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姐姐，怎么是你啊？”电话那头，她仍旧叫得很亲热。我装模作样问了问她读书的情况，好像一切正常，她还是在佐治亚那间大学里念传媒学，Howard Roth对她来说远在纽约，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早就断了联系了。我也没好意思再做八婆，没有提那件事。挂断电话之前客气了一下，说请她暑假的时候到纽约来玩几天，她很开心地答应了。
宝宝房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开始装饰起来的。位置选在一间跟主卧室相连的凹室里面，大小约十五平方米左右。家居设计师介绍了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来画壁画。有四五天时间，每天下午三点钟，就会有一个金红色头发、满胳膊满脸都是雀斑的男孩子准时出现，站在人字梯上往墙壁上画画：夜空、云朵、月亮、星星、有着漂亮光环的土星，还有老式双翼飞机，飞行员长长的白色围巾在身后飘起来，猜得出来原型来自于《夜航》里的圣埃克须佩里38。画画的男孩子身材极其高大，自信开朗，完全不是我想象当中艺术家清瘦乖魇的样子。我很喜欢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画，而他好像也不在乎有人在旁边看，有时还会跟我聊上几句，直到六点钟收拾东西走人。
日子过到四月份，空气逐渐变得温暖清甜。白色婴儿床、绗缝出德雷斯顿图案的白色小罩被、纱帐、摇椅、小衣橱、换尿布的桌子、兔子、小狮子、猩猩、老虎、长颈鹿和河马玩具，渐渐地放满了整个屋子。我长时间地坐在婴儿室里，看着墙上的图画，想象将要生活在这个房间里的小宝宝会是怎么个模样。有的时候，甚至会把着围栏看空空的小床。偶尔Lyle也会加入进来，跟我做一样的傻事，默不出声地看上好一会儿，好像里面真地睡着个小孩子似的。
产前检查仍旧是一个月一次。虽然我觉得自己又笨重又浮肿，但医生每一次都说我体重增加得有些慢，提醒我注意饮食，还做了额外的几次超声波检查胎儿是不是在正常发育，总算我的Caresse一直都长得挺好的。倒是我三不五时的出些状况：有生以来第一次被验出来贫血；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让毛细血管变得异常脆弱；不断胀大的子宫压迫到我身体里某条血管或是神经，做有些姿势的时候会突然心跳很快，有时甚至还有心悸的感觉。
四月的一个晚上，我换好衣服准备跟Lyle去参加一个酒会，突然觉得鼻子里有东西，我抽了条纸巾擦了一下，大滴大滴的血从鼻子里涌出来，沾到衣服上，落在更衣室的地板上，怎么也止不住。我害怕得慌了手脚，Lyle看到了，连忙抱我到床上，叫Damala拿来湿毛巾冷敷，又打电话叫了医生。因为我刚刚验过血，医生到了之后，看过最近的一张验血单就说没有大碍的，只是伤到粘膜上的小血管所以出鼻血而已。我换了睡衣，鼻孔里塞了一团棉花躺在床上，Lyle坐在床边陪我，但身上仍旧穿着出门的衣服。
“我没事了，你自己去吧。”我跟他客气。
他亲了亲我的脸颊，回答：“乖一点，早点睡觉，不用等我。”我没想到，他真的走了。
半夜里，我被嘴里腥咸的味道弄醒。鼻血又在不断地涌出来，白色枕套上已经殷红的一摊，我赶紧仰起脸，血倒流进喉咙里，咕咚咕咚的咽都来不及。Lyle还没回来，我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伸手到床头柜上抓过一大把纸巾捂住鼻子，加了件衣服，出去叫醒Damala，瓮声瓮气地对她说：“对不起，吵醒你睡觉，麻烦叫辆车子陪我去医院好吗？”
到了急诊室才发现医生也做不了什么，孕妇不能用大剂量的维生素K止血。确定鼻窦没有异常之后，医生发给我一个冰袋绑在脑门儿上，加速凝血。快三点的时候，Lyle终于来了。我不想跟他讲话，他问我怎么了，我只说很累了，而且头晕。四点钟我们离开医院，他的车子泊在门口的路边，司机窝在驾驶座上睡觉，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违章停车的罚款单。
罚款单的金额是一百五十美元，好像是违章停车的最高额度了，可能因为车子是很漂亮的凯迪拉克加长礼车，而且竟敢大模大样地停在医院门口的马路上面。
从急诊室回家之后，我懒得说话，他也没有说对不起，或是任何类似于道歉的话。只是第二天很早回家，进门的时候给了我一只打着Chaumet39印记的棕色绒面盒子。我看都没看，丝带也没解就扔进了衣橱的角落里。
不过，我们倒没有立刻吵架，婚后的第一场仗一直要等到母亲节之前的那个礼拜才开打。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在那之前，我刚刚给妈妈寄去一个睡衣礼盒，祝她节日快乐。那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仗，从头到尾我们也没有吵几句，实际上却是一个转折点，跟表面上全然不一样。那时已经是五月份，天气逐渐热起来，空气变得绵软湿润。我体重接近一百一，脚和小腿明显水肿，腹围九十二厘米，每天就是逛街、散步或是孕检，除此之外，很少出门。
那天晚上，Lyle又要我跟他去一个晚会。出门之前，我在更衣室换衣服，一件黑藏青的缎子连衣裙，裙边有同色的薄纱镶拼。Damala帮我系背后的腰带，Lyle走进来，靠在门边看了一会儿，说：“你一定要穿这件吗？”
我听得出他的言下之意：光亮的缎面让你看起来像个气球。我告诉Damala不要系了，然后一言不发的开始脱衣服。
“怎么了？”他凑过来问我，“你生气了？”
我推开他，背过身去套上一件运动衫，只可惜动作笨拙不够利落。
“你到底怎么了？”他又问了一遍，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厌烦了。
我觉得推他的那一下可能有点重了，逼着自己好声好气的回答：“我不想去了，我头疼。”
他紧接着就说：“你如果不是整天在家里睡觉的话就不会头疼了。”
我一下子不知道再跟他说什么了。那个时候，我怀孕八个月，连续的失眠让我的气色和脾气都变得奇差，在平常很普通的一句话也会让我大光其火。肚子又大又重，根本不能平躺，我最喜欢的睡觉姿势——趴着睡更是不可能了。每天晚上，我都遵照医嘱朝左侧卧，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睡梦里又会翻到右边去。Lyle也在医生那里听到过这个说法：左侧卧位更有利于胎儿的循环和呼吸，怀孕七个月以后尤其要注意。于是，某天晚上，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他推醒：“e，你转到右边了。”他说完很快就又睡着了，睡得平静酣畅，留下我一个人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左半边身体从肩膀到胯骨都酸痛难忍，身上一阵一阵的燥热。我在背后垫了两个高枕半躺半坐了很久，然后索性起来出了卧室，摸着黑在客厅里晃着胳膊走来走去，一直走到钟敲过三点半，累得睁不开眼睛，才又回到床上去。
但是，这些话如果真的要我自己说出来，全是没有用的废话。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重复：“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随便你。”他冷冷地回答，然后自顾自地走出去。
他离开之后，我在Damala面前装作没有什么的样子，读了几页书，看了一会儿电视，十一点的时候关灯睡觉。我在黑暗里躺着，一直到十二点多还是没睡着，气急败坏地爬起来，把一只滴答作响的老式座钟扔到客厅沙发上，埋在靠垫堆里，然后又回到床上躺好。一点钟的时候，我彻底放弃了，开灯起来，坐在床上看了一部没头没尾的电影。薇诺拉？赖德演一个有精神问题的女学生，看到男朋友来精神病院探望她，要带她逃走的地方，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面的情节都不记得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Lyle站在床边，正好把电视机关掉。
我对他说：“你回来了啊。”
或许是因为睡梦里的声音听起来总是比较温和，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他在床边跪下来，捧着我的脸在我嘴上吻了一下。
“早点睡觉吧，上午我还要去产检。”我说。
“我陪你去。”他回答。
那一天跟往常不同，天亮之前的那几个钟头变成了我呼呼大睡，他抱着我睡不着。十点钟离开家出发去医院的时候，他和昨天夜里的派对只隔了一个冷水澡而已。
