄来一个紧急订单，要他们绘出大幅地图后，找出去某地区的最佳路径，并在图上注明。拉多一看就知道这是为某个战役做准备，于是电告莫斯科总部，告知德军这支部队可能要进攻苏联某个地区。后来，苏军预先在那里进行了埋伏，有备而战的苏军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又有一次，拉多·山多尔在制作某份地图时，发现对方对某个并不太重要的地区十分关心，隐约觉得那儿肯定有什么问题，于是电告莫斯科，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苏联方面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苏军准备空降的地方，看来内部有人告密，于是撤销了计划，苏联情报部门经过调查，挖出了隐藏在内部的一名德国间谍。
拉多小组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替苏联搞到不少有关制造原子弹的情报。早在1942年中期，拉多·山多尔的情报网收到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秘密电报。电报上写道：“莱比锡的海森堡教授正致力于铀链式反应分裂出原子能用于军事的专题研究。查明什么方法可实现铀元素链式反应、铀同位素的分裂和获得大量镤的方法，搞清海森堡在何处、哥本哈根博拉实验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名单。”
一个月后，拉多给莫斯科回电：“通过皮埃尔已查明，用中子轰击同位素铀235可使这种原子核爆炸，并发展到3至4个能量单位。它们落在同位素铀235新核子上，又会发生新的爆炸。这些连续爆炸被称为链式反应。”
7月初，拉多再次向莫斯科报告：“莱比锡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已不再进行铀原子轰击试验，因为德国人已不信任他，并把他排挤到独立研究的大门外。这项工作已交给物理学家季赫茨。巴黎的乔利奥教授和其妻子正在夜以继日地研究原子分裂问题，苏黎世的海尔鲍教授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
此外，拉多还得知德国人试图用铀浓缩方法提高各种爆炸物的威力，德国人正在巴黎进行回旋加速器的试验等情报。拉多还告知莫斯科，德国人不会造出原子弹。证据是，美国原子计划策划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斯·贝特认为：德国科学家在核研究领域并无多大成就。德国人想建核反应堆，但在1945年之前他们只能艰难地走过一半的路程。
二战刚开始不久，拉多决定必须自己拥有一部电台，便于直接与莫斯科联系，他吸收了一位22岁的意大利姑娘玛格丽特·博利作为小组的联络员兼报务员。并指示在日内瓦的小组成员、无线电技师埃德蒙为玛格丽特组装一部电台。
整个二战期间，拉多·山多尔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几乎每天都要同小组成员碰面，对各类情报进行分析综合，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尤其在苏德战争前后，苏军总参谋部迫切需要有关德军东线兵力部署、德军作战计划等方面的秘密情报。小组几部无线电台每天都要发报几个小时。发报时间越多，被德军发现的几率就越大，自然危险也大，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顾不上个人的安危，必须加紧工作。
由于拉多小组预先获得德军行动的准确情报，苏军最高统帅部知彼知己，制定出斯大林格勒合围德军的计划，最终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33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做了俘虏。此战后，德军元气大伤，苏军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但希特勒不甘心失败，调集了90多万大军，2000多架飞机，1万多门大饱，准备在库尔斯克与苏军再度决战，以夺回战场主动权，这就是德军所谓的“城堡”行动，即库尔斯克会战。在库尔斯克战役前夕，拉多小组高速运转，通过各种有效的渠道，不仅了解到德军详细的作战计划，而且知道德军进攻的时间，知道德军在什么地方强渡第聂伯河。甚至连德国最新“虎”式坦克的生产量，以及投入东线作战的日期都弄到手了。此外，拉多小组还查明了德军飞机生产能力、飞机产量、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这些珍贵的情报对苏军赢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此役，德军损失了50多万人，1500多辆坦克，3700多架飞机。**德国从此一蹶不振，开始走向彻底失败的道路。
1944年7月20日这天，希特勒在他的大本营内召开会议。希特勒正在侃侃而谈，施陶芬贝格上校坐在希特勒身边，趁人不注意将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会议桌下，然后悄悄地离开了元首大本营。随着一声巨响，会议室的墙壁和窗户被炸毁。可是，希特勒却像幽灵一般逃出了死亡陷阱，只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成轻伤。
这起刺杀希特勒的事件就是拉多·山多尔小组一手策划的。
刺杀希特勒的施行者施陶芬贝格上校曾为拉多小组提供了不少机密情报，间接接受日内瓦拉多·山多尔的指示。当时，拉多获悉德军一些上层军官对希特勒的愤怒已达到极点，于是指示施奈德掌握的“露西小组”，在能够接近元首的军人中物色勇士，寻找机会干掉希特勒。德军反希特勒的高层军官受到“露西小组”的影响，经过精心策划，开始采取行动。而有些“露西小组”的成员，比如汉斯·斯特少将、施陶芬贝格上校直接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对拉多小组在二战期间发挥的巨大作用，苏军总参情报部是这样评价的：“拉多小组的情报网广大无边、能力无限。”
拉多·山多尔领导的情报网，仅仅在1942年就向苏联发出了800多封密码电报，大约1100页。1943年1月1日至6月15日，苏联情报机构从拉多那里获得了750封电报。在1942～1943年间，拉多·山多尔情报小组向苏联人提供了3000多页机密文件。拉多·山多尔还创造了一项奇迹：二战中几乎所有大一点的间谍网都遭到破坏，而拉多·山多尔是唯一活到战后的大间谍。
活到战后的大间谍
拉多情报小组的无线电波时而从日内瓦出现，时而从洛桑出现，当时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瑞士的各大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日内瓦湖法国一侧出现了装有雷达探测器的汽车。据称，是德国人在寻找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电台。日内瓦的居民们也议论纷纷。拉多读了这条消息心神不安，心里完全清楚德国人是冲他们来的。但拉多他们没有停止工作，只是通知小组成员保持高度警惕，尽量减少每次发报的时间。
通过反复监听，德军谍报局发现有3部电台与外界保持着频繁联系，并基本确定了电台的位置，其中日内瓦有两部。德国党卫军舍连别格将军准确地推测到，这些电台是在为莫斯科工作，他决心一定要消灭这个“红色三套车”。
1943年8月，应党卫军舍连别格将军个人邀请，瑞士警察总头目毛勒出访柏林。舍连别格将军把活跃在瑞士境内的3个电台的资料摆到毛勒面前，要求他尽快破获。
二战期间，瑞士恪守中立，战时希特勒对瑞士中立国的地位基本上还是尊重，舍连别格接待毛勒时也算彬彬有礼，但对间谍电台这件事上态度十分强硬。他威胁说，如果这些无线电台继续在瑞士活动，将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瑞士的中立国地位也将受到威胁，而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瑞士负责。
瑞士方面妥协了，决定协助德国摧毁地下电台，瑞士警方决定由特雷尔中尉负责侦破工作。9月9日，多部车载探测器出现在日内瓦的大街小巷，结果他们发现了新的无线电信号。经过跟踪监测，渐渐把目标锁定在佛罗里桑大街的一所住宅里，身份不明的无线电波正是从那里飞向天空的，而这里就是拉多小组重要成员、无线电器材店老板埃德蒙夫妇的住处。
瑞士警方没有马上动手抓人，以免打草惊蛇，只是把埃德蒙夫妇的住宅严密监控起来，等到破获了其他两处电台，再开始统一行动。
9月25日，玛格丽特的电台方位也被瑞士警方测定，同样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尽管警察做得非常隐蔽，玛格丽特还是发现屋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大门也有人看守。她赶忙向拉多汇报了情况。拉多命令她立即停止发报，同时指派埃德蒙前往玛格丽特的住宅，取走了电台。后来，警方在埃德蒙夫妇的无线电器材店里发现了玛格丽特的电台。
10月10日，拉多·山多尔向莫斯科汇报了发生的情况，建议改变电台的工作时间和使用波长，但这份电报被盖世太保破译了。
10月13日24时，到了与莫斯科约定的联系时间，奥莉加开始发报。警察破门而入，冲进了他们的房间，警察缴获了一架刚刚发完电报的电台，几封电报稿和密码簿。与此同时，警察包围了埃德蒙夫妇的住宅，从他们家里搜出了两部电台，其中一部是从玛格丽特家里转移过来的。警察冲进玛格丽特的住宅时，她没在家里。最后警方在她的情夫、盖世太保秘密间谍汉斯·彼德尔斯的床上抓到了她。
11月20日午夜，无线电员亚历山大·富特正在接收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突然，十几个警察破门而入。紧急状况下，富特非常镇静，他在蜡烛上烧掉了电报稿，砸坏了电报机。被捕后，警察对他进行审讯，富特说自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与拉多他们毫无关系。警察找不到证据，只好释放了富特。随后西西及丈夫鲍威尔、鲁道夫和其他几名情报人员都先后被捕，“拉多小组”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在抓捕拉多情报小组成员的行动中，瑞士出动了70多名警察和大批警犬，日内瓦警察局局长亲自坐镇指挥，宪兵司令和瑞士警察总局政治处处长协助其工作。
瑞士联邦安全局长罗热·马松上校向舍连别格少将通报说，瑞士政府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当时，**德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瑞士人清楚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谁了，因此，他们也不想过分得罪苏联、英国和美国，免得把关系搞僵。所以，时隔不久，瑞士警方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条件只有一个：不得离开瑞士，随时等候法院的审判通知。
1945年10月22日，伯尔尼军事法庭以拉多小组对德国实施非法间谍活动为由审理此案，施奈德被判蹲狱一个月，鲁道夫·罗斯勒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直到1947年10月，日内瓦法庭对拉多小组间谍案进行开庭审理，拉多·山多尔缺席被判处一年监禁，并被勒令十年内禁止访问瑞士。与其一同受审的还有无线电员富特、埃德蒙夫妇以及玛格丽特。
拉多小组遭到毁灭性打击时，拉多·山多尔却幸运地逃脱了追捕，在瑞士藏了起来。1944年9月，拉多与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取得联系，在一个法国少校的帮助下，搞到了法国游击队给他们的证件。9月24日，拉多和妻子叶琳娜逃往刚从德军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
1944年10月26日，拉多·山多尔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外交使团。在这个使团里有一个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特工，他立即向莫斯科汇报了拉多的情况，莫斯科方面指派亚历山大·诺维科夫中校与拉多保持联络，帮助拉多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诺维科夫一点儿也不知道拉多小组的情况，对拉多夫妇根本不关心。拉多·山多尔开始以为苏联情报部门会像对待英雄一样迎接他，然而却遭到如此冷遇，心里感到非常失落。
一天，拉多在使团驻地的走廊上遇见了自己的部下亚历山大·富特，原来富特也归诺维科夫联系。但是，诺维科夫没有在他面前提起过富特，这自然引起了拉多·山多尔的警惕。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人不信任他。更令他痛苦的是诺维科夫收走了他的个人证件，只给他一个名为伊格纳季·库利舍尔的苏联公民遣返证书。1月8日，拉多·山多尔带着这个证书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亚历山大·富特也乘同次航班飞往莫斯科，他们坐在不同的客舱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军官监视着他和富特的一举一动，拉多浑身感到不自在，心里很不舒服。
早在1942年5月，苏军情报部长普伊利乔夫中将亲自给拉多小组发了一封电报，对他们在战争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声称，苏联最高统帅部将授予拉多·山多尔列宁勋章，给亚历山大·富特颁发红旗勋章，埃德蒙夫妇颁发荣誉勋章。然而到了莫斯科后，等待拉多·山多尔的不是勋章，也不是鲜花，而是手铐。
1946年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以间谍罪判处拉多·山多尔十年监禁。理由很简单，苏联内务部怀疑拉多领导的瑞士情报网已经被西方情报机构渗透，那么拉多也就成了西方间谍了。未经任何调查审讯，拉多被投进苏联内务部的卢比扬监狱。拉多·山多尔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之冒死努力工作的苏联情报机构竟然会这样对待他。
1954年11月拉多·山多尔被释放。随后他离开了莫斯科，回到了阔别30年的祖国。在布达佩斯，他见到了自己亲爱的妻子叶琳娜和已成年的儿子。匈牙利接受了他，给他恢复了名誉。他以罕见的速度在学术界恢复了自己的地位，被授予自然科学博士、经济学博士，担任了匈牙利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匈牙利大地测量和制图学会主席，并且成为联合国地名专家组成员。
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以“无犯罪要素”撤销了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对拉多·山多尔的判决。
1972年，苏联总参情报部向拉多·山多尔表示抱歉。拉多·山多尔被授予苏联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此后他多次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地图专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并被授予人民友谊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